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一书作者试图通过该书显示过去如何作为暗流存在于当下；并通过个案来分析媒体的作用，亦借该书的写作过程来昭示媒体研究中的历史向度。本书摘自该书第十四章《历史与文学》。
一本书怎样才能成为经典？什么样的文字，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脱颖而出，受世人瞩目？它要经历怎样的文坛风雨、版本春秋，又是怎样从平淡无奇的简装本、不起眼的二手书店，最终鱼跃龙门、登堂入室，上了经典的书架？
让·斯塔罗宾斯基写的《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本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它先是在1957年作为博士论文出版，在日内瓦大学的博士论文档案里的编号是第158号。一年以后，巴黎的普隆出版社去掉了原著中的那些学院式包装，将它再度出版。1971年伽利玛出版社将这本书的版权买下，又印了一版。不过，这次再版时出版社对这本书作了很大修改，不但附上了七篇讨论卢梭的研究论文，而且是把这本书作为“思想史研究系列”中的一部来出版。可是，若干年后这家出版社又决定改变这本书的定位，把它放到另一个低价位的流行书系列中去，分别在1976年和1982年各出了一个新版本。如今，这本书又有了阿瑟·古德汉姆翻译的英文版，而且译得很漂亮，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意大利文版1982年面世，德文版1988年与读者见面。本来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显然它在好几个国家都变成了流行读物。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这本书如此有生命力。30年前，它是作为研究卢梭的专著写的，那么，它跟別的卢梭研究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能把书的内容概括得十分准确的书名并不多见，但斯塔罗宾斯基的这本书却做到了这点。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讲透明和障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是怎样遍布卢梭的作品和个人生活中的。从卢梭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开始，透明和障碍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他人生的主题。他小时候因为不肯承认一桩不是他干的坏事，受了不公平的惩罚。
这件“坏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但这个经历让少年卢梭产生了深重的破灭感。卢梭小时候被日内瓦一家姓朗贝尔希耶的人家收为养子，斯塔罗宾斯基通过仔细阅读卢梭的《忏悔录》，发现在这个家庭内部大家彼此之间在沟通上十分透明，每个家庭成员都能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同时也都能准确体会到别人的心思。这种体会不是用脑子去认真捉摸的结果，而是靠灵魂之间自然而然地相互呼应。这种透明的程度听上去有点乌托邦的味道。有一天，家里的仆人出门时把梳子忘在厨房里了，等她回来发现梳子给人弄坏了。表面上看小雅克最有嫌疑，因为别人都不曾进过厨房。朗家讲究的是为人要正大光明，东西坏了无所谓，但犯错误的人要老实承认。现在卢梭嫌疑最大，他们自然要他认错。但是卢梭觉得自己很清白，没错可认。所以，任凭朗家人对他怎样苦口婆心，他就是不认错。最后，朗家人失去了耐心，揍了他一顿。
小雅克的世界崩坍了。他用那些落下的断砖碎石在自己内心筑起一道墙，墙的一面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面是别人的思维和看法。因为自己经受的委屈，他学会了在“好像是怎样的”与“实际是怎样的”这两者之间加以区别。他失去童真怪不到谁，也不能怪朗贝尔希耶家的人。要说是谁的错，那也是人生本身的一个难题，即人与人之间在沟通上存在着隔膜和死角，就像一条条在暗夜中航行的船只会误读彼此发过来的信号。
按照卢梭自己后来对这件事的反省，他的快乐童年结束的地方也就是人类历史开始的地方。朗贝尔希耶厨房里发生的事情与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历史有异曲而同工之妙。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里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在他看来，个人也好，全人类也好，大家在沟通中都做不到绝对透明，所以要想办法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来缩小彼此间的距离。这些障碍包括语言、财富和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这些东西虽然有利于维系社会，但却导致人与人之间在心灵上的疏远。
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卢梭的写作生涯从一开始就受着“自述”冲动的驱使。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种冲动同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挂上钩。到后来，则有点走火入魔，越来越陷于自言自语状态了。用斯塔罗宾斯基的话说就是：“卢梭渴望心灵的沟通与透明，然后他在这份期待中受挫了。于是，他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接受乃至挑起障碍，这障碍使他得以退隐到逆来顺受的状态以及对其清白无辜的确信之中。”
