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谈被牺牲的“局部”

马俊亚（章静绘）

自从2011年出版以来，《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已然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本著作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俊亚先生基于历史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分析了自清以来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苏北、皖北、鲁西南在内的淮河下游地区如何在政府行为和官僚意志的作用之下，从昔日的鱼米之乡逐渐沦为穷山恶水。2023年《被牺牲的“局部”》经全面修订后再版，马俊亚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谈到了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治史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并结合成长的生命体验讲述了从事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动因和历程。

《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本），马俊亚著，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912页，149.00元

您在《被牺牲的“局部”》中提出了“拜权教”这个概念，用以解释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以来淮北地区所发生的种种社会生态变迁。您提到这个概念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马俊亚：我个人是信仰马克思的理论的。《被牺牲的“局部”》初版是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的。当年我在台湾大学访学，给学生上课第一句话就说，我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课堂里顿时哄堂大笑。我倒并不介意，我上课时最希望把教室建设得像宿舍，每个学生都无拘无束地自由讨论，来质疑和反驳我。整个课程讲完以后，学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台大副校长包宗和教授问我有没有讲稿可以拿给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2010年，《被牺牲的“局部”》在台大出版社出了一个繁体版，我在书里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原样保留，没有任何删改。

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传统中国的问题，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很有用处。就拿“拜权教”这个概念来说，这不过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行政权力主导社会”一说的形象概括而已。在我看来，传统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宗教，西方的宗教强调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追求灵魂的净化，而中国人去拜神总是有所求的：拜孔子是祈求学业顺利，拜送子观音是祈求多生孩子，拜赵公元帅是祈求发大财——大家都怀着实用目的，想要获得某些好处。表面上的神佛崇拜，本质上是对权力的崇拜。有些人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手上无权，才转而崇拜神灵。儒家（或者说儒教）强调读书人的地位是最高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人里还有更高的，“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你做了官，才算是从读书人当中“卷”了出来，也就有了权力。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例如道教和佛教，权力层次也非常明显。道教从玉皇大帝开始往下，一层一层，等级森严。佛教的话，以《水浒传》为例，鲁智深初到大相国寺说想做住持，知客僧告诉他，先要从挑水、看菜园子做起，一步步往上爬。总而言之，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很多地方的唯一图腾就是权力，它能够引起民众狂热的崇拜和虔诚的信仰。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旦引入“拜权教”这个概念，就可迎刃而解。

在《被牺牲的“局部”》中，您一方面对传统中国社会所盛行的权力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另一方面，您又给予普通民众最大程度的同情。这种态度是怎么形成的？

马俊亚：我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也是慢慢形成的。我看待历史有几个维度：首先，我会从自身出发去理解历史。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这类小说，也会幻想自己是曹操、刘备式的大人物，等我到了大学三年级左右，认知就发生变化了。我当时发现，往上追溯，我的列祖列宗连二十四史里地位最低的人物都比不上，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载。自此以后，我读史时就再也不会代入大人物了。读秦史，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修骊山大墓、修长城的服役百姓；读唐诗，我觉得自己在唐朝肯定是“可怜无定河边骨”；读明史，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个种田的，也可能做点小生意，天天受到贪官污吏压榨，哪怕侥幸能做一个县吏，已经是我们家族无数代人的极限了。这些小人物，才是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如果明确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就能真正去维护社会大众的利益。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从底层视角出发去研究历史。我上世纪九十年代读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文章著作，像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又如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都是这个视角。

