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钧先生与中华书局

今年是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汤志钧先生期颐大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了“庆贺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暨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笔者蒙邀参会，并受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委托在会上致辞，向汤老先生送上中华书局的美好祝福。

赴沪前，致电书局原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先生，说明此行任务。陈先生深感欣慰。关于汤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陈先生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早有深思，写有回忆文章文稿，总结出三点：汤先生是在书局出书最多的作者，是对近代史编辑部助力最大的学者，是书局总编辑的挚友、编辑的良师。这三点道出了老中青中华人的共同感受和心声。

在书局出书最多的作者

近代史学界，著作之丰，汤先生不失为一位，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主要围绕康有为、章太炎的研究，一共有12种，其中著作八种： 

《戊戌变法简史》，1960年8月出版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1961年4月出版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1979年10月出版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下），1982年6月出版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1984年10月出版

《近代经学与政治》，1989年8月出版，1995年3月再版，2000年8月第3次印刷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下），2013年3月出版

《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2018年3月出版

编纂整理的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4种：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1977年11月出版

《康有为政论集》（上、下），1981年2月出版，1998年6月第2次印刷

《陶成章集》，1986年1月出版

《王韬日记》（与方行合署），1987年7月出版，2014年再版

据汤仁泽先生编的《汤志钧先生著述目录》，可见汤先生还有16篇文章刊于书局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文史》《书品》和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近代报刊影印说明4篇、《文廷式集》序1篇。

在书局出版，又堪称汤先生代表作的当属《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近代经学与政治》《章太炎年谱长编》三书。

汤先生与书局结缘始于“书”，早在1958年，年仅三十多岁的汤先生将以文言文撰写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投稿书局，受到老一辈出版家、曾任近代史编辑组组长张静庐先生的青睐，该书于1961年4月出版。

1963年书局计划再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建议：“改为语体文，每个人物的活动，不要限于戊戌，可以综合一生分析研究。”为此，汤先生广泛搜求史料，“作了大量的补充、修订、改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增订题记”）从初版到增订本，“越廿余年晨昏，积百万言芜稿”，又是“南北访求，耆老征询”。至1980年复经长达十个月的正楷繁体缮写，方成定稿。汤先生后来忆述：“盖余所撰各书，以此书缮写最具功力也。”（汤仁泽：《百岁汤志钧：为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三大思想家的深入研究探索之路》）1982年增订本问世，全书仍以文言文写就，繁体直排，篇幅已较初版增加了近两倍。该书问世后，广受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戊戌变法人物、史事的重要参考书。

《近代经学与政治》的出版，不仅是汤先生学术积累的一个呈现，也是出版者和作者间有效互动、桴鼓相应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上出现一股文化热潮，书局总编辑李侃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将成为热点。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规划会议上，他及时联络近代史学界的学者，建议组织力量，成立编委会，编写一套《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并亲自出面向钟叔河先生发出邀约，把《走向世界丛书》每本书的叙论汇编成书：《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又提议由汤先生撰写《近代经学》。越数年，书稿写成，交给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经编辑部审读，提出：“书中谈经学和近代政治的关系多，而对经学剖析少”，建议“把书名改为《近代经学与政治》”。汤先生欣然采纳了编辑部的建议，认可书名的更改“比较恰当”，于是“把书名更改，又补了一份大事记”。（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序”、“后记”）

60年代初中期，汤先生的《章太炎政论集》已编就交稿，书局业已排版校对，还请古代史组老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马宗霍先生阅读了校样。至70年代初，选文略作调整后，定名《章太炎政论选集》，于1977年印行。

对近代史编辑部助力最大的学者

除了在中华书局出版自己的著作，汤先生还对书局尤其是近代史编辑室的出版项目，予以热心帮助与支持。

上世纪70年代，汤先生应古代史组副组长（后任副总编辑）赵守俨之邀，参与《宋史》点校工作。据汤先生忆称：赵守俨先生开始是找到上海师范学院张家驹先生，经张先生绍介联络到他，由他们二人负责标点；“文革”结束后，他和复旦大学的杨宽教授共同完成《宋史》的定稿工作。（戴海斌：《汤志钧先生访谈录：我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80年代初，汤先生又应时任书局副总编辑李侃之请，出任《梁启超全集》主编。

