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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建国:一统三国的书面外交战

公元220年,中原大地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号,分别是东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魏的黄初元年。年号是帝王的标志,也是一个王朝正朔的代表,三个年号之间的更迭背后,上演的正是曹丕代汉的政治剧目。

公元220年,中原大地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号,分别是东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魏的黄初元年。年号是帝王的标志,也是一个王朝正朔的代表,三个年号之间的更迭背后,上演的正是曹丕代汉的政治剧目。

曹丕代汉,速度虽然不算慢,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群臣通过一封又一封劝进文书论证了曹丕天命加身;汉献帝用一封又一封禅位诏书解决了称帝的程序正义问题,但还有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不容忽视:天下并没有一统。正如几百年后司马光强调的那样:“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当时孙权、刘备尚割据着江东与益州,曹丕若在未统一天下前称帝,自然会引发敌国的反对和天下人的质疑——这是“功业”层面的难题。

曹丕


后人知道,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曹魏自始至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最终合三国为一朝的,是晋武帝司马炎。那么,曹丕如何在分裂的情况下称帝呢?尽管曹丕在令文中反复向群臣暗示“权、备尚存”“戎虏未灭”,但一众劝进奏章、禅位诏书却对此只字未提。这自然怨不得群臣——“天道深远”可以附会穿凿,天下三分却是客观事实,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三足鼎立的格局也难以打破。站在黄初元年的洛阳向未来眺望,不难想像曹丕内心的踌躇:想要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梦想,机会恐怕不多。

但历史就是这般变化莫测,曹丕这个新晋皇帝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机会不仅来了,而且来得干脆利落。

孙权称藩:“虞舜舞干戚”的政治诉求

就在曹操逝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号称“天下之腹”的荆州上演了一场著名战役:襄樊之战。这一战没有被列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但它却前承汉中之战、后启夷陵之战,对天下局势的影响力比之于“三大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在与曹操争夺两年后终于拿下汉中,势力达到极盛。就在同一年,刘备派驻在荆州的名将关羽挥军北伐,一路高歌猛进直逼曹操腹地,《三国志》甚至不吝用“威震华夏”四个字来形容关羽。关羽攻势最强时,曹操甚至萌生了迁都以避其锋锐的念头,所幸被司马懿等人劝住。而后,局势陡然变幻,孙权在向关羽请求联姻不成且受辱的情况下,一边向曹操上书称臣,一边派吕蒙偷袭了关羽在荆州的根据地,并迅速占领荆州,关羽在回援途中被孙权擒杀,一代武圣就此马革裹尸。

当时的局势虽是“三足鼎立”,但曹操的实力要大于孙权、刘备两家实力之和。孙权偷袭荆州后,刘备立誓复仇,于章武元年(221年)亲自率兵东征,“三大战役”最后一役夷陵之战爆发。刘备因为丢荆州失去了理智,但孙权却保持了一个战略家应有的清醒头脑。为避免两线作战,孙权立刻向曹操上书劝进,这一伎俩当然骗不过曹操——曹操将孙权的来信示于群臣,讥讽道:“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而在曹丕称帝后,孙权称藩的低姿态则理所当然地让践位未久的曹丕龙颜大悦,新成立王朝太需要四方来朝以强化其合法性了。

面对孙权口是心非的称藩,曹魏著名谋臣刘晔当即提出了借机一统天下的策略:“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之半以与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这段话的论述一针见血。刘晔认为,刘备与孙权力量弱小,若能结盟尚有存续的希望,如今自相攻伐,曹丕应当借刘备东征之时讨伐孙权,孙权一个月内必亡。一旦孙权灭亡,刘备自然无法独活,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应却是:“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

刘晔


刘晔之论深得兵法之道,曹丕岂能不知?但在“权、备尚存”“戎虏未灭”的情况下,曹丕此时最大的心结依然是天命合法性不足,而孙权称藩正是打开这一心结的关键一步。通过战争平定天下,一切尚需从长计议;而只要答应眼下孙权的请求,江东便在形式上完成统一,这对于刚刚称帝、底气不足的曹丕来说,是很难拒绝的诱惑。从军事角度来看,孙权称藩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计策;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对汉魏禅代无疑有着一定的助推力。

考虑到这一层,便能理解为什么曹丕会痛快接受孙权抛来的橄榄枝。对此,曹丕曾作一篇《太宗论》,将这一心思解释得通透:

