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终结：离婚是退出一段制度化关系的积极选择

【编者按】

为什么我们“不爱”了？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伊娃·易洛思在《爱的终结》一书中，梳理了18世纪以来人们爱情观念的演变，并分析了背后的成因。她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多学科的视角，试图解释当代的情感关系困惑：更多的选择为何没有为人们带来更高的情感满意度？爱的前景是否变得愈发不确定？这里摘发书中部分内容。

“不”是你的词汇表里力量最强的词。

                  ——奥克塔维娅·斯宾塞

她容易受伤，却无人在意。艾米莉感谢心理治疗教会了她如何不时地关上心门，感谢心理治疗让她仍然留在场上，……她没必要为自己开脱，更加不必感到愧疚。

                  ——维尔日妮·德斯潘特

著名心理分析学者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在《心理分析中的关系性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中，借用珀涅罗珀之纺（Penelope’s Loom）来描述我们心理的活动。

我们所经验的日常生活，就像珀涅罗珀在白天看起来目的明确的织布劳动一样，是有方向性的、线性的：我们试图到达某个目标，做某些事情，以某种方式来定义自己。可是，就像珀涅罗珀在夜里拆毁她日间纺出来的布一样，我们会不自觉地抵消日间的努力，使我们的既定目标变得更为复杂，寻找并建构出我们正要与之抗争的约束和障碍。

米切尔的比喻非常生动，却在至少两个重要方面犯了错误。其一，珀涅罗珀非常清楚她“拆毁”白天纺出来的布是为了什么：她之所以拆布，是因为她在等待奥德修斯归来。为了拖住来向她求婚的人，珀涅罗珀对他们宣告：在给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厄尔忒斯织成寿衣之前，自己是不能改嫁的。在夜里拆布是她有意识的策划，目的是保护自己对奥德修斯的忠贞，也保护她在面对那些穷追不舍的求婚者时的自主性。所以，米切尔否定了我们可能完全意识得到我们拆开自己编织的布是为了什么，否定了我们可能通过完全自愿的行为而有意识地拒绝他人。其二，米切尔假设我们都有“日间的目标”，这些目标会在我们夜间的意识中被取消，这也就表示，他认为我们的心灵是唯一要为拆毁我们已然织就的衣服负责的能动者，完全忽视了社会秩序对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所起到的作用。

米切尔的立场是心理学家们普遍所持的立场。心理学家的职业和专业使他们忽略了现代的自我受困于其中的双重制度结构：资本主义对我们实现自主的要求，以及我们对持久单一伴侣依恋关系的浪漫幻想。实际上，我们拆毁了我们自己织成的布，很可能是有目的、有意识这样做的，而这种目的性可能是受到了某些我们既不了解也不掌控的社会力量的影响。虽然在前几章中，我们通过框架的混乱、本体的不确定性、信任的缺乏等不同机制去考察了纽带的不形成（non-formation），在本章中，我要探讨的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中的“不爱”过程，这是比上述机制更自觉、更反身性的过程。

20世纪的现代性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离婚给家庭制度带来的转变。在这段时期，离婚已经成了现代婚姻永远要面对的一个潜在可能性。它是一种尤其有意思的社会学现象，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从前现代世界延续至今的最核心的制度——家庭。这个制度确保了人类的物种繁衍，引导了性，是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性的关键所在，还帮助人们积累和转移了财富。作为一种“非选择”行为，离婚会影响婚姻这个关键的社会制度，它包含了我们全书都在分析的现代性的重要社会文化力量：性从生殖（再生产）到享乐的转向；财富积累的经济模式从家庭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在构成自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归属形成的纽带消解，并为以选择为基础、以契约为形式的纽带所替代。离婚是“非选择”最突出、最有公共性的范畴，是“不爱”最制度化的形式。它也像其他形式的非选择一样，是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分析的那些社会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

《爱的终结》

乍一看，前几章所描述的那些以迅速且相对轻松的退出（或持续存在退出的可能性）为特征的消极关系，似乎和离婚这种耗费心力、高度制度化地对正式承诺的解除很不同。离婚中的“不爱”就像慢慢拆开或者撕开织物，而前几章描述的那种“不爱”则是根本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用线来进行编织。