早在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由梁启超“亲自料简”，刊载1902年至1905年间政治及学术文章，约200多万字。梁启超去世后，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林志钧编辑的《饮冰室合集》，含148卷，千万余言，成为此前各本中最为丰富的版本，是研究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60年代初，老一辈史学家吴晗、范文澜、侯外庐等建议重新编辑梁启超的资料。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自河南省社科所借调赵丰田先生偕助手来京，长住中华书局翠微路二号院，收集梁启超的资料。几年后因客观原因，资料收集工作中辍，已收集到的资料保存于书局近代史组。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李一氓任组长。1982年4月，时任副总编辑的李侃先生主持制定第二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及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8月23日，书局召开座谈会，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全集》进行讨论。会议由李侃先生主持，近代史编辑室的刘德麟、何双生、陈铮等与会。会上决定将《梁启超全集》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出版计划，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该项目，邀请该所汤志钧先生任主编。之后，汤先生组织人力，着手搜集资料，标点校勘，为编《梁集》付出了辛勤劳动。

据陈铮先生回忆：1991年李侃先生卸任总编辑职务，书局进行体制改革，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又受书业行情影响，《梁集》等经济效益不佳的选题被压缩，近代史编辑室只好安排影印《饮冰室合集》，并征得梁思成长子、梁启超长孙梁从诫先生同意，影印借存书局的《梁启超未刊家书》，另准备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续编》，以代替《梁启超全集》的出版，满足研究需要。上述调整均得到汤先生的谅解。

1997年秋，书局机构调整，40年历史的近代史编辑室撤销，与古代史合并为历史编辑室，编辑人员或退休或调动岗位，《梁集》事宜无人关注。有关档案资料移交历史室，保存于书局地下室。进入新世纪，由汤先生主编的《梁启超全集》先后被两家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虽经波折，但在汤先生父子的努力下，最终由兄弟出版社出书，可喜可贺！该项目始于书局，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书局出版，不能不说是书局的一个遗憾，也是书局对汤先生的抱憾。

中华书局还有多种图书的出版也与汤先生的帮助和推动分不开。

上世纪60年代出版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蔡先生辞世后，70年代书局希望方行先生将《全集》修订再版。方先生太忙，无暇顾及。汤先生是方先生的老友，受方先生的委托，代其完成了《谭嗣同全集》的修订再版工作。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七卷本《蔡元培全集》。事先，获悉上海蔡元培故居藏有蔡元培的资料。陈铮先生拜访了退休在京的蔡元培的长公子无忌先生。无忌先生支持出版蔡元培集，同意查阅和利用故居资料，并告知在沪的蔡睟盎妹和蔡怀新弟予以接待支持。汤先生与睟盎女士和怀新先生认识，经汤先生沟通，陈铮先生陪同编者高平叔先生赴上海故居，得到蔡元培先生亲属的热情接待。编者住华东师大一段时间，从故居获得许多珍贵资料，编竣出版了中国内地首部《蔡元培全集》。

90年代，书局影印出版《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包括《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昌言报》《实学报》和《集成报》等晚清发行的多种报刊。这些报刊，上海图书馆所藏最全。经汤先生与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沟通联络，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年轻编辑借到多种刊物的影印底本。16年后，汤先生回忆道：“顾、方（方行）二老和我时相过从 ，近代期刊的搜集、辑印，也成为我们经常谈到的课题”，“1986年，我到北京开会，和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同在一组，向他提出此事，他同意了。”“在编辑过程中，中华书局陈铮、吴杰同志费了不少心血，吴杰同志还亲自来沪查询，篇目索引也是中华书局编的”。（参见汤志钧《关于〈中国近代期刊汇刊〉》，《书品》2007年第5期）

2006年至2008年，笔者负责影印出版《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在补充、搜寻《新民丛报》底本之时，经陈铮先生指引，于2006年第一次打电话、2007年7月首次致函汤先生，请求襄助。汤先生请公子汤仁泽先生查实报刊收藏，又请历史所芮传明所长安排专人协助借阅。2007年10月，笔者赴沪借书，在天山西路寓所第一次见到老先生，印象深刻，对年轻后辈十分和善，言谈间更显高风峻节。之后又得先生助力，借用部分《国风报》《庸言》的底本，该三刊均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馆藏，与他处所寻合成足本影印出版。此期间，为便于读者利用，汤先生以钢笔竖排繁体写就这三刊的“影印说明”，挂号寄至书局。种种恩惠，笔者感激不尽。

总编辑的挚友，编辑的良师

汤先生与中华书局之缘，不仅是书缘，也是学缘。中华书局老一辈的领导和编辑，如张静庐、赵守俨、李侃、刘德麟、何双生、陈铮、吴杰等，均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李侃先生长期主持中华书局的近代史图书出版，又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多种身份和社会职务，对史学研究的发展有很高的敏锐度。他积极融入近代史学界，交游广泛，结交了学术界一大批学者，这些学者既是书局的作者，又是他的好友；汤先生作为他的挚友，便是其核心圈子的学者之一。

1991年10月，在武昌举行的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留影，左起：龚书铎、汤志钧、李侃、戴逸。