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

这几句分别引用了舜、汉文帝不通过征伐而降服有苗、赵佗、吴王刘濞的典故来解释自己不愿意发兵伐吴的理由。当然这里不免有粉饰之嫌,因为刘晔之论终究流于理论,而从实操层面来看,征服吴蜀并非易事。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南征时,傅干便曾上过一道《谏曹公南征》,细数非战之策:“明公(曹操)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孙权与刘备依凭长江崇山之险,即使如曹操这般的军事大家也难以克复,更何况曹丕用兵远不及其父,当然更希望敌人以礼来降,这就是傅干强调的“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出于这一考虑,曹丕在接受孙权称藩时立刻赐孙权九锡、册封孙权之子孙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黄初二年(221年)十一月,曹丕连下两道《策命孙权九锡文》和《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立刻遣使送至江东。这两份诏书的篇幅一长一短,实质性内容不多。《策命孙权九锡文》言:

……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

叔旦指周公,太公指姜子牙,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希望其能如周公、姜子牙辅佐周王一样辅佐他。“朕以不德,承运革命”一句,则是再次重申自身的天命正统。“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一句,是对孙权称藩的嘉奖,而“敬敷训典”一句,则是提醒孙权称藩后应当肩负的责任。

曹丕派邢贞将《策命孙权九锡文》送到江东,邢贞态度踞傲,立刻激怒了江东群臣。《三国志》记载了“张昭既怒,而(徐)盛忿愤”的场景,可见连赤壁之战时强烈主和的张昭,此时都无法忍受自己的主公称臣了,真是时也势也。邢贞见情景如此,也不得不感叹:“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孙权是如何安抚臣僚的呢?他说:“昔沛公(刘邦)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意思是刘邦也曾受项羽之封,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历史上,刘邦最终消灭项羽建立了汉朝,孙权饮马许洛之志,慨然于心。

《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的内容亦无甚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引用了孙咸的典故:

……由汉光武受命,李氏为辅,王梁孙咸,并见符纬也。斯乃皇天启佑大魏,永令孙氏仍世为佐。其以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汉礼萧何,一门十侯。今孙将军亦当如斯……

汉光武帝极信谶纬之学,曾在谶文中读到“孙咸征狄”四字,于是提拔了一个名叫孙咸的人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文中的王梁同样如此:汉光武帝在《赤伏符》读到“王梁主卫作玄武”,便将王梁提拔成大司空。同样迷信谶纬之学的曹丕在此颇有以汉光武帝自居的意味,但引用孙咸的典故来勉励孙权、孙登父子,发“令孙氏仍世为佐”“今孙将军亦当如斯”之言,终究令人忍俊不禁。

《策命孙权九锡文》写得中规中矩,其意图其实早在曹丕回复刘晔时就已挑明:“疑天下欲来者心”。毫无疑问,除却辽东那个不成气候的公孙渊,曹丕距离天下一统只剩下孙权、刘备两个势力,如今孙权已经主动称藩,还有谁是“欲来者”?还有谁配当这个“欲来者”?当然只剩下刘备集团。曹丕的军事才能虽然无法企及其父曹操,但自然看得出孙权并非池中之物;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接受孙权称藩,并试图通过对孙权的优待引导刘备来降,或许说明曹丕内心未必一定要在实质上征服吴蜀——先通过羁縻吴蜀的方式建立一个不那么集权的封建制王朝,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刘备若能效仿孙权称藩,曹魏便在形式上完成了“君临万国,秉统天机”的政治任务,至少能先解决当下曹魏天命不够充分的难题。只要刘备来降,哪怕日后复反,那也有了叛逆之名,届时平叛,可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寄命交州:孙权的卑辞上书与毅然改元

孙权、刘备都是枭雄英主,但曹丕的如意算盘未必没有实现的可能。刘备实力弱于孙权,无论在夷陵之战中险胜或失败(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刘备大胜的可能性极低),都将大伤元气。届时曹丕若挥师南征,刘备在难以抵抗的情况下,称藩将会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择。而一旦这个可能性成真,曹丕通过羁縻吴蜀实现一统天下的目的就算达成。以蜀汉为正统的史学家或许会提出,刘备是以曹丕篡汉为理由立国的,一旦认可了曹丕,岂不危及自己的合法性?