斯塔罗宾斯基在卢梭的文字后面体会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卢梭对一整套人生主题和哲学观念进行了探索，并把它们用文字加以整理、组合和表达。他为了能够表达得准确和忠实，在写作上不辞辛苦、字斟句酌。尽管他的作品可能感动了很多读者，但卢梭自己却总觉得有很多言不尽意、词不达意和无法言说的地方。
卢梭在把自己的人生倾注到语言文字里的过程中，也替18世纪乃至20世纪的作家们界定了写作中的核心任务。斯塔罗宾斯基说：
唯有行文至此，我们方可估量卢梭作品的全部革新性。语言变成了直接经验的场域，尽管它仍是一个中介工具。……言语是本真的自我，但它另一方面也表明，完美的本真性依旧阙如，完满性仍有待争取；如果见证者拒绝接受，那么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文学作品不再试图唤起读者对作者及其读者大众之间的，作为“第三者”的某个真理的认同；作家用作品展示自身，并诱使读者认同作家的个人体验的真理。卢梭早已发现了所有这些问题；他确实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姿态，它将成为现代文学的姿态（它超越了感伤的浪漫主义，而让-雅克总被人们看作这种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说，卢梭是感受到自我与语言之间危险契约的第一人，他是一个典范：在这种“新联盟”中，人变成了语言。
斯塔罗宾斯基对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的作用所做的分析不同于文学传记，更不同于文本阐释学，而是另外两种方法的结合。其中之一是把作家和作品综合起来考察，这在法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另一种是透过作品看作家，也就是说通过字里行间或明或暗的表述去捕捉作家的内心世界。
他的这种做法跟日内瓦学派的主张如出一辙，特别是跟马塞尔·雷蒙和乔治·布莱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极为接近。这意味着他淡化了很多卢梭生活环境中的细节。结果，《透明与障碍》一书对日内瓦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根本没有涉及，而这些冲突是卢梭童年生活的关键背景，也是卢梭日后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的原因之一。斯塔罗宾斯基也没有讲卢梭在巴黎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那段经历，而这段经历很可能影响了卢梭的写作，也影响了卢梭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斯塔罗宾斯基的书根本就没怎么提到旧制度的那些机构和组织，而正是这些机构和组织为卢梭对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基础。显然，《透明与障碍》的作者意不在此，而是另有打算。
斯塔罗宾斯基想让我们看到的是贯穿卢梭所有作品的核心主题，即卢梭苦心孤诣地追求与人沟通当中能够畅透明了，避免出现障碍现象。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这个主题是把卢梭作品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轴线。斯塔罗宾斯基要把这个意思说透颇费了些心思。他的这本书无论是在1957年刚出版的时候，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1988年的当下，读起来都会让人觉得作者颇能自圆其说。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卢梭有时候把人际交往中绝对透明的状态投射到想象中的过去（比如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论语言的起源》两部作品中，他都这样做过），有时候他把这种理想状态投射到未来的乌托邦（比如《社会契约论》），有时候他用虚构的情节来描绘这种理想状态（比如小说《新爱洛依丝》），有时候他用纯真的幼年来加以象征（比如《爱弥儿》），有时候他用普通百姓自然而然的狂欢来说明（比如《致达朗贝尔》），有时候他用人与自然水乳交融般的和谐来暗喻（比如《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但在所有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自己灵魂的内省（《忏悔录》是最突出的例子）。
斯塔罗宾斯基从卢梭所有作品中都看到这同一主题，应验得让人怀疑。像卢梭这样一位既复杂深奥又富于矛盾的作家能被一个主题就概括了吗？任何一本书如果能把纷纭复杂的对象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都会成为研讨课上的必读书，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大学里的经典教材。但是《透明与障碍》一书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斯塔罗宾斯基能将复杂的研究对象简化为一个主题，而是因为他能深入浅出、以点带面，用一条线索顺藤摸瓜，而没有削足适履去迁就一个最小公因数。