离婚是退出一段制度化关系的积极选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和我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所描绘的那种“模糊”的非选择很不相同。离婚（或者分居）基本上都是自觉作出的决定，下决定的时间也比较久，而前文所描述的非选择之所以会发生，好像通常只是因为行动者没有清晰的意志或没有目标明确的欲望。离婚几乎不会是一场突然爆发、不给任何理由的关系破裂（第五章中描述的那样），它一般会诉诸某些原因，并且是在一个制度化、流程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离婚牵涉法律的制度，会惩罚过错方，通常双方还会为此激烈地争执。一般来说，离婚与物质世界和法律世界之间的关联，与其他形式的非选择不同。如果各种从关系中退出的形式组成了一道连续光谱的话，离婚和不经心性爱就分别处在这道光谱的两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让人们迅速抽身而退的许多社会力量，同样在影响着离婚（或分居）这个自觉的、更加耗费心力的非选择行为。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不同的退出行为是等价的，二者甚至连类似也谈不上。虽然速分速决、无惩罚的分手和深思熟虑、代价高昂的退出是完全不同的心理事件——前者发生在互动规则模糊不明的语境中，后者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但二者都是求爱、亲密关系、性、家庭和婚姻等制度经历的结构性巨变引发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形成社会纽带的过程，和维持社会纽带的过程，承受着相同的社会学意义的压力。框架的混乱、价值的贬低、防御性的自主、对自我价值的威胁、信任的缺乏……这些因素在“不爱”的过程中全都存在着，而“不爱”最高的表现就是离婚。

爱的终结

现代婚姻和作为情感理想的浪漫之爱紧密相关（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寻求缔结婚姻这种正式纽带的同性恋群体中，有高达84%的受访者说他们结婚是为了爱）。爱的情感理想是在“强符号”和紧密的叙事结构之中形成的，这种叙事结构为人们提供了脉络和线索，来塑造生命历程的故事。正如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所说的：

尽管欲望可以拥有无限的形状，但只有一个情节在主导着真正的幻想和期望的场景。在这个情节中，婴儿期的欲望模式发展成了一个关于爱的情节，其后又被亲密性的制度和对家庭连续性的幻想缝合起来。那种对家庭连续性的幻想，通过在平稳的持续关系中制定的亲属链，连接着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在美国，哪怕这个情节已经被广泛地改编成各种形式，它依然享受着法律和审美上的特权地位：作为人们对生活所应该给予的东西抱持的梦想，对传统爱情的渴望，在许多社会差异的领域中都还依然相当强烈。

这个虚构的情节是一种情感的幻想，这种幻想关乎某些特定情感是否在场、是否恒常，关乎这些情感的表达模式，关乎它们的强度与耐久度，还关乎它们的内容。幻想是构成现代之爱和现代婚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把情感缝合到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再生产（生殖）实践上去。而在“不爱”这种认知与情感的过程中，这种缝合不再发生了，所以爱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也就没有了交集。这种“拆解”（unstitching）是如何发生的？要让浪漫幻想的情感脚本中断，要让新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侵入维系纽带的过程，必须有什么样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我说的“拆解”是指，一种特定的情感体验和幻想由于某些事件或事实的闯入而破灭的过程，这些事件或事实让人产生了疑惑，并破坏了人们所介入其中的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的意义。这种拆解是经由一种貌似拥有“现实”力量的经验而发生的，无论所谓的“现实”是对方人格的“现实”，还是背叛行为的“现实”，还是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现实”。下面我将向读者证明，在伴侣们体验到的情感纽带的巨大缺陷中，包含了日常生活表面下暗流涌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这些过程包括：性转变为一个现实的本体位面，而这个位面具有其自主性；消费领域在塑造自我性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对自我价值和自主性的操演性防护；价值评估模式的强化，并且它很容易转变为价值贬低的事实，而由于行动者已经发展出清晰的情感脚本，知道该在互动中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怎样表达这些情感，这一事实就更加突出了；本书记录下来的其他所有过程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施加着隐蔽而强大的压力。行动者通过“不爱”的过程，不自觉地和这些本质上既是规范性、社会性，也是经济性的压力缠斗。

离婚与女性在情感领域中的位置

社会学家们一直是把离婚当作一个独立的事件，即婚姻的终结点，而不是当作一个不爱的情感过程（这种视角下，离婚和分居是相似的）来研究的。关于离婚，社会学家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就是谁会离婚、为什么离婚、有什么后果。标准的离婚原因包括：失业、酗酒、经济困难、子女出生、家务不均等、出轨，以及女性进入职场，等等。学者们会强调，女性越来越高的就业率和男性越来越高的就业不稳定性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如果把离婚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变量事件来研究，就会发现两个非常显著的事实：20世纪40年代，人们报告的离婚原因更多是“客观的”，比如酗酒或者忽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离婚的理由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关乎情感”，并且更加主观：“渐行渐远”“对我越来越冷淡”“感觉不爱了”成了离婚的主要理由。在奥斯汀文化与家庭研究中心（Austi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Family）赞助开展的“2014年美国关系调查”中，受访者选择的离婚原因包括：出轨（37%）、配偶对需求不回应（32%）、厌倦了凑合的婚姻（30%）、配偶不成熟（30%）、情感虐待（29%）、对财务优先级的排序不同（24%）、酗酒（23%）。前五名的理由都关于情感，这表明各种情感过程在婚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们作为离婚的理由也至关重要。

