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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芬《海上繁花》:沉船往事新说

最近,“‘里斯本丸’沉船往事新说——杨怡芬书写海上故事又一新作”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办。

活动现场


最近,“‘里斯本丸’沉船往事新说——杨怡芬书写海上故事又一新作”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办。作家杨怡芬携新书《海上繁花》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理,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一起重返历史现场,走近一段沉没于东海之下的二战传奇,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与和平的深入探讨。

杨怡芬


杨怡芬为浙江舟山人,2002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中篇小说集《追鱼》、长篇小说《离觞》。新作《海上繁花》中,杨怡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点,塑造了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形象,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是感动和强烈的好奇心引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希望可以通过小说的方式,唤起人们的自我反省和对和平的珍视。”杨怡芬对侵略与抗争、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她认为中国人民的淳朴和无畏是她以“里斯本丸”号沉船史实进行小说创作的支点。

“和平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也需要警惕和平的脆弱性。通过自我反省和思考,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善意,以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金理称赞杨怡芬在《海上繁花》中的细节描写和对人性的描写,“这本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人性认知的两面,而和平的环境就是在一点一滴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当中,才能凸现出来。”

谈到阅读感受,方岩讲述了印象深刻的两点:一是战争对人性的改变。二是故事的层层堆叠。作者在故事中不断去挖掘史料,重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小说中不断用人物视角去置换,‘换作是我,我会不会去救人’,体现出对普世人心重新的反检,由己及人,换位思考”。方岩提醒我们,《海上繁花》表面是一个爱情故事,背后还藏着一个“历史的幽灵”,作家如何让“历史的幽灵”回荡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是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站在今天来看,历史问题很复杂。但重新反思并不是单向的,从历史角度理清线索,其实更有利于今天进一步思考自身处境。”

《海上繁花》


《海上繁花》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中日男女青年的甜蜜恋爱,另一条是“里斯本丸”的沉船事件。关于双线叙事,杨怡芬谈道:“两条线的设计是为了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虚构了一个写作者‘我’,一部分是‘我’与日本女生香织的相识、相知、相爱。另一部分是‘我’写了三个小说,带着这三个小说到香织家里求亲。”同时,她觉得自己的写作漫长而匀速,“可持续的慢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自己与小说有更长时间的接触,二是叙述语调的稳定”。她说:“写作就跟打游戏一样,虚拟而又真实,如果能遇到几个全心投入的读者,我的幸福将是双倍的。”

作为一名来自舟山岛的作家,杨怡芬谈到了互联网时代给“小地方”作家带来的机遇和突破。“互联网将华文写作与世界连接以后,舟山这个小地方就自动接入这个网络,突破了小地方的局限。”她强调,“小地方”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狭隘的定义,而是一个可以与世界对接的平台。她感谢互联网的发展,使她能够与更广泛的读者分享和对话。

金理补充道,“小地方的作家也能拥有大视野和蓬勃的创作力。”他鼓励作家们打破地域限制,与世界对话,展现自己的独特思维,“作家的创作力量是无边界的,无论来自何方。”

活动的最后,杨怡芬表示她将继续用写作探索历史的可能性,希望为读者呈现更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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