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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谈: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今年八月上海国际文学周期间,作家辽京携最新小说集《有人跳舞》做客思南文学之家

今年八月上海国际文学周期间,作家辽京携最新小说集《有人跳舞》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与华师大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评论家项静、《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方岩从新书出发,讨论了小说在当下时代的价值、小说如何处理现实经验、好的文艺作品具备哪些要素、如何创作出富有生活质地的小说、女性作家如何运用男性视角创作小说等话题。以下为当日分享活动的速记精编稿。

活动现场


35岁左右才明白“到底什么样才行”

方岩:据我对辽京的了解,你从事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工作,从社会地位和社会报酬上来讲都还不错,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写小说的?

辽京:一开始想写,不是因为有外界的机缘或者外力的推动,想写是因为我可以写,别的事情我好像也不擅长。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过尝试,那时候写的东西现在不可能拿出来,有很多不成熟,甚至很糟糕的东西在里面。但是那个阶段即便是失败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有意义的,它非常有效地让我断绝了朝某些方向去发展的可能。那时候写过所谓的历史小说,有点像网络文学但是远远没有现在网络文学写得那么好看,也写过家庭故事,但是家庭关系非常黑暗、非常不现实。

那些失败的尝试给了我很多否定的感觉,让我知道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到底什么样才行”这个问题一直到我35岁左右才明白过来。试错的过程慢慢给自己写作的方向做减法,发现不能写天马行空的东西,不一定写埋藏在历史深处或者过去未来太遥远太渺茫的内容,可以写身边的现实,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年龄,有了足够的时间、经验和阅历,对生活有了一点点自己的感知。重新拿起笔的时候对我而言是个很好的契机,是不断试错之后得到的唯一的方向。当时作为唯一方向去写的是跟我自身经验有关的故事——女性的故事,经过这几年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可以打开更多的触角,在比较适合我的写作基础上去探索更多的面向、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我写作的历程,从一开始盲目到后来清晰,从清晰的简单的慢慢走向复杂。

小说如何描述亲密关系里的伤害

方岩:《有人跳舞》这部集子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倾听》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的是一位女性在游轮上遇到另外一个女性,前者不断地向后者诉说自己的恋爱、婚姻中的种种遭遇。到了结尾,读者才发现原来是她幻想出对话和倾诉,她始终是一个人游荡在游轮上,游轮又漂浮在一片大海中。男性要么在女性生活中缺席,要么就是对女性施加种种有形或无形的伤害。那些细节使人战栗。

辽京的有些小说带有这个时代主要传播媒介的特征,比如她的部分小说带有强烈的电影化特征。《新婚之夜》只有一个场景,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房间里,始终是各种对话,但是在对话中内嵌着丰富的叙事层次:生活的欲望,情感的纠缠,言语中或隐或现的暴力。整篇小说是几个人在房间里聊天,但是叙事的张力却惊心动魄。

辽京:《新婚之夜》《吮吸》《倾听》,这三篇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有限的空间环境里发生的,三篇的创作时间也是相近的一两年间,那段时间我比较喜欢小空间里的人物直接冲突,不管是情感上的对照还是物理上的对质。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利用有限的空间,可以最大程度节省作者在空间转换上的笔墨,可以让人物最短时间内在受限制的环境里迸发出心里最隐秘的冲动、最强烈的情感。

《新婚之夜》和《倾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讲亲密关系中的伤害,像黑暗的舞台上或者黑暗的小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亲密关系中的伤害本身就是非常隐秘的,这种伤害发生之后会被女性深深埋藏在心里,因为在种种社会规训和传统的教条之下,我们不习惯把这些事情大声地说出来。影视作品、新闻传媒不会大量谈论两性之间隐秘的伤害,而文学作品作为现实的触角,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去谈论更多平常不触碰的角落。在小说里,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或者两个人在一个游轮上,都是很简单的情景,但是我希望在简单的情景里尽可能向人心深处去挖掘。

《有人跳舞》


方岩:项老师对这几篇小说有什么看法?

