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中心视角在亲密关系尤其不幸的婚姻中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编者按】

《愤怒的囚徒》是一代心理学巨匠、“认知行为疗法之父”阿伦·贝克的作品，贝克先生站在人类认知发生与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愤怒是怎样形成又为何会失控的问题，分析了当群体被仇恨与愤怒裹挟时会产生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并结合心理学中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经验，给出了个人和集体减少冲突、暴力、仇恨的解决方案。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风暴之眼（“我”）：利己偏见》。

是什么触发了敌意呢？一般来说，我们遭遇某种经历时是否会感到愤怒、焦虑、悲伤或快乐，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解释，即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不能理解事情的意义，我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就是随意发生的，和事情具体的情况毫无关系。只有我们正确地选取信息和正确地加工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对事实做出分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恰合时宜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如果得出的判断是“我有危险”，我就会焦虑；如果得出的结论是“我被冤枉了”，我就会生气；如果想到“我很孤单”，我就会难过；如果意识到“我是有人爱的”，我就会感到开心。

然而，当我们的解释不正确或过分夸大时，我们就可能会在应当平静时感到焦虑，在应当悲伤时感到愉悦。当我们的信息处理过程受到偏见左右（或信息本身有误）时，我们很容易做出不合时宜的反应。

偏见在信息加工极早期——无意识阶段——就可能在运作了。一位高度敏感的女士将男性友人的由衷赞美解释为对自己的侮辱，下一秒，她就会愤怒地冲着他吼叫。她把那位男士的话理解为“他在羞辱我”。在她的潜意识中，男人是不喜欢她的，所以她会把并无恶意的评论误解为侮辱性的语言。

想象以下场景：卡车司机在咒骂前面的司机，认为是对方开太慢了，才导致交通堵塞；经理斥责员工没有提交报告；大国进攻有反对意见的弱小邻国来保障其充足的石油供应。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例子中，谁是受害者与谁是迫害者尽管显而易见，但所有案例中的攻击者都很可能反而会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卡车司机认为自己被挡了路，经理认为自己被违抗了，入侵国认为遭受了反抗。攻击者们坚信他们是正义的，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真正的受害者（对于客观观察者而言）成了迫害者宣泄愤怒的目标，被他们视为加害者。

那些好斗且控制欲强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们的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和好斗卡车司机对待慢行司机的方式一样，好战国家打着类似“需要生存空间”或“国家征用”的旗号来对待弱国的反对意见，即妨碍了它们的正当目标。

群体中的人在个人冲突中往往会表现出相同的思维偏见。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敌意都源于同一个信条：认为对手是错的和坏的，而自己是对的和好的。每个案例中的攻击者都展现出同样的思维障碍：以利己方式构建事实，夸大假定的侵犯行为，认定对方有恶意。

出于求生本能，我们会非常警惕那些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和个人利益的事件。我们对那些有贬低、强迫或妨碍意义的行动很敏感。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保持监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任何明显有威胁的行为或言论启动我们的防御保护。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对非恶意行为赋予负面的个人解释，夸大其对我们的实际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容易感到受伤害并对他人愤怒。

人们以自身信念体系为参照对情境进行过度诠释的倾向其实是“自我中心角度”的一种表达。如果处于压力下或感到威胁时，我们的自我中心思维将会更加突出，同时，我们的关注视野将会扩大到那些不相关或无关紧要的事件上。他人的行为有着如挂毯花色般丰富多样的促动原因，然而我们却只选择了一根可能只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线条。

对待他人明显的不良行为，我们特别容易陷入自我中心思维。比如，丈夫下班回到家时，看到妻子全神贯注地做家务而没有留意到他，丈夫认为“她不关心我”。而实际情况是，妻子在外工作了一天，已经很累了，但她作为家庭主妇仍然全身心地做家务。尽管这样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但丈夫却坚持认为妻子之所以不关心他，是因为她已经不爱他了。

