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如何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急先锋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改名为《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这一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杂志，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它对中国进步青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月3日下午， 以“新青年”为主题的1925红色经典阅读沙龙举行，上海作家黄向辉在1925书局带领读者了解“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探讨崛起的“新青年”群体是如何在新旧文化的对抗和东西文明的碰撞中不断地呐喊与奋斗，最终拥有“我是世界的”大胸襟和大气魄。

《新青年》 IC资料图

黄向辉先从“青年”谈起，为读者讲解从“青年”到“新青年”的来龙去脉。“新青年”一词见于1915年创刊、1916年改版《新青年》杂志。

“一个‘新’字，主题鲜明，立意高远，将《新青年》推向所有旧的，所有腐朽的，所有毫无生气的旧青年、旧世界的对立面。让《新青年》不折不扣成为中国近代史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7年初迁至北京，1920年又从北京迁移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立刻吸引了上海滩大批活跃的新青年，他们在老渔阳里2号，集聚在陈独秀身边，纵论古今，比照中西，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黄向辉

黄向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和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了一番深刻比较，“在这些过渡性近代知识分子心中，老祖宗传下来的圣人之学和西方经世致用之学杂糅相处。他们认为只有依靠皇帝的支持方能实现变革社会和改造民生的远大政治抱负，但在严酷现实里，却无法摆脱保守的桎梏。相比之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都留洋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熏陶过西方先进文明，譬如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诸多思想资源。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独立意识和蓬勃朝气走向大众，开始了崭新一轮神圣的新的‘思想启蒙’。他们和当下年轻人一样，非常重视传播手段，依靠的是报纸和杂志等当时新兴的传媒。”

《新青年》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

中国近代“旧”青年生存成长的境遇究竟“陈旧”在哪里？黄向辉分析了三种不利于青年心智和体魄成长的关键因素。“首先，‘旧’青年生存环境极度贫困和单调。近代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孩子一年到头都要忙着帮父母种地干农活。第二，年轻人的奴性，最明显的表现为愚忠和愚孝。包含在四书和《孝经》中关于孝心的教导，毒害青年人的思想，必然造成早婚、蓄妾、溺婴等社会普遍现象。再就是旧式教育模式与科举制度的局限性。”

而新式学堂的教育模式和内容带给青年人心智的改变。青年人的知识结构逐渐转型，在新式学堂里既学到了走上社会谋生的一技之长，也积累了广博的、以往闻所未闻的通识知识储备。更为关键的则是思想观念随之潜移默化，一步步建立起一套独立自主发现问题、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此外，女性的生存状况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黄向辉还提醒读者，中国新青年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青年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当中国青年远渡重洋，用好奇的双眼观察世界时，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西方的青年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就是其中一位。

活动现场

“1925红色经典阅读沙龙”系列活动由上海炎黄文化宣讲团与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系列活动邀请红色文化宣讲员走进1925书局，为读者带来与红色经典著作相关的文化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