项静:我们经常说“艺术生于限制,死于自由”,你给它太多的自由反而没有力量,在种种限制之下,当它集中在一个点上的时候恰恰有可能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可以看到辽京小说的广阔性和多面性,但也有其集中性,其中一个点是她比较注重走向内心,选材上比较专注于都市女性生活,把所有的元素考虑到之后又集中在人物的内心。总体来讲,这几篇小说都会给人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感,力量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爆发的力量,并且这种内心深处的力量又有向外的力量,引起读者的思考。

我们的舆论生活有一部分是被电视剧里的家庭生活、都市情感占据着的,它们在不断地给我们生产这样的故事,也不断地给我们生产应对这类故事的情感结构。看辽京这些小说的时候,可以迅速地摘取出一些社会事件,比如家庭暴力事件、女童性侵事件,但是它跟社会新闻、跟电视剧的讲述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电视剧或者新闻叙事给出很完满的叙事效果,每一种表达都有自己的客观条件和局限性。如果说小说在这个时代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恰恰是因为小说能够在其他叙事方式所缺失的部分去做一个有效的填补和探索。

《新婚之夜》《吮吸》《倾听》这三篇小说首先都是走向内心风暴,专注心灵的表达方式。其次,这几篇小说都有一种共同的紧张感,小说内部一直有一种延续的让人紧张的力量,而抵达结尾时,又有一种对前文强烈的反馈和收束,整体读下来有一种跌宕曲折,小径通幽的整体结构和精致感。

好的文艺作品,不做道德法庭

方岩:项老师可以接着聊一聊这部集子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项静:我比较喜欢《星期六》和《娃娃》,这两篇小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故事很难概括。我喜欢很难去概括的小说。把“星期六”这个题目做一个延伸,在小说中的表面意思是一个习惯,男主人公每个星期六会到医院看他残疾的哥哥。任何人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惯,这个习惯背后可以无限延伸,中间有非常多的含义,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解读。

《星期六》这篇小说里自始至终有一种很伤感的成分,从男主人公跟女朋友的相遇,到后来两人结婚要面对双方家庭的差距。小说在这些部分都没有和盘托出的制式性的矛盾——比如家庭财产悬殊或者因为有残疾的哥哥而在感情上产生矛盾,反而是很顺滑地过去了,似乎这些并不重要。为什么在这些位置没有出现我所幻想的情节?这样的小说首先会有一种新奇感,它给我带来一种陌生的感觉。《星期六》里很伤感的基调,不是简单廉价的伤感。它通过一些简单的话语,表达“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这种伤感来自对时间流逝不可挽回的感受。包括《娃娃》这篇,虽然核心是性侵的故事,但是可以从中看到时间消逝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女童性侵事件不可避免地被时间遗忘,她的爸爸妈妈也忘记了生活中极其伤痛的事件。

辽京:《星期六》有直接的原型,这对兄弟的原型是我奶奶家的邻居,哥哥因为非常罕见的疾病瘫痪在床,因此这家才要了第二个孩子。他们家妈妈很早去世了。当时有个国外的机构找到他们,提出作为世界罕见病的病例可以到国外治疗,但是这家的爸爸是个普通工人,小儿子还很小,不知道为什么拒绝了治疗的机会。可能对陌生机构不信任,或者某些认识上的差异。因此这家的哥哥一直到成人都是瘫痪的状态。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起这家人,总说弟弟将来谈女朋友是个问题。妈妈已经没了,爸爸身体不太好,哥哥二十多岁180多斤,将来他会是弟弟的责任和负担。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是个很败落的水泥厂家属院,基本没有年轻人,他哥哥跟我差不多年纪,弟弟是我妹妹的玩伴。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过着什么样的日子。那一家人始终在我印象中,是我少年时期的一段记忆。写的时候,把这段记忆从混沌中推演出来。故事里婚恋的情节,常规来看可能会遇到问题,女孩会觉得男孩的哥哥是拖累,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贴近现实的,有原型,写的时候很顺畅,我希望传统的家庭矛盾,包括婚恋问题,放在故事里,不需要太鲜明太常规的戏剧性的冲突,而是有现实起伏的柔缓波纹。