另外，我会从自身所在的地区出发去研究历史。华北与江南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例如，要想研究近代中国就一定要研究上海，就像研究世界近代史就一定要研究英国一样。以前形容上海有一句话，叫“冒险家的乐园”，多少带着一点贬义。但是在我看来，“冒险家的乐园”总比“特权者的乐园”要好。国际上有不少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搞出了一些受追捧的理论，可是这些理论放到我从小生活的淮北地区，往往是不成立的。比如“内卷化”理论，实际上谈的就是农业种植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例如一家五口人种十亩田，产出的边际效应可能是最大的，等到一家二十口人还把全部劳动力投入这十亩田中，产出的边际效应就下降了，这就是“内卷”。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口过多。从我们淮北地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真正导致淮北百姓收入不断降低的是极端的专制权力。淮北地区的情况是人少地多，所以淮北不是因为劳动力投入太多的“内卷”，而是因为百姓有田不能种的被迫“躺平”。皇权专制时代，中央政府不断把淮北地区当作蓄洪区和行洪区，导致洪灾泛滥，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土匪横行，百姓直接放弃农田耕种，任其长草或荒废。这对当地的中产阶层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有钱人家雇得起家丁，土匪不敢去抢，底层贫民太穷了，土匪不愿去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里面讲到一个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有余钱剩米”的小资产阶级“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其实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社会至少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而淮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是更坏的哑铃型，最上头的是有钱人家，最下头的是平民和土匪，中间的中产阶层几乎是不存在的。土匪最想抢的就是家里有头牛的中产阶层，十几个人冲到你家去，把一头牛抢走之后当晚卖掉，每个人分点钱。除了这些土匪之外，官吏、地主对百姓的剥削也很凶。而且，淮北地区不仅苦于恶霸地主，还苦于恶霸平民，这些恶霸平民可以随时伤害善良百姓，还觉得理所当然。因此，专制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百姓不但要受官权之害，还要承受底层之间的互害。

您刚刚用淮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挑战了国际汉学研究的著名理论。这让我想到您做的一个对比：有些地方苦于资本主义之时，淮北苦于没有资本主义。能请您展开谈谈吗？

马俊亚：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害，薛暮桥、陈翰笙、钱俊瑞、骆耕漠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从各个方面做了论述。但是，这些老一辈的学者没有关注到，像淮北地区这种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地方，受到的危害更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没有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要做生意就会有赚有赔，商业行情总会呈现上下波动，百姓究竟种稻还是种桑，可以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而在特权者垄断权力的地方，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百姓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受到的伤害显然是更大的。那些老一辈学者都出身江南地区，对其他地区缺乏了解，也难以想象其他地区的问题，看到江南地区的一些问题就加以放大。比如，他们看到住草棚子的工人，就说这是江南地区的贫困人口，其实，这些草棚子里住的都是我们苏北人，江南人都到工厂里做工去了。又如，许涤新等人编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上说，出租土地的就是地主，工人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事实上，江南地区出租土地最多的就是工人阶级，根据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大概是户耕十亩，既然主要劳动力都进城做工了，工人家里的土地肯定出租给别人来种；可以说，近代江南的工人大多是土地出租者。

您用《水浒传》来佐证对淮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让我想到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能请您谈谈其中的思路吗？

马俊亚：为什么我要用《水浒传》？其实很简单，我们历史学有一种方法叫文史互证，例如陈寅恪先生就以白居易的诗来证史。我做历史，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就是辨析史料，所谓“史不辨不用”，对史料要加以辨别它，不是拿过来就用。第二条原则就是孤证不举。我从来不去使用孤立的证据，而是力求形成一条证据链。这个意义上，研究历史跟法庭判案是一样的。法官审判任何一个案件，都会要求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我不单用了《水浒传》，还用了《聊斋志异》和其他很多小说。这些小说实际上都可以归为社会小说这一类，能够提供鲜活事例来补充社会史的史料，作为整条证据链中的辅证。

那么，具体到《水浒传》，这当然是一部明初的作品，发展到明中后期，已经有不少作者参与了修改，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我们如果对这部作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所呈现出的社会样貌，跟我们所习惯的江南社会不一样。我们讲江南社会，往往会说它体现出差序格局，一派温情脉脉的氛围，这在水浒世界里是看不到的。比如，李逵和李达兄弟两人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差序格局。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李达就是李逵的差序格局中的核心，但书中描写恰恰不是这样的。对江南地区的人而言，喝一碗酒就能替对方去卖命，这是很愚蠢的行为，而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曲唱的“生死之交一碗酒”，一碗酒一顿饭，就可以去为别人卖命，恰恰是灾荒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淮北地区的一种社会常态，元末起义的时候，某个大户人家杀几头牛、弄几缸酒，纠集一帮人，每个人几块牛肉、半斤酒下肚，大伙就能一拥而上，直接把县太爷干掉。

