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朱启钤成立中国营造学会，次年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这是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为代表的学社先贤开始了一场长达16年的抢救古建筑之旅。学社第一次田野调查的是独乐寺，该寺始建于隋代，辽统和二年重建，距今正好1040周年。今年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5周年。
2024年3月21日，在天津蓟州独乐寺入口处的“蓟州建筑学社”展馆内，一场名为“营造学社之道：蓟州独乐寺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展”的展览对外开放，呈现独乐寺相关的唐辽时期文物20余件套，以及与营造学社相关的手稿、文献等100余件套，以此回顾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
以“营造”命名的学社
1919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石印本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他在赞叹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精湛的同时，更是对千百年来营造技艺的传承留下深深的遗憾。为此，朱启钤决定先行复制数套，并修订重刊以传天下。他用时7年，耗资5万余元，校刊《营造法式》，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
朱启钤于1929年创立中国营造学会，次年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学社以“营造”命名。朱启钤虽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传统官僚，却不乏现代学者的气质，在他看来，建筑的研究必须通晓中国的全部文化，建筑之外，与之相关的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都是学社的研究对象。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为了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学社设文献部和法式部，前者侧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后者侧重建筑实物的测绘。1931年，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翌年，刘敦桢担任了文献部主任。两位青年学者既有建筑专业的留学背景，又有深厚的国学素养，都对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不同于旧时代学者穷经皓首式的治学，梁、刘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建筑调查和测绘的重要性。他们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累积中国建筑的资料和知识，从而拉开了一段关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传奇故事。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西方建筑学传统与中国史学及艺术传统的结晶。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营造学社的考察之路
千年名刹，独乐寺
1932年4月，学社开始了在北平之外的第一次野外调查。他们来到蓟县独乐寺（今属天津市）考察，并大获成功，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调。
独乐寺，又称大佛寺，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又称蓟县）。 蓟县北倚盘山，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军事要地。汉代属渔阳郡，唐为蓟州。该寺始建于隋，根据《日下旧闻考》引用《盘山志》记载，如今留存的独乐寺主体建筑是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为辽尚父秦王韩匡嗣家族所建，已有千年。整座寺庙大体分为左右中三部分占地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千平方米。中部是寺庙最重要也是最古老建筑，依次为山门、观音阁、韦陀亭和东西配殿。其中山门及观音阁仍为统和二年的原构。
远眺独乐寺（1932年拍摄）
1932年梁思成在独乐寺观音阁前
那么，何为”独乐“？该寺虽为千年名刹，而其缘始无可考。寺院的名字有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安禄山在此起兵叛乱，因想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称“独乐”；或称因佛家清心寡欲，恪守戒律，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故名独乐寺；还有说法是，寺内观音阁观音塑像内部支架是一棵巨大的杜梨树，杜梨谐音独乐。
该寺以“古建、泥塑、壁画”三绝闻名于世，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独乐寺重建1040年，也是独乐寺观音阁落架大修30周年。
山门
走向独乐寺，最先能看到的是山门。这是辽代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庑殿顶山门。其高约10米，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明间作穿堂，正中悬挂匾额“独乐寺”，为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严嵩手书。雄硕的斗棋相当立柱的二分之一，排列疏朗，粗壮有力，颇具唐代风格。
独乐寺山门（1932年春）
独乐寺山门上的匾额
正脊的鸱尾，为辽代原物，长长的尾巴翘转向内，犹如雉鸟飞翔，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山门前两稍间为辽代金刚力士塑像，俗称“哼”、“哈”二将。后两稍间“四大天王”壁画为清代绘制。
山门前的辽代金刚力士塑像
观音阁
观音阁为寺内主体建筑，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通高23米，三层，歇山顶。观音阁设计匠心独具，全部结构围绕中间的巨型观音像建造，二十八根立柱形成内外两圈有序排列，用梁枋斗栱结成一个整体，赋予建筑巨大的抗震能力。斗栱由于位置、功能的不同，式样多达二十四种，使建筑更显气宇轩昂、宏伟壮观。
独乐寺观音阁（1932年春），上层立者为梁思成
观音阁现状
观音阁断面图
观音阁匾额，李白书“观音之阁”
观音阁现保存历代匾额三块：唐代大诗人李白书“观音之阁”；清乾隆皇帝书“普门香界”；清咸丰皇帝书“具足圆成”。
阁内中央须弥台上矗立着三尊辽代塑像，主像因冠顶置十个小佛头，加上本面，称十一面观音，高16.08米，为我国现存最高大的泥塑站像。两侧胁侍菩萨像高3.2米，身着护甲，站姿动感优美，造型生动活泼。三尊塑像皆承袭唐代风格，又具辽代特征，堪称辽代泥塑巅峰之作。而泥塑站像背后则是倒坐观音，为明代塑像，面北半珈跌坐式，背后悬塑五彩须弥山。
