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推出，这个系列与之后推出的《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和《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并称为“大红袍”系列，迄今，该系列画集已经走过三十年，收录了三百多位艺术家的佳作。
近日，人美“大红袍”走过三十年座谈会举办，主办方介绍了“大红袍”系列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与会人员在肯定“大红袍”早期编辑出版意义与价值的背景下，也认为，其后在可观的出版规模之中，“大红袍”其实已有‘野蛮生长’的态势，并出现了一些社会认可度不高、存在一定争议的画集。
初衷：出版一部可以传世的画集
时间要来到新中国美术事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艺术品市场迅速发展，但艺术领域的出版物还存在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一套高质量、高水平的画集。
1992年，繁简字体双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正式启动出版工作，并于次年正式上市发行。在画集的选题上，入选者均为我国近现代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首批出版徐悲鸿、溥心畬、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蒋兆和、吴昌硕、张大千、黄秋园、吴冠中、任伯年、潘天寿、李可染、朱屺瞻、石鲁、李苦禅、吴作人、关山月、黄胄20位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繁体字版）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的装帧设计工作由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文昭负责。李文昭认为，这套画集的装帧设计应具备中国审美，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是：《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的封面选用具有辨识度的中国红、金、黑三色。
1995年，因台湾地区锦绣文化企业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停止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独家出资，扩大选题规模，同时在编辑和设计方面做了调整和改进。1996年6月，首批10册简体字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在内地与读者见面。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简体中文版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的出版中也凝聚着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据30年前参与过选题筹备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刘汝阳回忆，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假期，只要听说哪里有画家的作品，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带着摄像设备赶过去。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些私人收藏的作品会遇到藏家不给拍照的情况，我们就一直解释、不停地说服，直到令他们相信了我们是人美社的专业编辑，理解了我们在做的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画集。还有些作品散落在画家远亲的手中，得到消息后，大家通常连行李都来不及准备，连夜坐着绿皮火车前往，有时仅仅只为了一幅作品。”正是在这样一支专业、精干的编辑团队的努力下，众多名家真迹的资料得以保留，也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赢得名家和藏家的信赖、让他们愿意倾心交付作品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徐悲鸿《奔马》
据人民美术出版社介绍：“彼时，中国的美术事业和艺术品市场步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的问世，为当时良莠不齐的艺术出版行业建立了一个良性评价机制，即艺术出版不仅要关注作品的市场价值，更要关注艺术家的艺术水平。《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囊括的是近现代中国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精品佳作，入册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经过严格研判、审定的真迹，因而被收藏界人士视作‘保真认证书’。”
至2003年8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共收录56位名家的作品。
齐白石 《莲池书院》
发展：高速扩张与隐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艺术品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大红袍”的编辑出版面临一些新的情况，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在选题规划方面，在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的过程中，人民美术出版社收到了各方的积极建议，基于一些艺术造诣深厚但因年龄不满70周岁等原因无法入选的艺术家的需求，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后，决定于2003年推出“大红袍”的另一个版本——《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大红袍”由此发展为两个版本的系列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要求艺术造诣必须达到相当水平，且年龄须在70周岁以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则要求相对降低。
2003年10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陈永锵》问世，此后，《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与《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并行出版长达20年。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随着大量画集相继问世，“大红袍”进入高速扩张期。2003年10月至2012年12月，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大红袍”共出版了159位画家的作品集。2013年，艺术品市场突飞猛进的势头骤然放缓，一些画家、藏家以及艺术机构希望通过入选“大红袍”而保住“身价”，因而“大红袍”的市场热度丝毫未减。在此后的三年里，共有93位艺术家的作品集得以出版。据统计，2003年10月至2015年12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出版了142本，《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出版了110本，平均每年出版20多本，“大红袍”的出版规模急速扩张。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展现了多个画派的艺术成果。其中有“长安画派”奠基人赵望云，有新中国山水画代表人物、新金陵画派领军人物钱松喦，有与李可染、李斛齐名的新中国美术改革派画家宗其香，有近现代小写意花鸟画代表人物、被誉为“牡丹之王”的王雪涛等。此外，还包括吴山明、程十发、黄君璧、曾宓等名家。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钱松喦》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赵望云》