比如，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卢梭在他的小说《新爱洛依丝》中有关收获葡萄的那段描写跟他在《致达朗贝尔》中讲到民间节庆场面的段落如出一辙，与《社会契约论》中讲到大众民主的地方也殊途同归。同舞台上的演员不一样，收获的人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他们没有道具、没有角色分工、没有剧本，也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但是仍然能够演上一出人生的活剧。我们在他们那里看到的是自然而然的真情迸发和集体欢愉。从结构上说，演员/观众的双重性关系跟一个理想共和国里公民/臣民的双重性关系存在着某种对应。看与被看浑然不分，所有的人都是集体意志的一部分，既表达这个集体意志，同时也从属于这个集体意志。有些文字在卢梭作品的某一部分看上去像是政治理论，但在另一部分却像是散文诗。斯塔罗宾斯基帮助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让我们不但看到卢梭思想当中一以贯之的地方，也看到卢梭在行文风格、主题结构、修辞排比、言传意会上独到的东西。他这本书写得真是精彩绝伦。
你一旦用斯塔罗宾斯基的眼光去读卢梭，连卢梭作品当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也会显得一清二楚。比如，卢梭的音乐理论讲的是如何超越人为音符所造成的障碍，让人们直接感受音乐旋律本身。卢梭讲花花草草的那些话也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情感状态。到树林中或山脚下去采集植物标本，再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摆放在标本集里，其中自有心旷神怡之妙。连他对矿物学的兴趣也跟追求“透明”有关，因为他总是幻想着把实体性的物质都变成玻璃一样透明。不管斯塔罗宾斯基把目光盯向哪里，他都看到卢梭对透明与障碍一以贯之的关注。
但他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任何成为经典的著作都往往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一旦做的登峰造极便有过犹不及的危险。这样的著作可能是过去丰功的里程碑，但不会是未来伟绩的催生剂。《透明与障碍》一书明显地带有它写作年代的时代印记，它的参考书目和引文注脚将其门派隶属展示得非常清楚。乔治·布莱写的《时光与人》（1950年）、莫里斯·梅洛-庞蒂写的《知觉现象学》（1945年）、让·伊波利特写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和雅克·拉康写的《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人格的关系》（1932年）都出现在斯塔罗宾斯基的参考书目上，使他的学术谱系一览无余。这些书反映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潮流，什么现象学啊，黑格尔研究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啊，等等，不一而足。《透明与障碍》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写出来的。斯塔罗宾斯基能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目的不是要自成一家之言，而是要理解卢梭。
在各家学说中，斯塔罗宾斯基发现有关“异化”的理论最为有用。异化说渗透在很多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思想论辩当中，但是追根溯源这个概念最早则要上溯到黑格尔。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上溯到卢梭。过去大家只知道卢梭是感伤主义鼻祖、浪漫思潮之父，却不知道卢梭还曾经是存在主义默默无闻的先驱。
斯塔罗宾斯基笔下的卢梭把人脱离自然状态看成是失去透明的过程。在透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不需要媒介，直截了当，肝胆相照。后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带来了文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上的障碍。文明的发展使灵魂受到进一步的阻碍和掩盖，所以，在卢梭的作品中历史进步被视为陷阱：我们越是醉心于追求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就越是同真实的自我疏远。
