本文摘自《冰下的人》，侯磊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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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八关
好像在第六关的某个地方，有个人上来，你不打死他，跟着他，一直沿着路走，他就会把你带到另外八个关卡，是人在水下打的，特有意思。他们都说能进去，但很难。
那粗麻制的绳子越摇越快，似带血的皮鞭，似绞肉机上的刀锋，同学们一个个都跳过去了，他们跳得轻盈，似小兔，似蹿起的野猫。那绳子摇成完美的弧形，似胳膊上腿上一块完整的肌肉，每个人都钻到正中间那最圆润宽广的地方。我感到我的肌肉被刮了下来，我即将如蚂蚁一样跳过去，我的眼前已一片血红。我努力往前跑，闭着眼，要穿过大绳编织成的墙。摇绳的同学面无表情，他们不管数数，只管盯着跳、摇绳。他们是机器，连跳绳的、摇绳的、数数的、体育老师、班主任……都是机器。
我也是机器，只是这台机器出了毛病。踢毽，我是不会的，根本踢不到；砍包，我砍不到人，只会满场乱跑。“递包！”“定！”他们一边把沙包高高抛过，另一边接住，先把我砍下去，大家再好好玩，好像是心有灵犀。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喊：“不加了，不加了。”可一会儿他们又加了别人。我过去，他们还是说：“不加了，不加了。”更有甚者，他们总是去菁菁小姐家玩游戏机，但从来不叫上我。老师多少次想提拔我当个班干部，可我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项是必须带我玩的：跳大绳和折返跑比赛。我们这里的跳绳比赛，不是论组，而是论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两个班肯定是死对头。我们每一项都在比、在较劲，在楼道里贴满各项挑战书与应战书。所有项目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大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兄弟。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要维护集体的荣誉，小学生也一样。我们绝不和外班同学交朋友，我们对他们就是打。
没有人不想融入集体，只有我这样常常抹黑的才会被抛弃。跳绳比赛的种类多得超过校园里的鲜花，分单摇、双摇、编花、一带一单摇、一带一双摇、双摇前编花（简称双编）、集体大绳等等。我每次看着，单摇一分钟，他们能跳到一百六十八个。那绳子是另一种塑料，像橡胶，绿色、极细且柔软，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也不会僵硬。跳起来时，我看不到绳子，只见跳绳的人每次都高高跳起，听绳子打地啪啪啪地响。编花是编在身前，跳过去时左右手交叉，双编是编两次。还有个同学能跳双摇后编花，是在身后编两次，我看不明白，更跳不了。
我想起体育老师的教导：“前面的，跳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能多往前就多往前，得给后面的留地方啊，要不就撞上啦。跳完了赶紧走，你以为是玩一加一啊！”“一加一”也是种跳法，绳子更长，人更多。一个人上去了，跳几下再加上一个，要比最后哪一组加上的人最多。上去一个人，还有人拍着手，跟着喊：“一加一等于二！”每当我全神贯注当观众时，同学们就在大绳里玩各种杂耍，前面的忽然趴下，后面的人双手抓住他的脚踝做“推小车”状，这样两个人一起跳，像跳跃的甲虫。再有的像戏台上那样折个跟头，翻进大绳中。当然，这些同学们都做不到，都是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高明之处。我就在一旁让各种想象塞满我的脑袋，以度过那永远不带我玩的时光。
我冲到摇起的弧线下，那弧线美丽似彩虹，阳光被它打碎，洒落到我身上缤纷如落英。我闭着眼睛，那忽明忽暗的阳光落在眼皮上。而绳子兜着我的脚踝，脚被高高扬起如风帆，我的脸朝下，从大绳中飞了出去。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和神态，我的眼镜没有甩出去，因为有金属的眼镜链，只是贴在脸上，我爬起来加入跳绳的队伍。那队伍与大绳磨合如齿轮，另一组齿轮也在飞速旋转，那是二班的队伍，在我摔倒时还转得那么流畅。两个齿轮一起转动，从两台机器合并成一台。操场是齿轮的固定框，那校园是机器的外壳。再一次跳绳时，我低着头缩着脖子。我个子不高，身子很瘦，脑袋很大。我的身子像麻杆，我的脑袋像足球，他们说，离远了看，我像个棒棒糖。
我把自己蜷缩成武大郎，缩成同仁堂的中药丸。大绳砍到我的脸上并落到我肩上，我的眼镜被兜飞，眼镜链断了，眼镜落地碎成了几片蒜瓣。我的脖子被蛇一般的绳子缠住，摇绳像《红岩》里的行刑特务，他们用力一勒，再重新一抖手腕把绳子抡开。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我第三次跑进队伍跟着跳。我不知道要先迈哪条腿，我辨不清方向，我把后背冲着大绳，双手抱头如囚犯，比滚过去更难看。“你，下去！”体育老师冲上来，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我们
