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

著名的德国学者韦伯不相信传统中国有接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他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是掌握在幕僚（师爷、胥吏）之手。” 我曾将这句话放上微博，询问网友：你认为韦伯说得对吗？果然不出所料：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太对了。不奇怪，在大学里，法制史老师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先生也坚持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专业的法官，因为，“官员所受到的训练，或者说，他们的知识背景太独特。他们的背景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要训练写诗。训练写诗几乎跟行使严格意义上的统治权是对立的，因为大家知道，诗人的思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我现在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这样一种长久的诗人的思维训练，还有八股文的思维训练，……不消说，它加剧了决策中的任意性，它和我们现代法律决策中追求的确定性是不相符的。”

尽管他们言之凿凿，却无法令我信服，因为我们从宋人记录看到的情况，恰恰与他们的说法相反，比如北宋的秦观说：“昔者以诗书为本，法律为末；而近世以法律为实，诗书为名。” 这里的“近世”，显然指宋朝。秦观的老师苏轼写过一首诗，里面也戏谑地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苏轼之弟苏辙也说：“自是天下官吏皆争诵律令，于事不为无益。” 即便是保守的司马光，主张废罢“新明法科”考试，但他也并非认为官员不需要接受法律训练，而是觉得“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 ，一般官员都已熟读律法，因而，用不着多此一举再设置明法科。

我相信，宋朝人的亲身观察远比今人的想象更合乎历史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宋朝的官吏会“争诵律令”呢？首先，这是皇帝的要求，比如雍熙三年（986）九月，宋太宗下诏，要求“朝臣、京官及幕职、州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书，庶资从政之方，以副恤刑之意”；端拱二年（989）十月，又再下诏：“中外臣僚，宜令公事之外，常读律书，务在研精，究其条约，施之则足以断事，守之则可以检身。” 按法学家徐道邻先生的观点，“宋朝的皇帝，懂法律的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朝代都多。……有这么多的皇帝不断地在上面督促，所以中国的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

其次，宋朝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的法律考试制度，官员在获得任职之前，需要先经过法律考试，取得合格成绩。一名完全未经法律训练的士大夫，很难想象他能够通过法律考试。而且，宋朝法律考试之繁多，简直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有律学考试、明法科、书判拔萃科、关试、铨试、试法官，等等。可以说，其他朝代的法律考试加起来，规模都不如宋代法律考试。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宋朝的官员是接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的，韦伯等人对于中国司法传统的判断是不符合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