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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历届状元亲笔书迹:金榜题名的奥秘

明朝封建社会后期进入更加专制统治的时代,作为应用与艺术双重性的书法,在皇权文化的作用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明朝封建社会后期进入更加专制统治的时代,作为应用与艺术双重性的书法,在皇权文化的作用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明代书法教育形式多样,除一般常见的官方学校教育、塾式教育、私人传授、书法世家等,还在宫廷中设有专门书法教育形式,种类繁多。而科举考试也与书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文徵明就曾因书迹不佳而“名落孙山”;亦有善书者凭借一手好字,在考试中拔得头筹。

近日,上海书画社出版的新书《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面世,作者张金梁通过政治、教育、哲学、文学、绘画等方面,将千余位不同阶层的善书者归纳梳理,呈现明代书法发展面貌。本文选摘自书中“明代书法与科举教育”一节。

《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书影


赵秉忠状元卷(局部)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隋唐之后,国家对于人才的发现和委任,大都采用科举考试的方法选取,真正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宗旨。时至明朝时,科举考试的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且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程式。文人想为国家所用,正统的途径便要经过这些国家规定的层层考试,若在其中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便会鱼跳龙门,可堂而皇之地进入仕途。国家考试一般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

文徵明《赤壁胜游图题耑》


书法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诸生考试和殿试中。以府、州、县试选取诸生时,要看书法水平。如文徵明、董其昌,都因为在年少时书法不佳排名时受到影响。

文嘉《先君行略》书影。据文嘉《先君行略》记载,文徵明“少拙于书,遂刻意临学”,成为生员后更加努力临池,每日苦练。但是在他十九岁应岁试时,还是因为考卷上的字迹不佳,而被考官置于三等。


乡试和会试为防作弊,要将考生的试卷重新编号誊录,阅卷者只能看到重抄的文章,所以书法在其中的作用不大。但在殿试时,要看会士们的试卷真面目,书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排名的先后。从明代的实际情况看,会试的入选者称之为会士,他们都要经过殿试环节才能成为进士。由于这是在紫禁城内宫廷进行的考试,所以又称为廷试。殿试的主考是皇帝,因此殿试不仅是会士排名而成为进士的过程,也是让会士们的身份转变成皇帝门生的重要过程。一般情况是,皇帝主考殿试,但阅卷评判及排名是充当考试官的大臣们的事,他们要将所有参加殿试的会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档次,负责考试的大臣要将殿试卷子前十名优秀者,按顺序排列好交给皇帝观看,一般情况皇帝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有时皇帝也根据自己的看法,将十份卷子的名次作以调整,尤重视被称之为一甲的前三名,最重视称之状元的第一名。

据统计,明朝共举行了88次会试,产生了89名状元。又据相关史料记载,状元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20余位。


此时的文字书法水平及卷面工整美观,成为非常敏感的形象元素。为了显示对皇帝的尊敬,大臣在选择呈于皇帝的卷子时,已经非常认真地选择那些“词札兼美”者,皇帝再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选择,确定一甲三人,分别用红笔书第一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于卷面,于此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便产生了。二甲的人数也要经过皇帝的同意而定,余者便为三甲,这时便可张榜公布于众了。朝廷规定,获得一甲者,称之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者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吏部根据不同的类别,授予他们不同的官职,一甲第一名的状元,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二甲者授正七品的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或被选拔为庶吉士再加学习,成为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三甲者人数最多,授从七品等官职,一般外放为地方官员。进士们因身份区别任职虽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由此正式成为朝廷的命官,开始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由于一甲二甲的进士是进士中的精英,要任职于朝廷近侍部门,所以选择时的要求较高,不但要求文章优劣,还要求书写水平高超,这也成为朝廷为进士分等的重要标准。其中一甲三人尤其如此,受到天下文人墨客瞩目的第一名状元,更要在整体上出类拔萃了。从实际情况看,书法水平在殿试中确实发挥着树立卷面形象的功能,为会士们争取好的出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史书记载中,不乏书法优秀而被选为状元的例子,如《分省人物考》谓:“(申)时行廷试时,上见所对策词札兼美,亲擢第一。”申时行的文章自不用说,而功夫深厚工整精美自然大方的楷书答卷,顿时征服了身为主考的皇帝,毫不犹豫地拿起御笔丹书卷上“第一甲第一名”,申时行真正成为钦点状元,亦成就了文林书坛上的一段美谈。再如《謇斋琐缀录》载:“成化丙戌(二年)廷试,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赞为第一。”程敏政除文章优秀外,卷面文字书法精楷,故而读卷官力推其为第一,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只得了第二名的榜眼,但此足以说明书法在殿试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程敏政跋《陆游〈怀成都十韵诗卷〉》