用社会学家史蒂文·拉格尔斯（Steven Ruggles）的话来说：“过去的婚姻更多地受制于社会规范，而较少受制于为了使个体幸福感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计算。”

由男女受访者提出的婚姻破裂和离婚的最常见原因，包括：渐行渐远、亲密不再、感觉不到被爱和被欣赏、性事失和，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差异。较不常见的离婚原因则包括：因子女所起的冲突、药物成瘾问题和婚内暴力。

在另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离婚问题的研究中，作者指出，“在剩下的男女受访者中，有71%认为情感问题是婚姻破裂的首要原因”——排在虐待关系（包括暴力、酗酒问题等）和外部压力［例如伊列娜·沃尔科特（Ilene Wolcott）和乔迪·休斯（Jody Hughes）的研究中讨论的财务问题］前面。显然，相比于之前的几个世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们会把性和情感方面的问题看成是更能被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离婚理由。情感已经变成婚姻和离婚的核心所在，也就是成就一段关系或破坏一段关系的“要害”。

必须与上述发现并陈的另一大发现同样引人注目：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女性变成了离婚的主要发起方。这和女性就业率的提升会增加离婚率的发现是相符的。就像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所指出的：“几乎所有在20世纪讨论这个问题［离婚］的著名学者，都指出了女性就业率增加的重要意义。”女性经济能力的相对提升，与她们多半以情感理由来发起离婚的事实，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也就是说，可以获得经济独立能使情感变成人的核心问题。迈克尔·罗森菲尔德（Michael Rosenfeld）强调：“关于性别、婚姻和生命历程存在一个悖论年轻的单身女性似乎要比年轻的单身男性更渴求婚姻和承诺，然而，已婚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似乎比已婚男性更低。”哪怕女性在遭遇离婚时会比男性在经济上损失更大（虽然女性拥有给付薪酬工作的人数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但离婚还是会让大多数女性在经济上变得更脆弱），并且哪怕她们拥有其他机会的可能性更低——相比男性，她们选择再婚的概率更低——但发起离婚的，还是更有可能是女性。这就意味着，机会理论对离婚的解释效力，仅限于当经济独立让某些特定的情感变得对女性更为重要，而女性对这些情感的经验构成了她们离婚理由的情形时。

女性比男性更想获得承诺，更有可能发起离婚，并且更有可能是出于情感的原因而发起离婚。以上这些发现表明：正如女性进入性契约的方式与男性不同，她们也会以与男性不同的方式体验婚姻并发起离婚，而她们正是通过利用、借助、管理自己的情感来实现后者的。如果我们指出，在进入关系的阶段，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情感的领域交往互动，而她们也正是因为更关注情感所以更容易主动终止所处的关系，那么迈克尔·罗森菲尔德所说的悖论就很容易解释了。

导致婚姻（或同居）关系结束的原因纷繁复杂，我只会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都充分了解了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女性是以所谓的“情感本体论”（emotional ontology）为基础来对待婚姻的，“情感本体论”即她们认为的一个包含“实在”的情感、“实在”的情感需求和情感规范的领域，这些情感规范规定了情感应该如何被感受、被表达和被交流。就像男女对待性领域的方式不同一样，男女在情感领域中也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并且行为处事的方式也不同。就像性被建构成一块彰显男性地位的阵地一样，情感以及对情感的管理在塑造女性的身份认同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男性以性资本的积累来引导自己的行动，那么情感则是女性用来引导她们的行动、展示社会能力的策略性方式。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她们在进入关系的阶段，也适用于她们处在稳定的纽带中，以及她们决定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因此，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甚至科学文献都在声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声称男性是理性的问题解决者，女性是感情用事的关系拥护者，甚至以两性的大脑结构差异来解释这种不同，但最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和我们社会学家的说法达成了一致——在所谓的“情感性大脑”的问题上，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固有硬件”的差异。女性认为自己是情感领域的管理者，这种自我定义更多地与女性被规定的社会角色有关，而与生物学没有什么关系。确实，女性在情感领域中的位置和她们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作为照护者（照护儿童，也照护其他的男男女女）的位置有关，而她们所处的位置反过来让她们更加适应于管理关系。

