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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诗歌永远都在,因为总有人写诗和读诗

刨开表面上的粗粝矿石内部,柔软,仿佛我的心被命运不断改写,而变得淡然、温顺“这才叫诗!”

刨开表面上的粗粝

矿石内部,柔软,仿佛我的心

被命运不断改写,而变得淡然、温顺

“这才叫诗!”

2024年1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诗刊》社主办的中国诗歌网发布文章《一位采矿女工的诗歌》,把温馨这位拥有25年工龄的采场焊工的诗歌推到了前台,大量读者在评论区给予了类似上面的评价。

诗人温馨


“这才叫诗”式的评价,预设了一种“不叫诗”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因为说话者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但在一般情况下,大概主要是指那些让人“看不懂”的当代诗。这些诗歌的作者可以笼统概括为被诗歌共同体所承认的“诗人”,而像温馨这样的写作者则被认为是“素人”。

“素人写作”在诗歌领域并不新鲜,但从余秀华、许立志以来,这批诗歌写作者在公众层面获得了巨大的声浪,正面的。考虑到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对这批“素人诗歌写作者”作一现象观察,或许在多个层面都是有意义的。

“素人写作”指向了一种背离感

在本系列的首篇报道《项静:“素人写作”出圈了,他们为何能被看到?》中,项静认为“素人写作者最方便的文体形式是非虚构和诗歌。”这个判断是对的。非虚构讲故事,诗歌善于抒情,这是大部分写作者最初的书写冲动。而新诗又是最没有门槛的文学形式,人人都能写,人人都可以写,所以很多小朋友还不会写成篇的作文,但却可以写诗、口述诗了。

部分素人写作者杨本芬、胡安焉、王计兵的作品


我们今天使用的“素人”一词,主要是指外行、没有经验的人、非专家。但是诗人从不是一种职业,在实践中我们也甚少见到“职业诗人”“专业诗人”的提法,从这个意义上看,几乎所有的当代诗人都是素人,他们在诗人身份之外,大多数都有一份本职工作,比如舒婷最初就是一名灯泡厂焊锡工。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诗歌写作中的“素人”呢?考察那些被媒体或大众认可是素人的诗歌写作者,余秀华、许立志、陈年喜、王计兵、张二棍、许天伦、曹兵、李松山等等,大概还是指向了一种背离感:他们是农民、流水线工人、快递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受教育程度,让人们很难和诗歌产生联想。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在另一篇报道《百万互联网“野生诗人”,以诗撬开规定性人生的气口》中所描述的新媒体平台的“野生诗人”。这类写作,作者的身份更为驳杂,文字没怎么经过媒体、刊物的筛选、聚焦,也就不大出圈。他们大多并没有所谓的文学企图,并不是想要成为诗人,或者为当代诗歌带来什么艺术上的拓展,他们只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想,把写诗当作一种遣怀或生活方式。当然,前面提到的那些诗人,在写作之初,也多是如此。

这两种情况,前者指向底层写作,后者则更多是一种潜在写作。无论哪种情况,在当代诗歌都不是新鲜事,以前的“打工诗歌”“民间写作”“草根诗人”等等提法都在很多维度上与之高度重合。但当下的“素人诗歌写作者”仍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出圈”背后的精神旨趣。

出圈还要靠标签

我们说,当下的“素人诗歌”与此前的“打工诗歌”“民间写作”“草根诗人”等等提法,在很多维度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后者并没能在大众群体获得广泛的传播,更多还是在诗歌圈内。

“打工诗歌”代表性诗人郑小琼,在学术上被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和后来的许立志、陈年喜等获得的声浪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着两个时代的传播语境的变化。

作为80后一代的郑小琼,在世纪之交,与其他80后写作者一道,是网络文学论坛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在那里出场,发表作品,互相争论,形成了一个广阔但依然自给自足的泛文学场域。尽管“打工诗歌”因其社会议题性,也获得了不少大众媒体的关注,但依然有限。

博客、微博的出现不仅宣告了网络文学论坛时代的落幕,同时也诗歌重新走向大众有了可能。

余秀华在微博有超过136万粉丝


2014年底,余秀华的横空出世,首先当然有赖于《诗刊》的发表,但真正成为热点,还是归功于作家沈睿的博客文章,给了其“中国狄金森”的标签。此后经过媒体跟进,“脑瘫诗人”“农妇诗人”等等标签进一步刺激了大众的神经。

就在余秀华红遍大江南北的前几个月,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纵身一跃,消无声息。直到三年后,由诗人、导演秦晓宇和吴飞跃共同执导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许立志才与陈年喜一道被世人所知。

在《我的诗篇》上映之前,许立志和郑小琼一样,是圈内颇为知名的“打工诗人”,在民刊《打工诗人》上发表过作品,还参加了该刊创刊10年的纪念诗会。

“让我觉得很悲哀的是,大家因为死亡来关注一个人的诗歌,这反而让诗歌变得更加悲哀。”余秀华说得很对,许立志被广泛关注是因为他的死亡,以及把这种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影视媒介,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同类情况呢?