《娃娃》这篇关于少女受到侵害,写这个是因为我做了母亲,做母亲之后,对孩子的爱和情感是混杂着恐惧的,这种恐惧是失去的恐惧。你会想:如果有一天,他遇到这样的意外或者不幸,我会怎么样?能够继续往前走吗?我能够遗忘他吗?这些是刚刚有孩子那几年经常会想的,这种恐惧是时刻伴随的,在那样的状态之下有了《娃娃》——我想看青春期少女的母亲失去女儿,是走出来了还是把那段记忆尘封了;她最后又怀孕了,她失去的孩子是不是彻底被遗忘了,经历过那个时刻的母亲,最终她又走向新的生活。

方岩:我们一直在聊处理同样题材时,小说与新闻、狗血影视剧之间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到辽京小说的高明之处。新闻和家庭伦理剧往往能给出很鲜明的道德观和很明晰的价值判断。而明确的道德观和直白的价值判断,本身都是很单薄的,在道德崇高与道德泯灭之间还有一大片的灰色地带,其中的意义层次很丰富,铺陈在日常生活中间。

小说《星期六》里,健康的弟弟的好像天然背负着照顾丧失自理能力哥哥的责任和义务,压在弟弟身上的道德负担特别沉重。但是从结尾来看,有些道德负担其实是自我施加的,或者是社会舆论导致的。但当弟弟抽离其中,就完全可以用更从容更平和的心态来处理日常生活中承受的道德压力。这个小说留下了这样颇具道德张力的话题。

《娃娃》的故事主干,说出来特别像社会新闻——夫妻两个关系不好,导致孩子出走,孩子出走过程中被性侵致死。如果是新闻,这时候我们会把很多道德谴责施加于这对夫妻身上,孩子成了不和谐婚姻关系赤裸裸的牺牲品。在道德光谱上讲,这种道德指责很鲜明,你不能说它不对。但当这种事情落实在很凌乱、复杂的日常中时,你会发现所有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小说结尾的时候,当妈妈开始孕育新的生命时,她对死去的女儿不那么怀念了,她的道德重负在逐渐地释放。而这个故事所包含的道德意味也变得更为复杂。

辽京:她最终走向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内心的道德法庭里。

方岩:生活中的道德光谱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根本不可能用影视剧或者社会新闻来呈现,可能小说会给它一个容纳的空间。

项静:刚才两位聊的很有意思。艺术都有形式,有形式意味着一定会有程式,会有固定的模式,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一定会形成比较固定——虽然还没有被固定化——但大家心里都有关于艺术模型的大体轮廓。艺术有形式,但生活是没有形式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辽京的很多小说里都涉及一个人受到伤害,无论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朋友之间的伤害,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伤害都会影响你下一步的选择,影响你的行动。但是受到伤害的人面对自己被伤害,面对灾难突发事件等巨大的生活变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程式可走,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真实的生活里去选择怎样去应对、怎么自救、怎么重新把自己组合起来,重新再保持人的形状继续前进。

好的小说、好的艺术一定是在程式结束的地方再重新开始,重新做出自己的解读,赋予生活更多的可能性。辽京的小说有非常个人化的部分,她对女性生活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她提到她会把写小说看作是对自己困惑的解答,这种解答不是真实的解答,而是一种可能性的解答。这就是方岩前面提到的“作家有倾诉的欲望”,创作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么强的写作动力。

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不同的世界

项静:有很多人会问女性作家,你是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讲故事还是站在雌雄同体的角度,这种讨论很有意思。除了书写女性生活,我也看到辽京有很多小说——起码这个集子里有三篇——都是站在男性的视角讲故事。《好男孩》写男生宿舍里的故事;《门外》站在男性的角度讲婚姻家庭;《暴雨内涝》是男性幻想杀死一个女性的故事。这三篇很值得一读。想问辽京:当时为什么选择用男性视角讲这些故事?

