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村：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

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

在中国美术史的论著中，过去没有“民间美术”的字样和篇章。因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民间美术的作品和作者未被文人和收藏家重视，所以文献资料贫乏，倒是宫廷和文人画家的作品和传记，历代都有文人笔下著录可考。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徽宗赵佶敕撰《宣和画谱》……大都是以宫廷文人绘画为主线。此外，文人著作中也有涉及民间艺人的作品与名录，如宋邓椿《画继》，但所录艺人寥寥无几。宋元以后，更乏民间艺人名录传记者。

众所周知，“美术”二字是从国外引进的，它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三大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籍中，从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收录唐杨惠之及其弟子等人的彩塑资料，可知中国美术分类不同于西方，雕塑是统归于绘画的。如果按照美术服务对象来说，中国美术可分作宫廷的 （如历代皇家画院、画馆） 和文人的 （如高人隐士，画画自娱或卖画于官商的雅士），还有一类是民间艺人的（如印卖门神、钟馗、回头鹿马[吉祥年画]的作坊艺人，及宋代画娃娃的杜孩儿、画古建筑界画的赵楼台、善铁画的郭铁子……）。宫廷和文人画家于历代绘画著录中，作品、传记数以千百计，更有康熙皇帝敕撰的 《佩文斋书画谱》，将清代以前的绘画和古籍中，关于书画家的传记、作品、故事、品评等都分类编目，收入其中，是一部编写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完美史料。遗憾的是有关民间美术的资料太少了，只有宋代陕西鄜州（今富县）田家的泥孩儿、善剪字画的剪纸道士等十余人。所以近代中外学者编撰的中国美术史很少列民间美术作为其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王钧初（胡蛮）编著的《中国美术的演变》，虽然提到了民间艺人和扇画等作品，但只是以批判宫廷画和文人画的阶级斗争观点为主线。所以当代美术评论家咸称出版的中国美术史虽多，但总有面目相似感。 

荷花，笺纸，作者：张大千，纵28.5厘米，横19.2厘米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晚清以来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下。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军阀割据，南北并未统一，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依旧侵略不已，尤其是文物，大量被盗运出国。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人学者怎顾得编撰中国美术史，所以1923年出版的《中国美术》是英国人波西尔编写、戴岳翻译、蔡元培校订的，后有日本大村西崖著《中国美术史》。有鉴于此，国人耻之，爱国学者拿起笔来撰写了史料更完备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鉴于当时国内战乱频仍，日本侵华加紧，学者无力到各地收集诸如木版年画、纸马、剪纸、彩塑等民间美术品，也未尝意识到民间美术是中国美术史中有最多庶民百姓观赏的种类。换句话说，中国美术史是待诏、文人和民间艺人所共同谱写的，因为民间美术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城乡的劳动人民，过去交通不便，文献资料缺乏，收集研究起来不易，所以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缺乏民间美术篇章，故难免受“千篇一面孔”之讥。民间美术受到社会重视、抢救保护并研究起步，有待于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社会安定后才可见到曙光。

孙悟空大闹天宫，清代版，江苏桃花坞，木版套印，纵31.3厘米，横54.2厘米［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1页］

历史中的民间美术

民间美术自宋代开始兴盛，宋代以前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茅屋草舍，柴门竹篱，居室简陋，谈不上以字画装饰土屋门窗和四壁。这些“乐夫天命”之景况，在唐诗中多有反映。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昌明，到了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繁荣，科学发明创造激增，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都有反映，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以写实的画法描绘出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工商医农及旅店舟车的繁华景象。反映在文化方面，庶民百姓也有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来美化自己的生活，装饰自己的居室。例如“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纸马，道释及祛灾的图像） ”，当时还有刷印纸马的作坊，反映了民间美术与城乡百姓的民俗和岁时节令活动紧密相关。

宋朝以后，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经济、文化渐移大都，并形成中心。宋朝都城开封、临安（今杭州）岁时出现的民间美术，在元朝都城大都也有了文献记载，如《析津志辑佚·岁纪》就载有“五月天都庆端午，艾叶天师符带虎”。

从客观来看，中国美术发展到宋代已形成了宫廷、文人、民间三足鼎立之势。宋代绘画中山水、花鸟比重较高，相对来说，人物、肖像画渐趋衰退。其实不然，南齐画家谢赫所说的“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之作用并未绝唱。

1956年7月，捐赠故宫博物院文物收据

这类有益于社会历史教育的人物画，多被民间艺人所传承。例如从宋元绘画“耕织图”一直发展到明清木刻彩印年画，都是以“明劝戒、著升沉”为目的，以人物为主的传统绘画形式出现于广大城乡百姓周围。遗憾的是，明清文人画重山水竹石，撰写画论画记的文人也多偏爱山水，不重视民间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人物画，更无视民间美术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部分。 

明清两代，宫廷美术以特种工艺（如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和西洋画等较为突出，文人画则是以山水画为正宗，出现了各家流派。至于人物画、壁画、肖像画（传真）等，则尽归民间艺人所赖以为生的高超技艺，画家庶几无人能画像传真。当此之时，社会经济显著繁荣，科学发达，人民生活有所提高，文献资料如《酌中志》《帝京景物略》《天工开物》……可以佐证，反映在民间美术方面，更是丰富多彩，如苏州捏像、无锡泥人、北京纸马、杨柳青和苏州的年画，等等。尤其是中国美术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华，宫廷画和文人画两大主流业已停滞不前，呈现出已近日暮之感。唯有另一大主流——民间美术，传承了中华民族古代“成教化，助人伦”的优良传统。民间艺人在忧国忧民的心情下，面对炮火连天、山河破碎、家国倾覆的关乎民族危亡的时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佳作。这不仅鼓舞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抗敌志气，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宗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我们永远勿忘国耻。如广东的《大败鬼子真图》、上海的《孙夫人会同刘小姐台中彰化县大胜图》《奉天省俄军受困图》，等等，类如这种题材的年画作品，在当时文人画中很难找出一二。

南北军大战天安门，民国版，河北武强，版印墨线，纵54.6厘米，横77.3厘米，王树村旧藏［参见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下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675页］

本文摘自美术史家王树村的《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王树村自述》。

《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王树村自述》，王树村/著 姜彦文、方博/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