在余秀华之后,每一个闯入大众视野的诗人,首先是因为他们身上特有标签,然后才是作品。比如农民诗人张二棍走红之后,和他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双胞胎弟弟张常美,尽管诗歌写得也相当出色,在主流诗歌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但缺乏独特性标签,也就没有了轰动效果。

“生命诗歌”被时代重新发现

每个时代,每个领域,“标签”“人设”对于赢得关注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公众的注意力被短视频、电子游戏、公众号等分割,成为严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许立志《铁月亮》


陈年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但如余秀华、许立志、陈年喜、许天伦等诗歌写作者能够成功出圈,他们的诗歌作品本身的特质显然不能被忽视。

想要强调的是,“素人诗歌写作者”也好,“草根诗人”也好,都不是严谨的学术命名,只是便于叙述而已。他们每个个体的诗歌作品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语言到风格。但从宏观层面看,这批成功出圈的“素人诗歌写作者”,在文本层面,表现出来的共性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维度:炸裂的生命体验和天然纯真的书写方式。

再简单点说,就是感人、好懂。而这两点,恰恰是许多人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所谓的“这才叫诗”。

人们早已经厌烦了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新发展出的种种倾向和写作维度,比如“反崇高”让一部分人不满诗歌的神圣性被亵渎,强调叙事性、弱化抒情性让一些人觉得诗歌变得不再真挚,智性内敛则成为了晦涩的渊薮。在一些人眼里,当代诗歌完全沦为干瘪无味的语言文字游戏,成了圈子自嗨的东西。

在这种情绪下,当读者发现还有人写着这么“不一样”的诗歌,还有诗歌如此可感可亲时,印证了自己心中对诗歌的理解时,很难不给予赞叹、褒扬。

很难说这些诗歌作品是对1990年代以来诗歌整体精神脉络的背反,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正是在当代诗歌实践的滋养下,比如写个人日常经验。但相比于大部分诗人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表达对生活和社会的理解来说,“素人诗歌写作者”他们的日常经验太过于独特了,用陈年喜诗集的名字来说,就是“炸裂志”,契合了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

但同时,他们的“陌生经验”又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尽管人们可能不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是如何采矿的,真实的流水线是什么样的,但人们熟悉这些日常背后的叙事逻辑,即艰辛、苦痛、困惑、迷茫甚至绝望,以及对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等等。再加上各种媒体平台广泛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之后,陌生的文本变得亲切。

也就是说,他们一面提供着新鲜的阅读体验,一面带给读者可以共情、共鸣的通路。

还有语言形式。“素人诗歌写作者”的语言文字被认为是直接的、纯粹的,没有过多修饰的,所以容易“读得懂”。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技巧、技术,而是说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技巧,更多时候是靠着本能在写。相反,当这些诗歌写作者有了诗人自觉,开始以诗歌为志业,有了艺术上的企图后,他们的作品尽管还是在写和之前同样的生命体验,但因为语言门槛的提高,也就很难再获得大量的传播了。而像许天伦、李松山这样的诗人,从一开始被推出时,就已经是十分主流的写作者了,所以尽管他们也有着不亚于余秀华、许立志的苦难人生,但却很难收获同等的阅读了。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立场”“草根写作”等倡导者,也强调底层视角,但由于写作者并不真正来自于底层,或者说只是以第三者视角去书写,和许立志、陈年喜、王计兵等本人视角的真人真事,其在表达意图上,以及对读者的冲击力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素人诗歌”能够引起广泛共情、共鸣与当下的时代旨趣高度关联。“躺平”“丧”“内卷”等等概念,无一不是在揭示着打工人的苦、年轻人的痛。当然,生存的压力每个时代都有,但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热搜”。当各种媒介、平台放大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又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这种情绪。

人们需要文化产品来纾解、内化这种情绪,“素人诗歌写作者”的人生故事和他们的诗歌正是击中了这种情绪和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故事和诗歌承担了《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相似的功能。

告别“素人”

实际上,很多主流刊物、出版社纷纷加入发现和推介“素人写作者”当中来,正是意识到“普通人声音”在今天的“叫座”。

然而热点会被另一个热点取代,同质性产品也会逐渐消磨掉读者的热情,当浪潮退去,这些“素人诗人”该何去何从?

“素人诗歌写作者”并不一定都愿意被推到前台,也并不一定都愿意被贴上各种标签,甚至他们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成为“诗人”的想法。他们写诗,只是因为他们和诗歌互相找到了彼此,成为他们苦痛生活的出口,生命的慰藉。对于这部分写作者来说,诗歌早已给予了他们馈赠。他们可能在继续书写,也可能停笔不写——比如“评论区野生诗人”。

有些则是拥有诗人意识,对诗歌写作有所追求。这类诗人,他们持续突破着自己既有的写作,逐渐走向诗歌共同体,不再被视为“素人”。在这个过程中,这批诗人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依然安于或困守于原有的生活,一部分则借助这波热点,扶摇而上,或进入作协、文联,或成为互联网“网红”。

具体的“素人诗人”或许会淡出公众的视线,但“素人诗歌”永远都在,因为总有人写诗,总有人读诗,不管出圈与否。或许借着这波“素人诗歌”写作热潮,“当代诗歌与大众”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有了重新谈一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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