在明朝的267年中,共举行了88次会试,产生了89名状元(其中一次会试举行了两次殿试,出了两名状元)。他们应当都是如申时行那样“词札兼美”的优秀人才,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这些状元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二十余位,他们是:黄观、胡广、曾棨、陈循、商辂、彭时、罗伦、吴宽、谢迁、毛澄、顾鼎臣、杨慎、罗洪先、申时行、张元忭、朱国祚、焦竑、朱之蕃、赵秉忠、张以诚、韩敬、文震孟、刘理顺等,现将几位较著名者简介于后:

胡广(1370—1418),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状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明雷礼《列卿记》谓其“尤工书法,行草之妙,独步一时”。曾扈帝北征,一路制铭刻石皆出其手,丛帖《晴山堂帖》收有其书《心远先生喻蜀图序》。

曾棨(1372—1418),字子启,号西野,江西永丰人。永乐三年状元,官至少詹事。为文思如泉涌,馆阁中诸大制作皆出其手。《东里集》谓其“一时文人所作碑碣、记序、表赞、传铭、诗赋,流布远迩,盖未有如子启之富者。工书法,草书雄放,在晋人风致,自解大绅、胡光大后,独步当世”。流传有行书《天马赋》,出入苏、米,精美可观。

吴宽 《种竹诗卷》(局部)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其品性高洁,学问渊博,王鏊《震泽集》云:“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颇为中的。其为明朝状元中书法成就较大者,对后世影响亦巨,流传墨迹甚多,代表者有《种竹诗卷》(如图9)等。

杨慎《留赠杨判官与哭晁镜湖太史墓诗册页》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为官不久便因“大礼”事谏争,消籍遣戍云南,直至老死。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曰:“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堂庑。”观其《题东坡竹石图卷》用笔轻松自如,生动自然,可证王氏之言不虚。其特善著述,成书逾百种,罕有比者。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状元,官至春坊赞善,后因性直敢谏削职为民。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洪先书颇秀润,出《圣母帖》,而丰肉少骨,秾媚有之,苍老不足。”其书有《荆川帖》、《致可大札》等流传,行草如王所论,行楷则劲健可观。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琼泉等,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官至史部尚书,曾位居首辅。其善真、行、草书,曾有《赐闲堂帖》刊印行世。读其《登尧峰诗轴》、《惠教帖》等可知,得之于“二王”、米芾书法,信笔写来,自然大方,甚见功力。

焦竑(1541—1620),字弱候,号澹园,南京江宁人。万历十七年状元,仕途不畅,为官仅七年便辞归,后专心著述,成就颇大,顾起元《客座赘语》云:“焦弱侯真、行,结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长剑倚天孤峰削日之象。”其有墨迹《远访帖》传世。

朱之蕃《跋王羲之〈大道帖〉》


朱之蕃(1548—1626),字元价,号兰隅,南京锦衣卫籍,山东茌平人。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官至吏部右侍郎。其精鉴赏善书画,名动海内外。《江宁府志》曰:“之蕃真、行、草师赵魏公,间出入颜鲁公与文征仲,日可万字,运笔若飞,小则蝇头,大则径尺,咄嗟可辨。”其有小楷书屈原《渔父辞》,功力深厚,精美绝伦,惜末脱去赵子昂衣钵,不能自立耳。

文震孟《行书诗轴》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药圃,长洲人,文徵明之曾孙。明天启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右侍郎,入阁辅政。其书法颇有曾祖风,“书迹遍天下,一时碑版署额与待诏埒”。其有七律《多少游魂诗轴》传世,笔酣墨畅,天趣横生,在家法的基础上,加之董其昌的润秀,惜骨力稍弱。

商辂《浙藩送行诗序》(局部)