李侃先生与近代史学者之间的佳话很多，当时，近代史的学术会议多，会议期间有的学者忙完会务于晚膳后，不约而同到李侃先生的房间串门，有的自带好酒、小菜，小酌畅谈。时间久了，发现李侃、汤志钧、林增平、金冲及四位，酒量颇大，被封为圈内“四大酒仙”。后来，李文海先生酒量也不小，被称“后起之秀”。李侃主持近代史出版工作之时，有些选题便是在开会串门的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聊出来的。 

汤先生更是书局近代史编辑的良师，陈铮先生感受深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代史编辑室许多出版项目正是仰赖汤先生的帮衬得以圆满。70年代至90年代，陈铮先生常到沪上公干，每次必会到延安西路1545号拜谒汤先生和汤夫人，总会受到热情招待。

陈先生回忆：自己从事编辑工作，得益于汤先生的扶持、指导与帮助，从汤先生那里学到很多，包括为人和做学问。例如书局计划出版《黄遵宪集》，原请方行先生承担。80年代后方先生忙于行政领导工作，便委托汤先生代其完成任务。汤先生科研任务重，便将《黄集》的编辑任务交给自己。在方老已有资料基础上，在汤先生指导和一些学者的帮助下，《黄遵宪全集》于2005年得以编竣出版（2015年增订本改为《黄遵先集》）。陈先生说：“有时为了我工作方便，汤先生还约请沪上有关学者到府上与我见面，洽谈工作，一同小酌。对于汤先生和师母的深情厚意，我由衷感激，铭记不忘！”

后辈如我，汤先生更是良师。作为晚辈编辑，笔者对此体会颇深。2009年至2013年间，笔者有幸任《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责编，学到了很多。2009年7月16日笔者致函汤先生，大意谓：《长编》“早已断货，理当重印，得知您已补续新的内容，预备作新书出版”，希望“将增补内容寄来（包括《长编》订正之处）”。11月8日得先生复函：“《章太炎年谱长补》已增订，‘补编’约三十万字，按原式补订，系手稿。”收到来稿，新增内容，均以钢笔繁体缮写，工工整整。此时，先生已年至耄耋。该书于2013年出版，由初版32开改为大16开本，实际增补文字四十万余。期间，汤先生数次逐字逐句亲自审看校样，凡遇疑问，均致函逐一注明；对收到的新资料，及时补入。如来函谓：“章氏万年弟子鲁宗昇之子送来章氏手札，为庚午孟秋（一九三〇年）所书，甚珍贵，特附上。能将前寄手迹中抽去一张，将此纸换上否？”（2011年1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旧校样804页，内有请改正者，凡旁加红笔者，敬烦改正。”（2013年2月15日）汤先生治学之严谨认真，丝毫不减，值得吾辈效仿。

《章太炎年谱长编》书封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书封

2018年适逢汤先生95岁华诞，书局出版先生的论文精选集《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汇集了汤先生在康有为、章太炎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了汤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

回忆汤先生与书局的交往，还有件事值得一道。2012年10月24日，汤先生在公子陪同下来京，到清华大学参加“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现任副总编辑）和笔者亦与会。次日，我们诚邀汤先生父子二人来书局做客，总经理徐俊出面接待（同行的还有华中师大董方奎先生等）。在书局五楼会议室，汤先生给徐总、俞国林主任和笔者分别挥毫赐赠墨宝。见汤先生思路敏捷，谈吐儒雅，身板挺阔更不似老翁，徐总不禁赞叹：“九十岁了，真不像，也就六十多的样子！”

2012年10月25日，汤先生在书局会议室为我们赐赠墨宝。

2012年10月25日，汤先生与书局的老朋友合影（右起：陈铮、汤志钧、刘德麟、董方奎）

岁月迭易，春秋轮回。自1958年投稿至今，汤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已六十五岁首，有12种著作在书局出版，二十余篇论文及文章在书局刊出，不仅见证了中华书局的发展，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编辑的成长。笔者与先生相识，亦近二十年，其间数年频繁保持书信往还。如今，珍藏的先生手函，经常翻看：

别有匝月，未见函电，甚念。（2007年11月）

《新民丛报》影行进展顺利，索引编好否？（2008年3月）

客岁接电后，知《国风报》缺最后两期，即函请上海图书馆╳╳╳教授协助。（2008年5月）

新春康乐为祷！时值岁尾，将返里度假否？（2010年12月）

……

朴素的语句中，透着长辈的温馨关怀。

此次研讨会期间，大会连线的视频上，笔者再次见到了身在医院、向与会嘉宾表达谢意的汤先生。已是百岁高龄，发言仍思维清晰，有条不紊。说到做研究，汤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件事情，要一生做下去，不要中断。“一生做一件事”，做研究如此，做出版亦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