唐宋时期淮北地区还是鱼米之乡，为什么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淮北地区沦为所谓“穷山恶水”，如此之大的历史性巨变，关键转折点是什么？

马俊亚：关键在于治水。我们都知道，人伦有所谓五服之说，规定了人际关系的亲疏。其实，地域方面也有类似的概念，按照离京城的远近来划分，每五百里就降一等，除了王畿，最核心的是甸服，其次是侯服，然后是绥服、要服和荒服。所以过去历朝历代重视的实际上都是京畿及附近地区，也就是离首都五百公里之内的区域，出了这个范畴，农耕时代的交通、通讯条件有限，确实也无法有效管理。

在北宋以前，中国的都城都在黄河和淮河之间，那么中央政府就要保证京畿及其附近地区的繁荣稳定，到了南宋时期，都城转移到杭州，权力的中心地区发生了变化，而元朝则搬到了大都，正好脱离了两河之间，淮北地区就从过去的权力的中心沦为权力的边缘。而南北对峙对淮北地区的损害是最大的，因为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缘地区，也是南方农耕政权的边缘地区，一直是战争的焦点，谁都不愿意去建设它。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宋高宗迁到临安的第二年，杜充把黄河大堤给掘开了，南方的淮河水位较低，所以河水往南方流，此后，整个南宋王朝和元朝，决开的堤坝都没有堵上。

到了明朝，不但没有把原来的口子给堵上，弘治年间刘大夏治水时，甚至堵上原来的主河道，把黄河全部逼到淮河里面，淮河河道本就非常狭窄，自己的水流加上引来的黄河水流，一下子就引发了洪灾。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明朝政府的运河，按照原来的河道，黄河只要在山东决堤，肯定会冲垮这条运河。而明朝治黄河的宗旨是以北为重，决不能让黄河朝北面决堤，影响直隶这个权力中心。明万历初年河道总督万恭写了一部《治水筌蹄》，其中说到，把黄河逼向淮河，造成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的洪灾，而要解决这一灾祸并不难办，把铜瓦厢那个地方决个口子，让黄河流到大清河这一路，黄河以南地区就没有灾祸了。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冲出现在的河道，就是万恭早在万历年间即已指出的那条河路。事实上，明朝的河道总督都知道这条线路是最好的，之所以一定要把黄河逼向南边地区，就是为了维护山东六百里的运河。南宋黄河决堤的时候主河道是在北边，七成水流从主河道里走，只有三成往南边流，这对淮河地区虽然有影响，但还不足以致命。等到明朝政府治水，有意把黄河逼到南方来，那就是致命的了。刘大夏治河的时候，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修筑太行堤把黄河北边守住，南边就任由黄河泛滥。中央政府的补偿措施是，受到洪灾影响的地区免去税收，至于百姓的死活，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前面聊到治水对淮北地区的影响，《被牺牲的“局部”》中还详细描述了漕运和盐务的影响。

马俊亚：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社会治理方面有所谓东南三大政：漕运，盐务，还有治河，都集中在以淮安为中心的淮北地区。其中，治水是花钱最多的，比如清朝道光年间，魏源估计，漕运一年至少需要直接经费一千八百万两银子，我认为是合理的。治河一年则需要一千万两银子，因为当时有高家堰、洪城湖大堤，有运河，有黄河，都需要治理。这两样加起来的话就要两千八百多万两银子，而国库一年的收入也就四千万两银子，很多时候还收不齐。而漕运，治黄河，治高家堰、运河，都集中在淮北地区，所以，这个地方花费的经费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在皇权专制时代，只要是经费花得多的地方，一定是最腐败的，治水的经费往往九成被贪污，只有一成用在正途上，洪灾根本得不到有效治理。同时，两淮盐场当时是最大的盐场，是为国库贡献收入最多的地方。过去一直讲江南赋重，全国总共八个省交漕粮，清朝时“四府一州”（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太仓直隶州）缴纳的漕粮占全国的八分之三，这是很重的负担。但我们算一笔账，江南地区要交的漕粮大概是一百六十万石，到了百姓头上，负担可能增到三百万石，一两银子一石米，大概是三百万两银子。然而，两淮盐场一年要给国家贡献五百万两银子，却从来没有人讲过淮北税重，这些银两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下来的。简而言之，当时的两淮地区，漕运、治河需要的经费很多，相关官员从中大肆贪污腐败，百姓承受了所有负担。尽管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但治水的夫役、工料仍向百姓征发，绝大多数官员都从中搜刮钱财，百姓深受其苦。