我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当作戏台上的主角，仅凭自己的好恶判定他人的行为。我们是主演，而其他人要么是我们的支持者，要么是反对者。他们的动机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就像传统的伦理剧演的那样，我们是无辜的好人，而对手是邪恶的坏人。自我中心主义也会让我们误以为其他人会和我们一样理解当时的情境，他们“知道”自己在伤害我们，但却仍然继续他们的侵害行为，因此他们似乎更应当受到惩罚。在“热”冲突中，犯罪者也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为伤害、愤怒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注意力在这种自我中心取向的驱使下聚焦在对他人行为和假定意图的管控上。我们遵循着诸如“你不应做让我痛苦的事情”的潜规则。由于我们可能太过宽泛而且僵化地运用这些规则，因此我们总是容易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当我们觉得有人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时，我们就会愤怒，这是因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规则等同于我们自己了，触犯这些规则就等于是在攻击我们自己。我们越是将那些无关事件和我们联系起来，越是夸大相关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就越容易受到伤害。而当他人也以自我中心规则行事时，我们的自我保护规则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而且即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规则，他们也不想受制于人。

自我中心视角在亲密关系特别是在不幸的婚姻中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例如，南希很生气，因为罗杰只给自己做了三明治，却没有问她想不想吃。罗杰触犯了南希的隐性规则：“如果罗杰关心我，他会想要跟我一起分享。”实际上，南希在乎的不是三明治，而是对方没有为她做三明治，按照她的判断标准，这意味着罗杰心里没有想到她，也不在乎她的意愿。面对她的埋怨，罗杰重新做了一个三明治给她，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对于南希来说，罗杰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不在乎她了。结果，她选择了沉默。

南希脑补着种种细节，她越来越脆弱，变得更容易愤怒和伤害感情。而对于罗杰来说，他并不在乎南希能否预见到他想要什么，他是对任何可能自己被他人控制的线索非常敏感。南希的沉默不语让他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是南希对他的一种惩罚。在南希的“伦理剧”剧本中，她是受害者，罗杰是坏人；而在罗杰的版本中，他是受害者，南希才是那个坏人。

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规则，是为了避免受到伤害，保护自身，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让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如果南希是这样认为的：“如果罗杰没有意识到我的意愿，我就要告诉他。”这就是一个更具适应性的规条。如果南希真这样做了，那么这样一个程序规则就有可能真的达成南希希望“罗杰更在乎她”的愿望。另外，这样罗杰无疑就能知道南希的回避并非是变相的报复，而是对他感到失望的结果。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将他人行为与自身相关联的倾向在某些精神障碍的病人身上是很明显的。如果病人的自我中心思维过度被强化，他们会忽略他人的真正性格以及互动交往的真实情况。他们可能会对他人行为赋予歪曲的甚至离奇的意义。这种倾向在偏执狂病人身上表现得极其显著，他们会将他人的无关行为与自己关联在一起（自我牵连），认为别人都在针对他们，而丝毫不怀疑自己想法的真实性。

汤姆是一个29岁的电脑推销员，他因为连续好几个月持续的烦躁不安而被转介来接受评估。他抱怨街上的行人都在盯着他，而且说他的坏话。在拐角处，他遇见了一群兴高采烈的陌生人，他认为他们的笑代表着他们正在谋划如何为难他。汤姆的自我牵连和我们自身的经验相去甚远，但却戏剧化展示了人类将他人行为和自我关联的倾向。

自我中心视角在其他临床问题中也可以观察到，如抑郁症。抑郁症患者会将不相关的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不同的是，他们是将这些事件解释为自己不值得或不好。相比之下，典型的敌意者并不认为人们是在故意伤害他，而是他们的愚蠢、不负责或固执可能会干扰他实现目标。在他的剧本中，他是英雄，他的使命是追寻彩虹，而这群蠢货妨碍了他。不过，他的敌意越严重，他就越有可能会将他人的妨碍行为解释为故意伤害他的企图。

疑心重的人会将他人的行为解读为阻挠、欺骗或操纵他意图的标志。一些政治组织或宗教团体分子常被形容为“偏执狂视角”，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受到暴政的压迫或被其他团体侵害。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与其他随笔》中详细描述了仇恨组织的心理，他们固执地认为腐败的政府故意侵犯他们的宪法权利。

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言行可能向他人传达了非预期的含义。同样，他人的言行也会向我们传递非预期的意思。老练且圆滑的社交，需要警惕他人对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可能会赋以各种可能的解释。人们如果想要保持亲密关系的平衡，就必须认真掌好舵，小心穿过对方预期和解释的浅滩。这一原则适用于个体的人际关系，也适用于群体的群际关系。

《愤怒的囚徒》，阿伦·贝克（Aaron T.Beck）著，汪瞻、位照国、陈宇然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