提起这一时期出版的“大红袍”，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退休编辑王玉山回忆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宗其香的那本。集中收录了不同景别的城乡夜色，你能读出画家那些委婉含蓄的情愫，就藏在这梦境般的画面里。”在人生的最后20年，宗其香离开了美术界，隐居在桂林山水间。在此期间，曾与他齐名的画家们大都已成“大师”，他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他去世五年后，其夫人武平梅想以一本画集的形式纪念相濡以沫的伴侣。2004年12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宗其香》问世，再次将宗其香与他笔下的山水带回大众视野。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宗其香》封面图
然而，“大红袍”在高速扩张的形势下也面临着隐忧。一位当时参与“大红袍”出版的编辑曾谈道：“在可观的出版规模之中，‘大红袍’已隐隐显露出‘野蛮生长’的态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个别社会认可度不高、存在一定争议的画集。
当时，“大红袍”的艺术家评选尚未制定明确的标准，评选过程仅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相关编审人员商议决定。不够完善的评选机制和大规模的出版数量，使这一时期出版的部分“大红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一些艺术家试图将“大红袍”当作抬升自己市场地位的工具，想通过画集的出版来包装和营销自己，《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崔如琢》于2010年8月出版，当年，便有大量崔如琢的作品送拍。次年，崔如琢的作品迎来市场关键转折点，《盛世荷风》在当年的香港佳士得秋拍上以1.28亿港元成交。
此外，受大热的艺术品市场影响，“大红袍”也出版了极个别不符合年龄标准的艺术家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出版时，范曾不满70周岁，打破了年龄这个当时唯一可以量化的标准，这无疑让“大红袍”的专业形象受到一定的冲击。
其次，个别艺术家的绘画表现形式存在争议。这一时期有少数画集收录了一些融入艺术家强烈个人色彩与表现风格的作品，引发了一些争议：这种做法是鼓励中国绘画的创新，还是会导致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误读？最后，在装帧设计的品控上，最具辨识度的装帧设计开始走样。当时社内几乎所有编辑室都在做“大红袍”选题，松散的出版管理方式使画集的装帧失去统一性，出现了函套尺寸参差不齐、封面色调深浅不一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隐忧，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直面问题，重整“大红袍”的出版机制。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王雪涛》封面图
201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通过多项举措希望扶正“大红袍”这个行业标准。
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邹依庆谈道：“为了保障评选机制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社领导决定‘大红袍’的评选引入社外专家参评。”201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专门成立品牌中心接手“大红袍”的出版相关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大红袍”的评选和编辑出版流程走向规范化。
人美“大红袍”画家迎春作品展
在评选专家方面，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了由79人组成的全国“大红袍”评选专家库，涵盖当代中国艺术领域领军人物、各美术门类的权威专家、美学专家、鉴赏家和拍卖机构、画廊的专家。每次从专家库中抽选专家时，其身份信息是完全保密的，即便是“大红袍”的编辑，也不知晓当次评选专家的信息。
在评选机制方面，人民美术出版社采取独立评审制，每年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29位，将候选艺术家名单汇总成册，单独寄送给每位评审专家，由他们对候选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投票，得票超过总票数2/3的艺术家入选。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陈玉圃》
新的评选机制一经实施，出版门槛也随之提高，人民美术出版社每年从30多位候选艺术家中只遴选3至5位成为年度“大红袍”入选艺术家。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相继收入王子武、陈玉圃、柳子谷等名家的作品。据编辑们回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王子武》首版于2016年10月上市，画集在上市前夕就已被各大书店预订一空，为满足市场需求，又紧急加印2300本。晚年的王子武几乎不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但“大红袍”的出版唤起了读者对他的记忆和喜爱，也给市场带来了优质的内容和高雅的格调。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王子武》
人民美术出版社从2022年开始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和《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这两个版本的“大红袍”合并为一个版本，同时更名为《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不再以年龄作为划分依据。画家胡献雅是改版后首批入选“大红袍”的艺术家之一，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龚循明同样是改版后入选“大红袍”的艺术家之一。《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龚循明》收录的作品全部为瓷画。
至2023年，“大红袍”三个版本已出版了339位艺术家的画集，累计34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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