其实这真是“看三国掉泪,为古人担忧”。如果蜀汉的政治局势已经恶化到不称藩即亡国的地位,两全的理由自然会被构想出来。比如,刘备称帝时益州传言汉献帝已驾崩(这个谣言很可能就是刘备本人炮制的),并像模像样地定下了“汉愍帝”这个谥号,结果到头来发现这是一场“误会”——曹丕是从汉献帝手中合法接过皇位的,那刘备作为汉臣承认先帝的禅位岂不是顺理成章?退一步而言,日后孙权称帝时,蜀汉既没有放弃天下共主的地位,又同时认可了孙权帝位的合法性,这一自相矛盾的妥协也并没有动摇国本。

孙权


曹丕当然不会不知道孙权的野心,于是在封孙权为吴王时,一方面要求孙权将孙登作为质子送至洛阳,另一方面要求孙权进贡象牙、犀角、孔雀、翡翠等珍玩。对于后者,孙权看得很轻,认为“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对于曹丕的予取予求,无不答应。但对遣送质子一事,因事关国本,孙权便表面允诺,实则找尽各种理由推脱了。夷陵之战后,孙权立刻遣使向曹丕禀报战绩并邀功请赏。这同样是一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计策,但曹丕既然已经是孙权名义上的主公,自然也要接招,于是在黄初三年(222年)下了一道《诏答吴王》,要求孙权“勉建方略,务全独克”,责令其消灭刘备。其实除曹丕外,曹魏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孙权必叛,“三公”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太尉钟繇联名上奏,罗列了孙权十五条罪状,希望曹丕罢免孙权官位、削去孙权封土,否则便移兵进讨。华歆等人所料不错:孙权向曹丕称臣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如今刘备已被击溃,曹魏又成了最大的敌人,孙权如何会听命继续进攻蜀汉呢?

很快,孙权便亲笔写了一封《与刘备笺》,向蜀汉求和。这封信由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呈送,姿态同样很低:

……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如反掌。

孙权在袭杀关羽之后,反过来劝刘备不要因为顾及关羽这一小仇,而忘记了曹丕篡汉这一大仇,颇有慷他人之慨的“风范”,刘备心中的愤恨不难想象。不过在这封信中,孙权首次称呼刘备为“陛下”,这是孙权承认蜀汉政治合法性之始。之前为了联魏拒蜀,孙权可以承认曹丕为帝;此时为了联蜀抗魏,孙权同样可以承认刘备为帝,作为政治家的孙权无疑是能屈能伸的。

蜀汉的威胁解决后,孙权对曹丕便“礼敬转废”了。为此曹丕极力催促孙权送质子,却只换来孙权极力的搪塞推脱。愤怒之余,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一边兵临长江,一边写了一封《又报吴主孙权》责备孙权,言辞激烈:

……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这封信写得性情:你孙权都已经认我为君主了,难道我曹丕愿意兴师动众去讨伐吗?孙权若早晨将孙登送到,曹丕傍晚就将大军召回。孙权当然没有将孙登作为质子送上,而是继续发扬其政治家风格,写了一封《卑辞上魏文帝书》:

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的确,这份上书言辞极为卑微。孙权提出,如果曹丕还要降罪于他,他愿意奉还土地和人口,去交州度过余生。当然,书面上的卑微和事实上的强硬完全可以并存,同年,孙权毅然改元黄武——虽然没有建国称帝,但这也意味着孙权不再奉曹魏为正朔了。

政治家之间的战争与军事家不同。只要孙权不称帝,曹丕就可以假装孙权还是自己的藩王,维持其已经完成了统一江东这一形式上的功业。对于自保有余的孙权,曹丕软硬兼施也无法再进一步,但对于刚刚受到重创的蜀汉呢?

这可以讨论。

书信外交:王朗的攻心与诸葛亮的反制

夷陵之战后的第二年,也即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新丧、刘禅即位。蜀汉立国未久,作为主心骨的开国君主便驾崩,数郡立刻造反,蜀汉陷入了不小的动荡。曹丕见状,立刻授意华歆、王朗、陈群、许芝等重臣名儒致书于诸葛亮等大臣,“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籓”。这其中,以王朗写给许靖的三封《与许文休书》最为著名。

王朗


王朗,正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的那个王朗。其实历史上的王朗是当时一流的经学大家,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名动八表,绝非《三国演义》中的跳梁小丑可以相提并论。许靖同样是当世耆儒,其地位在蜀汉非同小可——刘备进位汉中王、蜀汉皇帝时,联名劝进的群臣中许靖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其排名比诸葛亮还靠前。许靖地位之重,还和他年轻时曾与从弟许劭共同组织月旦评有关,刘备入蜀后,虽然未重用许靖,但依然封以高官厚禄。