两个班共用这样一位体育老师，听说还是班主任和他关系好，他才为我们班多指导一二。我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耽误了体育老师和大家的时间。大绳比赛结束了。我们班输了。我的眼镜框是塑料的，粉色，镜腿很粗，但腿儿与边框连接的地方被我的脑袋撑大了。我把摔碎的镜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双手捧着，如同捧着一把洁白的花瓣。我不敢抬头看同学们，我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骂我。我的心里压上千钧巨石，我抱着摔碎的镜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一块粉色的花手绢递到我面前，那手绢脏兮兮的，有粉色的花朵和很细小的绿叶，不仔细看，更像风干的鼻涕。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同样戴眼镜的女生：“你怎么啦？”
她很胖很高，像一堵墙，像一座石碑。她的脸是圆的，圆得有点儿双下巴，她的肚子把粉色的裙子撑得鼓鼓的，像胡同里怀孕的阿姨。她伸出胖手，要来摸我的脸，我一下子躲开了。“你干吗？”
“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话有点儿不大清晰，每一句话，牙齿都咬在猫样舌头尖上，但只是轻轻地一硌，绝不会把柔软的舌头咬痛。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大舌头。“玩什么？”
“捏橡皮泥。你叫什么？”
“小雷。”
“我叫静琪。”
这个名字耳熟，这个胖女生没见过，她像个幽灵，学校里从来没有她的影子。作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我始终在角落里偷窥每一个人。我能记住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并在心里反复地揶揄。她若是我们学校的，我肯定记得她。我开始想。我想起来了，一年级上学第三天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在班里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班的小雷和二班的静琪都戴眼镜，大家多帮助帮助他们。”所有的同学都扭头看我，我打开眼镜盒。那眼镜盒是按开的，我在开启机器。眼镜被眼镜布包裹，散出一股花露水的芳香。我退下眼镜布，打开眼镜腿，慢慢戴上，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在拔剑出鞘，那剑正发出龙吟。我看清了每一张扭头的脸。从此我有了武器，我戴眼镜，要受照顾。但我感到这班里还有人戴着眼镜。为什么同学们不去看他？他是谁？我前后与同学对眼，我扭头看墙，墙上有赖宁像。我明白了，这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戴眼镜，一个坐在班里，一个挂在墙上。我的眼镜比他的厚。
除了赖宁，我的脑子还记得另一个名字：静琪。
作品简介
《冰下的人》，侯磊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4月
我一直觉得读者也就罢了，作为编辑偏要把一本小说分类成“严肃文学”“纯文学”“通俗小说”巴拉巴拉是很不专业的一件事。严肃文学之中，包含着人类灵魂最美丽的结晶，
我们可以在《冰下的人》之中找到这一点。毛姆说一切文学的本质都是消遣，是寻求安慰或刺激，侯磊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我眼里，小说只有好看，和不好看两种。这本小说是好看的。
本书是青年作家侯磊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以北京当代中下层人的生活为主，展现了人在生活中的困境与无奈，以及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与挣扎。如《少年色晃儿》，写九十年代北京不良少年；《积极分子》写街道居委会大妈；《女司机》写女性的出租司机； 作者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写过诗，搞过文史，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跟随阎连科、刘震云、梁鸿、张悦然等名师学习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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