辽京:《新婚之夜》那个集子里最长的中篇也是站在男性的视角去看女性的故事。运用各种各样的视角,不管是男性女性、老人小孩、机器人的,还是动物的,首先是技术问题,因为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不同的世界。站在男性视角和运用男性视角,还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像《门外》是运用男性视角,主人公的目光中有两个女性,一个是他的前妻,一个是他后来遇到的初恋对象(也是他艳遇的对象)。他的目光中两个女性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对这两个女性有什么样的误解、有哪些刻板印象?他有哪些粗暴的来自男性的判断?他对前妻的印象就是脾气坏、不讲道理,但他是否关照到她产后的痛苦、抑郁;他对初恋对象的认知就是单身母亲,“我是单身父亲,我们有过罗曼史,我们在中年相遇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他一直在讲他自己的感受,跟她在一起的感受,但最终结局证明他的感受是错误的,是误解——他想要亲密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对方向他提出索赔的要求,导致关系最终破裂。虽然这个故事没有从女性视角讲,透过男性的视角,可以看到他的想象和虚妄。可以说是中年生活的映照,他从艳遇的探险中退回到和儿子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他有这种觉悟是看到他的儿子,一个中学生跟女同学肩并肩手牵手地走在树荫下,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变老,时间在流逝,这种时间感在中年人身上的流淌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感受。

《好男孩》是看暴力(或者以正义为名的道德审判)是如何在男生宿舍几个人的小环境里发生的。经常看到网络上的争端和争吵,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扛着正义的大旗,但是自以为站在正义的一边是不是就可以无限地伤害另外一个人?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看故事能够有哪些发挥、能够传达哪些面向是我想在这篇里探索的。男生宿舍,四五个人,他们的对话很多,是一个人被一群人审判的困窘,类似的情景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角落都会发生。

方岩:两位提到的《暴雨内涝》和《门外》都是男性视角,这一点也是辽京区别于部分女性写作者的卓越之处。这两篇以男性为视角的小说都没有刻意把男性描述成为千篇一律的负面形象,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点无辜。两个主人公有着共同的特点——男性想进一步发展亲密关系的时候,被女性中断了,两篇的内在结构有相似性。这些男性视角的叙事对于辽京而言,更像是关于女性的自我反思。

小说中的生活质感

方岩:我们之所以不断强调辽京处理女性话题所表现出的广阔性,是因为她善于在人和人之间交流互动过程中去呈现问题的复杂性——所有事情都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她的男性批判跟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言行有很大关系,同时还有社会习俗、传统家庭关系对这种男性无意识的无视或者说纵容。《张口结舌》里面反复出现一个细节:女性主人公成年以后,负担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她不断回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遥控器始终掌握在父亲手里,从她奶奶到她的叔叔、婶婶,没有人觉得遥控器在他爸爸手里有什么不对。她每次想看动画片总是被他爸想看体育频道的嗜好中断,没有人去理会一个孩子的心情,更别说去正视女孩到成年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对家庭的付出。辽京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控诉家庭和社会,也没有刻意地描述男性的种种不堪,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小细节,让每一个有反思意识的男性意识到这个社会中男性无意识言行如何对女性造成了制度性、习俗性压迫。这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这也是辽京的高明之处。

《有人跳舞》里有几篇小说涉及女性的自我剖解,这种自我剖解是一种邀约性的——把种种问题通过女性跟家庭、社会的一系列交往互动过程呈现出来——邀约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人进去讨论。这点特别打动我。

辽京:《张口结舌》里的遥控器,是有一点象征意义的道具。电视机曾经是客厅的中心,现在当然不是,现在有手机,每个人有一个屏幕。但是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每个家唯一的屏幕,电视台的节目也是固定时间播出,什么时间看什么节目可以说是权威的选择,在一个家里谁爱看什么,谁能看什么,遥控器掌握在谁的手里,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篇小说里的男性把遥控器拿在手里,不让给自己的母亲,也不让给自己的女儿,但是当他母亲变老、女儿长大的时候、当需要他支撑两代人的时候,他消失了,女孩和祖母之间在相互支撑,这个家庭的支撑最终由女性完成。