女性在重新定义婚姻的使命（包括经济层面的使命和情感层面的使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当代亲密关系的制度越来越被定义为一个纯粹情感性的组织，由其成员的情感和他们对亲密关系理想的实现而维系着，而在这样的制度中，女性也一直是情感的首要管理者。正是因为婚姻的情感性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婚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也就是说，婚姻越来越少地基于私人/公共区分所划定的明确的性别角色，越来越多地基于个体的情感表达。婚姻向情感制度的转变，反过来把男女放在了相对于这个情感制度的不同位置上。一项对1003名年轻的成年男女（既有单身者也有已婚者）这样一个具有统计代表性的大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中约有80%的女性表示，相较于只是供养家庭的能力，她们更重视丈夫表达情感的能力。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情感亲密性是婚姻的首要目标，也是判断婚姻是否正当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的亲密性已经是一种去制度化的力量，它让婚姻更遵循心理学的模式而不是社会学的，更遵循个体的脾性而不是既定的角色和规范。研究婚姻的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总结：“个体的选择和自我发展的要求在人们建设自己的婚姻生涯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两个人能否建立亲密关系取决于双方自愿的情感袒露与表达，从而似乎让婚姻的发展变得依循个体脾性的迂回辗转。正因如此，作为一种表达和管理情感的技术，心理治疗的话语在亲密纽带的形成与监控中至关重要。

“抽身而去”的叙事结构

与本书前几章所描述的那几种迅速燃尽的“不爱”相反，离婚是一种耗费时日的决定，需要动用一整套证成，才能让这个决定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环境所理解。因为离婚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决定，所以它自有一套叙事结构，行动者要通过这个叙事结构尝试解释——通常是在回过头来看时——自己或对方的决定。“不爱”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发生的，人们认知或归纳这些事件是通过叙事和理由，也就是吕克·波尔坦斯基和劳伦·泰弗诺所谓的“证成的体制”而实现的，而这种认知过程需要同时诉诸个体行动或感受的动机和一般性的规范。在这些正当化的体制中，既有迈克尔·斯托克（Michael Stocker）所谓的“出于”解释（out of explanations，比如说，通过动机来解释行动），也有“为了”解释（for the sake of explanations，通过指向一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来解释行动）。

“不爱”叙事的第一种类型，也是最不常见的类型，是一种顿悟，一种豁然认清的启示，或是某人抓住了某种新的理解，让他认识到了现实的一些新的层面。这种叙事和坠入爱河的叙事截然相对。伯特兰·罗素和他第一任妻子阿莉莎（“阿莉丝”）·皮尔索尔·史密斯［Alyssa（“Alys”）Pearsall Smith］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天下午，我骑车出去，在乡下的土路上骑着骑着，突然之间意识到，我不再爱阿莉丝了。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此刻才知道，我对她的爱在消失。”他们1911年结婚，1921年就离婚了。在这段婚姻中，罗素把“不爱”描述成一种突然的启示。另一个例子是我的访谈对象，64岁的以色列文学批评家丹尼尔：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离开她的决定）是怎么开始的。有一天我正在洗碗，她走过来，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就是在那一刻，我手里还在洗着碗，结婚以来第一次，我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就是我们关系结束的一刻。我对自己说完那些话，就再也待不下去，忍不了了。

启示模式的叙事也能以一场突发事件为形式，比如爱上了其他人的瞬间，或突然觉察到伴侣身上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某些东西。我的一些受访者向我提起了关系的“转折点”，也就是他们对伴侣的感知发生变化的时刻。由可见或不可见的事件引发的（情感的）“转折点”是许多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的重要主题。比如，2014年瑞典导演鲁本·厄斯特伦（Ruben ?stlund）的影片《游客》（Force Majeure），讲述的是发生雪崩时，丈夫不顾妻子和儿女独自逃命，由此造成了夫妻之间的裂痕。这个事件就是一个转折点，妻子对丈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在夫妻之间凿出了裂痕（虽然影片结尾这个家庭并没有瓦解）。

第二种关于离去的叙事是积累式的：微小的事件和日常的冲突一点一点地撕裂了亲密性织就的纹理。阿维夏伊·马加利特用“侵蚀”（erosion）这个词来形容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逐渐损坏了维系日常生活纹理的缝线。微小事件不断积累，直到被受访者形容为再难以维系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在这种叙事里，人们积攒事实、行动、话语或者姿态，作为佐证“某些事情行不通了”的证据。嫁给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著名女演员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这样描述罗斯宣布想要离婚的场面：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我努力表现得平静。