应该说明的是,士大夫们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至于书写只是当工具对待之,即使有喜爱者,亦将此视之为余事末技。故而有诸多书法高妙者,因政绩或其他成就所掩盖。如淳安人商辂,他是明朝唯一连中三元者。所谓三元,即在乡试中为第一名的解元,在朝廷会试中第一名会元,最后正统十年的殿试中获得状元。其书法颇有时名,却因政绩官事名声太大,末技的书法便没人提及了,但喜欢收藏的文坛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收有其书,其中可以看出其笔墨功夫之深厚。

又有山东青州赵秉忠,字季卿,万历二十六年状元,现青州博物馆存有其殿试真迹,是当今国内唯一面世的状元卷,洋洋千言,一气呵成。字体步武钟、王,一丝不苟、略无呆滞,充分体现了作者才气横溢和深厚的功力。

不可否认,在明代状元中,没有出现划时代的书家,大都是喜爱翰墨的工书者,即便较突出的吴宽、朱之蕃、文震孟等,也不无辕下驹之嫌,仅可称能而已。这可能与他们长时间浸染于应付科举考试的“台阁体”有关,或因得中状元后,只着眼于仕途,便无意于翰墨之小道了。相反,一些久试不第和无意仕途者,如文徵明、祝允明、王宠、陈献章、徐渭等,却在书法上大显身手有所作为,这又成为明朝书法上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永乐年间朝廷书法专业教育

明朝廷为了培养书法人才,曾经在有关部门设立过书法教育机构,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朱棣以“靖难”之役,推翻其侄建文帝而登上皇位,年号永乐,从而改变了明朝原先的帝系。永乐帝为了尽快稳定统治,除残酷镇压反对者,尽力笼络利用顺从的建文旧臣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借大兴文艺体现文治之名,巧妙缓和了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一是广集天下文人为国家修书,从而有《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永乐大典》等巨编问世;二是将大量的善书之士召入朝廷,储翰林、授官职,一时四方文人墨客聚集朝廷。而后者则成为明代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盛事。

1.召善书者储翰林

明初洪武时,由于不重甲科,以荐举入仕,便有不少儒士以善书得官于朝廷,如胡琏“洪武中以楷书任工部主事”,陈升“以能书为吏部主事”,刘理“洪武中以善篆书为中书舍人”。永乐时朱棣为体现文治,对善书者更加看重,将四方善书者汇聚于朝廷,动作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黄佐《翰林记》曰:“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之善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杨士奇是当时朝廷内阁成员及此事的操办者之一,在其笔下对此壮举不止一次地大书特书,论述颇详。其《东里集》云:“永乐甲申,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将用之清密之地。长乐陈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在诸多的史料中,对永乐时召善书者于朝廷,也多有记载,略举几例如下: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少为弟子员,永乐初以善书荐,供事文渊阁,拜中书舍人。(《常州府志》)宣嗣宗,字彦祁,嘉定人。永乐三年诏郡县举楷书士上,彦祁既命从中书舍人书诰敕。无几简从事翰林。诸学士皆重之,宣德初为吏部员外郎。(《东里续集》)

夏昺,以能书召试称旨,命与仲昭(其弟)同拜中书舍人,时人称“大小中书”。(《甫田集》)

朱铨,字士选,太宗选写金字经,入翰林。(《江宁县志》)

刘素,字太初,理之子,永乐中以正书选入翰林,供奉。(《存片录续集》)

滕用亨,初名权,永乐三年被召试篆书,作“麟凤龟龙”四大字,又献祯诗三首称旨,授翰林待诏。(《延休堂漫录》)

沈度尝言于上,有弟粲,其书胜臣,遂亦被征用。(《吏隐录》)

夏衡,字以平,永乐中沈度以善楷书荐授中书舍人。(《分省人物考》)

胡宗敏,歙人,永乐十六年,以楷书征赴文渊阁,宣德九年除泰安知州。(《徽州府志》)