项静:我也很喜欢这个小说的主题,一个家庭里的权力关系,谈女性问题肯定会谈到女性跟男性的权力关系。我还看到另外一点,像主人公的奶奶是站在自己儿子一边,虽然知道这是个很不成器的儿子,对家庭没有贡献,没有支撑家庭,但在无形中奶奶的选择和话语是站在自己儿子一边,比如她跟孙女窃窃私语会说“你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房子为什么给你妈妈”,她觉得房子应该给自己的儿子。抢电视遥控器的时候奶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她是默许,这样的女性其实也是一个男女关系不平等的默许者和容忍者,一直在纵容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很懒惰、没有力量的男性形象在这个家庭里存在。这个小说往深里看还有类似的部分,包括女孩的两个姑姑,她们的话语里也含有这样的内容,最后当奶奶去世这个女孩很激烈地想要闹事的时候,她姑姑说“家里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这是非常有意味的。这样的内容小说里面有很多,没有办法简单以男性中心女性中心这样的话题去讲述它,里边有特别模糊的部分。

辽京的小说里有概念、有话题、有社会议题,而且还有作者的态度在里面,但是小说一定是靠细节和生活的质感表现出来的,写出生活的质地是让人特别羡慕的。

比如第一篇小说《名字》提到两个年轻的女性生活在一起,她们的日常生活里是什么内容?吃火锅的时候汤能不能喝,在家里浇花的时候是晚上浇还是早上浇,在床上能不能吃东西,睡觉之前要不要喝啤酒……

辽京:这一段描写的是两个女孩的生活,她们的关系比较亲密,其中一个很注重情绪和生活品质,会买很多漂亮的餐具、桌布。隔壁叫桃子的小女孩会找她们玩儿,因为桃子觉得这个家里的气氛特别好,自己家里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她到两个阿姨家里很开心。这是女性构成的小宇宙,她们过着田园诗一样的生活,生活里没有什么大的烦恼,在笼统的价值观或者生活观念上,两个人不会争论,她们需要争论的就是很细小的事情,这个小说里有一种女性的桃花源的氛围。

方岩:对细节的把握是优秀作家的基本功。涉及中国当代文坛目前的情况必须承认,男性作家在目前的评价机制里,在资源的占有上确实比女性作家拥有很多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一部分男性作家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我教育,放弃了自我修养,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连优秀小说家的基本功都不具备。辽京有漫长的写作前史,她在不断历练。而很多中国男性作家大概不需要漫长的写作前史,或者说长期的技艺磨炼,就能迅速被人关注。

项静:我们经常讨论,说一个作家很会写现实生活,很会写细节,这样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作品里的生活特别有质感。我们每天在经历这些细节,你不在小说中、不在艺术作品之中跟它相遇,大部分时间它们是处于无法被意识到的位置。在辽京的《名字》等小说的人物身上看得到自足自洽的生活乐趣,这个乐趣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个人间是值得的,这是一种宝贵的善意,而不是对它有一种厌弃感或者觉得它很琐碎。细节写得好,一方面使得我们觉得这个小说很有质感,一方面觉得生活本身是值得一过的,它提升了我们自己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旧的现实里,找到新的落点和希望

方岩:接着聊这个集子,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女性作家的优秀写作,而且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写作。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有它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是写两性关系,还是写人物和周遭世界的关系,辽京的视角,每一篇都不太一样。第一篇《名字》是小猫的视角,最后一篇《前夜》又涉及到最近两年我们经常谈到的科幻文学。《前夜》有科幻文学的框架,是关于AI机器人如何获得自我意识,甚至性别意识的故事。AI的成长其实是男权社会不断施暴的过程,主题很明确。如果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置换成那个AI,社会暴力、性别暴力施加过程及其后果会显得更加触目惊心。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最近热议的《芭比》。是不是聊一聊《前夜》和《芭比》?