写信之人和收信之人均为当时顶尖大儒,《与许文休书》的份量可想而知。

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而今而后,居升平之京师,攀附于飞龙之圣主。侪辈略尽,幸得老与足下并为遗种之叟,而相去数千里。……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论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拳拳饥渴,诚无已也。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後,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隽之见在者。……每叙足下,以为谋首……(《与许文休书》之一)

……岂自意得于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窃让名,然后绶带委质,游谈于平勃之间,与子共陈往时避地之艰辛,乐酒酣燕,高谈大噱,亦足遗忧而忘老……(《与许文休书》之二)

……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与许文休书》之三)

这三封信固然文情并茂、感人肺腑,但在特殊的局势下,它们无法回避外交文书的实质,因而暗藏攻势。第一封信中,王朗主打“感情牌”,从老友叙旧开始,渐渐将话题转到魏朝君主对许靖的欣赏上:曹操在江陵时便对您赏识有加,如今曹丕更是对您大加推崇。第二封信,王朗将话题转到汉魏禅代,认为曹丕代汉是罕有的盛事,如今天下在曹丕的领导下正处于尧舜般的盛世图景中。王朗继而自谦说如果许靖来降,王朗将退位让贤,继而遨游四海、谈笑鸿儒,而这本身也能成全王朗让贤的美名。第三封信,笔锋略转凌厉,先是申明了蜀汉立国于羌夷之地的事实,再对许靖身处与中原隔绝的“异种之间”深表同情,最后提出其向曹魏效力、立不朽功勋的建议。王朗不愧为文章大家,这几封信句句都是劝降而字字不提劝降,笔力老道体面。

曹丕的意图很明显,通过这场纸面上的外交战,即使不能令诸葛亮“举国称籓”,至少也要策反几位蜀汉重臣,进而实现羁縻吴蜀的战略目标。只是,曹丕低估了诸葛亮的决心。很快,诸葛亮发布了《正议》,痛斥曹氏篡汉的罪行,言语犀利,字字如刀:

……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於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

外交战重在攻心,对于曹丕而言,不胜即是败。诸葛亮的《正议》传遍中原之时,也正是曹丕试图通过外交文书不战而一统天下的梦想破灭之日。后人们已经习惯了三足鼎立的历史线条,当然会觉得曹丕这场“纸面战争”打得有些异想天开——但若能设身处地为曹丕着想,便不难发现这一切背后都有着统一且自洽的政治逻辑,那就是通过羁縻吴蜀这一外交手段,实现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层面的一统江山。假设刘禅、诸葛亮能如孙权一样称藩,哪怕只有一天,那在这一天的短暂岁月中,魏朝也将成为实至名归的大一统王朝。

或许对于曹丕来说,这样的结局也已经足够。

汉魏禅代一事,无论从新晋皇帝的天命论证这一实质角度,还是从劝进禅位这一程序角度而言,都堪称全面充分,但在统一大业未竟的现实面前,曹丕的内心终究有些底气不足。当然,这并非曹丕一人的困惑:刘备于成都称帝,臣僚费诗便以“未出门庭,便欲自立”为由劝诫。刘备驾崩后,益州豪族雍闿立刻造反,理由依然是“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天空容不下二个太阳,九州也容不下三个帝王,不能一统天下,“皇帝”二字终究是有些自占身份。

曹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驾崩,年仅四十。这位开创曹魏的魏文帝,终其一生既没能在军事层面征服吴蜀,也未能从政治层面羁縻吴蜀。曹丕从曹操手中接下了“中国十有其八”的江山,又将这份土地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他的子嗣能奋二世余烈,完成统一大业吗?

保有“小国之利”的孙权和诸葛亮不会再轻易给敌人以机会。刘备驾崩后不久,诸葛亮便派使臣邓芝面见孙权,试图推进吴蜀联盟。蜀汉建兴六年、孙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不仅派遣使者庆祝孙权登基,更进一步与孙权签订了《中分天下盟文》,约定双方以函谷关为界,通过外交方式在纸面上尽数瓜分了曹魏的土地。

曹丕处心积虑挑起的外交战争,最终被孙权和诸葛亮的另一场外交战争所吞灭——三个国家的疆界没有因此出现一丝一毫的变化,这既是政治家的深邃之处,也是政治家的可笑之处。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汉魏禅代的事实,作为曹魏王朝的开创者,曹丕魂归九泉后,应当也无愧于曹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期许了。

大约的确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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