王绂《题万竹秋深图》


当时被征辟到翰林的布衣善书者,很多人没有马上授官,让他们在翰林院等衙门,或帮助抄写处理文件,或在翰林们的教导下对书法等课目进行学习,人们将这些以能书被选入翰林院学习实习的,称为翰林书学秀才,原有官职者谓之翰林院习书。永乐间,在朝廷储习书秀才较多,学习一定时间,朝廷有关衙门需要善书者时,便授他们以官职,如永乐十年三月,“擢翰林院习书秀才朱孔暘”、“翰林院习书州判张固、庶吉士胡敬、监生程玖、秀才沈粲、许鹤鸣、王孟、朱晖、陈宗渊、庞振舒、章炳如并为中书舍人,仍隶翰林院书制敕”。从而可以看出,在永乐中以能书被荐的面较广,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以书授官现象,是此时期社会性的习书热的动力,成为明代书法界的美谈。

明代心学大家陈献章《七言绝句轴》 


2.以书选庶吉士

永乐二年三月,时逢大比,朱棣为了进一步培养优秀人才,便在廷试中录取进士四百七十人,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年青进士没有直接放官,而是选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明史》记此曰:“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庶吉士始创于洪武十八年,当时朱元璋“以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云”。朱元璋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进士选入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授予庶吉士,主要目的是俾观为政历练办事,来增加实际参政能力,只有解缙等很少几人获得。永乐二年朱棣在新科进士中所选的庶吉士则不同,把他们专设于翰林院,进一步学习深造,有为国“储才”之意。

在永乐二年所选为庶吉士的进士中,有两个选取标准,一是文学优秀者,二则是善书者。《国榷》记载了当时所选情况:永乐二年三月丁未,“选翰林院庶吉士,杨相、宋子环、王训……并习文;汤流、王英、孙奉、余鼎、李永年、袁迩、周远、锺旭、彭礼、戴弘演并习书。户部办事进士当涂李衡,以年少自请,命改庶吉士,同江宁杨勉习书”。其中十余位被选为习书者,都是当时进士时的善书者,成为朝廷首批以善书选为庶吉士习书。朱棣这次在新科进士中所选的庶吉士与朱元璋所选的庶吉士不同,不是让他们观政,而是将他们专置于翰林院,专门选派学士们对其督导进修学习,目的是让他们在政治、文艺方面登峰造极,以弘扬文化振兴士气为国“储才”。

事隔两月,永乐帝又将在各朝廷衙门中的部分善书办事进士,再次选拔庶吉士。《国榷》载:永乐二年五月辛丑,“诸司办事进士曾慎、魏骥、吴敦、漆霄、赵理、赵琰、韩庸、史彬、徐观、樊静、曹彦昌、陈旭、田育、罗处富、邢旭、曾恕、王完、叶贞、陈兴、俞礼、赵濬、潘中、徐昤、胡秉彝、周志义、俞益、曹睦、杨仪凤、谭原性俱能书,选翰林院庶吉士”。“办事进士”源于洪武间的“观政进士”,即将一部分年轻新进士分在各衙门见习政务学习办事,以便授官。不过洪武时将在皇帝近侍衙门的观政进士称之为庶吉士,永乐初则称选进翰林院学习者称为庶吉士,分到其他衙门者称为“办事进士”,其随时可能放官补职。被选入翰林为庶吉士者,不但能得到学问上的继续深造,身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庶吉士学满三年毕业(初有中间授官者),优秀者留院为编修、检讨官等,谓之留馆;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及地方官等,谓之散馆,并且以后逐渐成为制度。每科所选多少不一,偶尔有数科合选之事,成为庶吉士者,为仕途的畅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即事漫述诗轴》 


朱棣为了造就时代文艺高峰,不遗余力地对新科进士进行各方面培养,以期他们出类拔萃,为朝廷所用。永乐三年正月,皇帝命再从庶吉士中“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学士解缙、侍读黄淮,“选修撰棨,编修述、孟简,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庶吉士周忱以年少自请,愿从诸英敏者后,得到了永乐帝的同意,时谓为“挨宿生”。这样入文渊阁学习者,便成二十九个。“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进文渊阁学习的庶吉士,是当时庶吉士中各方面的优秀者,多数以文学为标准得选,以善书入选者有王英、余鼎、汤流、杨相等人。对于选取庶吉士的目的,朱棣在谕旨中说得很清楚:

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因皆今之俊英,然当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并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学之至岂天成?亦功绩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仕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有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可见朱棣为培养优秀人才用心良苦,而以善书的标准选庶吉士及入文渊阁学习者,这在明代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

《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内页


(作者张金梁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有《<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书史会要>校正》《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等。本文经授权刊登,行文有删减,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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