只有一个办法能跳出这个怪圈，那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斯塔罗宾斯基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应用这个公式，甚至在《新爱洛依丝》的三角恋爱关系当中他也看到辩证法。在这本书里，女主角朱丽深爱圣普乐，遭到父亲的干预和阻挠。她只好服从父命，默认了家里给她安排的婚姻，让自己的天性屈从于传统习俗。但是结婚后，她发现丈夫沃尔玛呆板迂腐到极点，导致她更坚定了对圣普乐的爱。她不顾婚姻的障碍，蔑视死神的威胁，一直对圣普乐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她对圣普乐的爱代表着更高形式的自然，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卢梭的政治思想也经历了辩证式的跃进发展。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里，他描述了人为的文化对天性自然状态的否定。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又给我们看到，更高形式的文化可以再一次否定低级形式的文化。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把这样一个辩证逻辑融入他们的历史观中去，而康德和卡西勒则把这样一个辩证逻辑编织到他们的伦理学和美学理论当中去。
但是斯塔罗宾斯基只盯着卢梭的内心层面。因为在自己的周围到处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卢梭渐渐不再跟外部世界打交道，而转向内心世界去寻找绝对透明，最后变成疯子。卢梭的疯癫状态是一种异化形式，骨子里是对人类原初纯真状态的极度自恋。
尽管斯塔罗宾斯基偶尔使用心理学术语，而且他自己以前曾学过医（他学过精神医学，但没有去搞精神分析），他并不把卢梭当成个病人一样去诊断，也不把卢梭发疯看成是病态。相反，他把卢梭的疯癫看成是个哲学问题。卢梭不但把透明与障碍作为他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因为要在生活中追求绝对透明而不得才变疯的。
按照斯塔罗宾斯基的解释，卢梭早期作品中的主题到了他的晚年更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呈现出一幅卡夫卡式的荒谬、怪诞、阴森的世界图景。卢梭在耄耋之年的爱弥儿身上寄托着自己。爱弥儿完全受他的仇敌们摆布，这些冷酷无情的仇敌假借一位善良导师的身份，故意把爱弥儿身边所有的意义标示都弄错乱，以此来增加对爱弥儿的精神折磨。即便是他逃离开法国和瑞士那些迫害他的人，投到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的门下，也发现自己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因为休谟也是他们一伙的。他本来以为他跟休谟都是哲学家，都相信人性本善，两人应该心心相印才对。可是见了面以后，他却大失所望，他们之间同样有隔膜。在世人眼里休谟是个谦谦君子，但这个形象在卢梭那里却轰然崩坍，卢梭看到的不过是另一个更阴险的敌人。
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的疯癫给予同情和理解，请看他的精彩描述：
对让-雅克来说，生活在一个饱受迫害的世界里即意味着自己被一张由种种协调一致的符号所构成的罗网捕获……这些符号准确可靠，但它们自身所透露的信息却是透明之不可能性。符号意味着揭去面纱，然而需要被揭去的面纱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故而，卢梭虽探察了一个又一个符号，却一无所获。他不仅没能解开谜团，反而要直面更深厚的黑暗：孩子们的鬼脸、菜市场上豌豆的价钱、普拉特里街上的小商铺——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同一个阴谋，而其动机却永难参透。卢梭徒劳地整理着他发现的各种符号，徒劳地想把它们连成一条严密的逻辑线索，可最终却总是通向同样的黑暗。
末了，卢梭觉得还是干脆避免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稳妥，只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绝对透明的状态。但即便是这样，人的反思能力本身就跟“浑然一体”的直觉把握背道而驰，甚至不共戴天。因为反思有一种要命的本领，那就是把人从直观状态中拉出来。尽管卢梭死前的作品都非常抒情，但最后他还是像加缪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反英雄”主角一样。但是，斯塔罗宾斯基下一本人物传记讲的是个成功的故事，包括从异化到反思，再从反思到入世的过程。传记的主人公是蒙田。
《透明与障碍》一书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能把卢梭生活和作品当中本来不相干的细节串联在一个主题下，并赋予它们一个极其言之成理的解释。斯塔罗宾斯基让我们看到，卢梭个人生活中的跌宕起伏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代主题。用斯塔罗宾斯基的话说：“他的工作开始于历史哲学，最终在存在之‘体验’中结束。这项工作不但预示了黑格尔，也预示了黑格尔的反对者克尔凯郭尔。现代思想的两股力量均发生于此：理性的历史发展；个体救恩之追求的悲剧性。”
这样一种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甚为流行，《透明与障碍》也在当时被奉为文学评论的经典之作。它唯一的问题也是所有经典作品的通病，即把话说得太到顶了。如果一本书写得太好，会让人觉得它把这个话题都说完了，别人没话可说了，如此一来，这本书也就会被人敬而远之，束之高阁，它讨论过的话题也就没人再去碰了。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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