曾经看到有人批评您，说您写作《被牺牲的“局部”》的时候，似乎个人感情倾向太强了。读到书中后记，了解到了您的成长、求学有多么艰难，以及在家乡进行的田野调查有多么不易。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您是把个人的生命体验投入了这本书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您也想要为淮北地区的家乡父老正名，澄清种种关于他们的误会和歧视？

马俊亚：非常感谢这类批评。但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著述不带有个人感情倾向。即便是整理历史资料，也是按照每个人自己的喜恶在取舍，号称纯粹客观的学者是骗人的。

说到求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苏州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记得当时连衣服都没得穿，一年四季，有三季都是上身黄军装、下身运动裤，脚穿一双大拇趾都露在外面的运动鞋。之所以这样，一个原因是穷，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已经习惯了赤脚不穿鞋子。这样一来，我就跟身边那些从小在江南地区长大的同学格格不入，既不敢去跳当时流行的交际舞，也不敢请人去看电影，这些同学多多少少也对我看不上。而我慢慢地发现，这种地域歧视是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从明清以来，淮北地区的民众就因为穷困而被江南地区的民众歧视。可是，如果往前追溯，又是另一种历史场景了。读博的时候，因为太穷，没有什么娱乐，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待在学校里读书，二十四史中的大部分，特别是前四史，我读研的时候就已经啃下来了，十三经也是这样，我尤其爱读左传——虽然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史也非常感兴趣，最近还就着以前的笔记写了一些秦汉史论文。史书读得多了，会让我产生很多疑惑，觉得书本无法解释现实。我们淮北地区在北宋以前明明比江南更发达，可谓精英辈出，汉初的萧何来自丰县，樊哙来自沛县，三国时周瑜、鲁肃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南北朝时宋齐梁陈的创立者，也都来自淮北，为什么过了一千年，到了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淮北似乎就全是泼妇刁民了？为什么谈到淮北地区，人们总是充满了误会和歧视？甚至民国以来的不少大学者、大作家也不能免俗，例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就说，淮河地区出了那么多开国皇帝，他们都不吃大米而是吃面食的——其实，淮北地区是产米的。我想要为这种变化寻找一个解释，而现存的所有史书，以及所有的模型、理论，我都是不满意的，这就是我去田野调查的初衷。

我是历史学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训练，进行调研的时候也没有成型方案，就是带着读书时积累的困惑，一面四处行走，一边寻找解释。当时我拿的是学校发的助学金，为了省钱，冬天就住在澡堂里，比较暖和，夏天随便找家小旅馆，有电风扇就行。所以，一路上，我一直跟那些敲锣卖糖的、耍猴卖药的人住在一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丰县调研，我刚走进某个村子，村里的人就跟在我身后骂我，听到骂声，我下意识转过头来，马上就有人围上来打我，上来的人一多，后面还有喊的、骂的，似乎半个村子的人都跑过来了。我一个老乡在徐州盐业局做局长，有一次跟他聊天，我说自己到徐州乡下调研，曾经被半个村子的人追着打。他说这算什么，我们单位的处长都被他们砍伤过。

所以，有了这些调研经历和人生体验，我的学术研究，我的思路感受，不可能与那些在书斋里喝咖啡的学者保持一致。对我来说，有必要通过研究和写作，将自己所熟悉的中国社会的原生态还原出来。希望我的书能作为一个不一样的参照对象，为大家提供一条新的思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