菲利普继续对我说道，一直说了两个小时，几乎都没有停下来喘息：他说我说话的声音太轻了，让他觉得非常疏远，他觉得我是故意那么跟他说话的。他说我在餐馆里表现得很奇怪，一直盯着手表，自言自语地哼哼。他说我在他生病的时候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在他住院做开胸手术的时候都找不到护士，害得他不得不在走廊上跑来跑去地找。……他说我强迫他去看他讨厌的歌剧。等等等等。

在此，罗斯的抱怨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对方反复做出了让他觉得厌恶、恼怒或与他自己的行事之道相冲突的行为。

这种叙事的形式类似“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会用“使水壶溢出来的最后那滴水”或“忍到忍不下去的那一刻”作为比喻。在这种叙事中，自我被放在一个应对日常的分歧和冲突的位置上，这些分歧和冲突逐渐积累，最终超出了容忍的范围，或在量上最终超过了关系“好”的层面。人们在频繁发生分歧或争吵时会引用这种叙事。这种叙事忙于制造“证据”，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或对方身上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

在第三种，或许也是最有趣的一种叙事中，某些事件、行动、话语构成了“微创伤”（micro-traumatic）事件，也就是说，它们标志着人们与自己原本的道德预设发生了断裂，主体回过头来看时，会认为这些断裂是使她或他无法愈合、无法恢复的事件。人们所经验的这些创伤事件，往往是在性或情感上遭遇到的对信任的背叛，它们变成了主体无法愈合、无法撤销的一道伤口。在人们的经验中，它们常常构成了一种对自我价值和尊严感的深刻攻击。这种叙事的第一个例子来自45岁的法国女教师伊雷娜：

现在想想，我第一次觉得不再爱他，或者没有以前那么爱了的时刻，是有一次，我身体很不舒服，他却没法带我去看急诊，因为他不想取消跟一个重要客户的约会。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发现我真的忘不掉这件事。每次他在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上没法陪着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遭到了抛弃和背叛。我会不断回想起那一刻，我一个人在医院里是多么孤独，就因为我丈夫不愿取消跟客户的约会。所以现在回头看，我一直都没有原谅他。这样想挺奇怪的，毕竟过去的十二年——不对，没有十二年，因为那是我们结婚四年后发生的事，所以在过去的八年里，这件事一直压着我，在我的生活里挥之不去。我一直没告诉他我有多受伤，我觉得他也从来不曾知道或能猜到。但我一直没有原谅他。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信任他了。

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单独的事件标志着一场从未修复的信任背叛。这场微型创伤一直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来让她认知后续发生的事件。下面这个例子来自47岁，出生于美国、现居以色列的瑞贝卡：

他比我大十五岁，跟两任前妻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四年之后，也开始想要一个孩子。但他不想。他说自己累坏了，已经有好几个了，所以不想再要了。他说不介意我去找精子库或者类似的地方自己生一个，但他不会再当全职父亲，也不会抚养孩子。于是我就找精子库生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命运对我们的报复吧，（在孩子出生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对这个孩子产生了非常强的情感羁绊。但我就是忘不了当初他有多么不想和我生一个孩子，忘不了他叫我去精子库。这是一件对我无比重要的大事，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背叛了我。哪怕最后他愿意为这个孩子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也无法原谅他当初不想要我的孩子。

在这两个故事中，创伤叙事都是在感受到“被背叛”“被辜负”，或在某些例子里感到“被攻击”的自我的一个核心层面上开启的。

这三种形式的叙事——启示、积累、创伤——构成了三种情感叙事结构，行动者通过它们回过头来重构和解释他们从曾经缔结的情感纽带中抽身而去的过程。这三种有关做出决策的叙事，回顾性地解释了自我是如何脱离一段关系的，解释了两个人之间无条件的亲近——它正是一段“浓厚的关系”（thick relationship）的特征——是为何以及如何遭到侵蚀、解体和终结的。我即将向读者展示，这些情感叙事就是本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力量的表现形式。

当然，必须说清楚的是，这里列出的三种关于离婚的叙事类型并不能穷尽离婚的无数原因。它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离婚的场面通常要比分手的激烈得多，在情感强度上也要大得多。但我想在此主张的仅仅是这样的观点：在关系的建立阶段发挥作用的文化力量，和渗透进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化关系中的文化力量，二者是连续的。因此，我的论点在于，亲密纽带的形成和维持都是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给个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必须独自去应付好几种社会约束。这些约束包括：作为一个自主行动领域的性；持续进行着的价值的评估和贬低，并且消费自我和心理自我的精进会加剧评估和贬低的过程；在自主和依赖之间无意识的目标冲突，以及自我价值遭受的威胁。在从依恋和承诺中抽身而退——也就是“不爱”——的过程中，这些约束都是关键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