辽京:现实生活的女性和机器人女性的差别,后者更容易被看作是物品。从人类角度来说,不管她具备什么智慧,运算能力怎么样飞跃,本质上仍然处在人类掌控之中,她是一个产品,有制造她的工厂,有维护她的技术人员,她每天做着机械的工作。虽然运算能力在飞跃,她从化妆镜里一次又一次看到自己,自我意识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挣扎。当机器人的自我意识成长到一定程度,她终于反抗,把她的管理者打伤了,到一个同情她的人类家中过了一夜,但第二天又回到了她的工作岗位上。这样一个循环,从反抗到回归的过程是不是AI机器人最终的宿命,她回到的原点真的是原点吗?她曾经有过的觉醒和反抗过程在她身上有没有留下痕迹?她只是千千万万机器人中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如果同时发生会怎么样?这样的过程如果发生千千万万遍会怎么样?它们有一天能否逃出人类的控制?现实生活中,我们曾经呼唤的,女性也好,其他弱势群体也好,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发出自己的声音?当他们的声音被压制,那些受过的苦难、吞下的委屈又去了哪里?发不出声的苦难还存在吗?他们将来会走向什么方向?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比较常见的。芭比从芭比乐园来到现实生活游历,最终回到芭比乐园,并不是回到原来懵懂的状态,她是带着清醒的头脑来到新的起点,这是这个电影很有趣的循环。相比小说,电影里这个循环给的东西更直白、更鲜明,因为你可以看到芭比这个人物的觉醒和变化。在小说中,女性机器人的觉醒是一个火花,最后像浪花一样消失了,不见了,她下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会带着回忆开始新的历程吗?短篇小说没有给到最终的答案,它给到了可能性,一个黎明,一丝曙光,剩下的部分是交给读者完成的。

电影《芭比》剧照


方岩:项静老师怎么看《前夜》?辽京谈到,女性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好像回到了原点。

项静:从辽京的讲述来看,她希望这些伤害或者成长留下痕迹——机器人可能被毁灭了,但有一部分芯片没有消失,当它进入到下一个机器躯体里,保存着前面的记忆。而且此前的性格和反抗也是她自己学习得来的,并不是程序设置的,是她自己有主体性后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反应,比如遇到侵害的时候有反抗的过程。《前夜》虽然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我觉得它是很明确的现实主义问题意识的写作方式。前面讲到动物视角的《名字》,一开头我认为是非常不一样的小说,但是走到后面几节发现又回到了很现实的问题,辽京写小说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有几篇充满了幻想,幻想家人或者幻想猫的故事,最后都有一个现实的落脚点,会迅速地回到现实。

像《雪球》也是,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说她喜欢编一些离奇的故事改变自己平庸无聊的生活,给生活带来一些刺激。作为写作者,辽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辽京:前两本书的读者会觉得这些故事很灰暗,好像没有给到出口,只是提出了问题。我在这本书开头写了几个字“尽处有微光”,希望大家读到最后,虽然回归现实,但是那是新的现实,不是旧的现实,或者在旧的现实里游历一番之后,努力寻找出口,落在新的起点,能够看到新的曙光。像《前夜》的结局,一个机器人的抗争也许是没有声音的,消失掉了,但觉醒的浪潮是无法遏制的。不一定要打碎当下的现实,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跳脱出来,到达新的地方,这是小说可以给到读者的一点希望。像《芭比》,芭比的结局是光明的,有梦幻感。从永生的乐园来到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意思的对照,真正的生是从意识到死开始的,如果意识不到会死,你觉得你永远青春年少,永远过着梦幻的生活,当有一天你想到“我死了会怎么样”,粉红泡泡就消失了,开始变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芭比到现实世界游历,最终的结果是获得真正的身体,真正通向死亡,这种通向死亡和她在梦幻泡泡里想到死的恐惧是不一样的。最后她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拥有一个有终点的生命。真实的生活比永生更珍贵。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我也希望读者阅读它的时候会获得真实感,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和现实世界产生连接。

方岩:辽京的这些小说,有些结尾好像是回到了原点,但这个原点不是循环。某种程度上,当日常、社会中两性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的时候,历史的前夜已经渐渐褪去,前方的不确定性中至少包含着希望。或者说,有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才有更多的可能性潜伏于黎明到来之前的昏暗却又躁动的光线中。

(本文整理者: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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