阁内辽代观音塑像
明代倒坐观音
韦陀亭
观音阁后为一座明代修建攒尖的八角亭，名韦陀亭，内供韦陀菩萨，原明代韦驮铜像被日军偷走，现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塑。韦驮像通常供于天王殿，独乐寺单独建亭供奉实为罕见。
观音阁后之韦陀亭
对于独乐寺，梁思成称“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梁思成在林徽因协助下，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该文语言平实优美，论证考据清晰严密，全面介绍独乐寺，并提相应的保护问题。梁思成也因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营造学社的研究也由此得到中外学界的更多瞩目。
展览现场，经幢与独乐寺观音阁壁画（复制件）
独乐寺观音阁内壁画
在展厅里，除了独乐寺的建筑模型外，还能看到相关的文物。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策展人丁垚告诉澎湃新闻，“展览分为独乐寺板块和营造学社板块。独乐寺中，展示了一些独乐寺的，以及蓟州本土的文物。展厅中央区域，有独乐寺观音阁的木构件，是过去维修时替换下来的。悬挂的风铃是明代成化年间的，90年代大修时进入了库房。中心区域是武宗会昌灭佛前的经幢，周围的壁画（复制件）取自独乐寺观音阁。”据悉，该壁画为元代绘制，明代重描。壁画以佛教十六罗汉和两明王为主题，间以佛教有关的神话故事、世俗题材和重修信士像。“清代乾隆时期，这一壁画被封土封上了，直至1972年才被揭开。所以这一壁画也是当年学社没有考察到的。”
“另外，入口处悬挂的四张拓片来自蓟州最古老的4个碑，三个辽代的，一个金代。其中，盘山千像佑唐寺的碑刻字习二王书风，其年份几乎与独乐寺重建一致。”丁垚说。
展览现场
对于梁思成的研究报告，在丁垚看来，“是以正宗的源于西方的建筑学方法，配以超过国际水平的最优美的图纸，以最古雅的汉语文风，并利用最古老的汉语传世建筑专书的术语，勾画出独乐寺古老、庄严、稳固、雄伟之建筑形象，正是梁思成此时建筑史写作的旨归。”
对古建筑考察的学术贡献
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是中国营造学社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学社不仅深入解读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作法》，汇编古代营造文献和匠师史料，而且致力于京畿地区流传的各种清代工匠抄本和工艺传统的搜集与整理，编订书籍、制作模型，同时，还在田野考察中留意记录地方工艺传统，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营造文本和图书资料，积极校释刊行。
展览现场呈现的文献
展览现场呈现的文献
展览现场呈现的文献
从1932年学社工作全面开展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五年内，学社成员走过中国上百个县市，寻访近千处古代建筑，对它们第一次做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出版物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通过展板看到当年的考察之路，以及多个著名案例。
其中，最著名的为发现佛光寺。日本人曾断言，在中国已经找不到比宋、辽时代更加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要认识中国唐代建筑，只有去研究日本飞鸟和奈良时代的木构实物。在经过多年的野外调查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并对其进行了考察、测绘，确证了佛光寺东大殿是一座唐代建筑。
1937年七月，林徽因在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佛像前
而另一个转折点是南迁。日本侵略破坏了营造学社对古建筑和文化考察整理的计划。学社把历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银行，然后与众多内迁的文化机构一起，离开北平，一路南下，经过长沙、昆明，最后在四川李庄驻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仍旧展开了对西南大后方古建筑和其他艺术遗产的考察和整理，调查了云南和四川的40多个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书写中国建筑文化变迁的历史图景则是营造学社矢志不渝的目标。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结合文献诠释与田野调查，在中国建筑整体特点、建筑结构、风格嬗变、宫室陵墓沿革等诸多方面反复描绘，开创了汉语书写中国建筑史的伟业。
营造学社李庄时期工作照
1934年，梁思成、刘敦桢在华北调查的代表作《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系统梳理唐代以来殿宇建筑的演变规律。在李庄时期，梁思成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的协助下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与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都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最重要学术成果之一。1950年代以后，继续有一系列中国建筑通论、通史类的作品问世，影响至今。
对石窟寺、陵墓等研究的贡献
营造学社的石窟寺研究，亦极具建筑学特色,着眼石窟建筑的布局、立面与空间构图、雕塑造型的风格及洞窟开凿技术,而且，注意在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文化艺术整体格局中考察北朝隋唐的宗教艺术演变。营造学社考察的石窟包括云冈、敦煌、龙门等处北方石窟，以及西南地区的隋唐宋代龛窟造像。这一学术传统延伸至1950年代以后，以陈明达、莫宗江对巩县石窟的研究最具代表。
陈明达绘彭山崖墓侧绘图
莫宗江绘白沙宋墓一号墓墓室结构透视图
对于陵墓的研究，学社采取了现场调查、文献考证与图档整理的方法。丁垚告诉记者，“营造学社参与了40年代两次重要考古项目，一是彭山崖汉墓，另一则是永陵。当时是各个学科组团参与，营造学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白沙宋墓的项目，考古报告由宿白撰写，而一些结构图则是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绘制。”
1934年朱启钤、刘敦桢等在景山万春亭修缮现场
展墙上印有梁思成的一段话：“这个研究机构自1929年创建以来，在社长朱启钤先生和战争时代（1937—1946年）中的代理社长周贻春博士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之下，始终致力于在全国系统地寻找古建筑实例，并从考古与地理学两个方面对它们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对15个省内的两百余县进行了调查，若不是战争的干扰使实地调查几乎完全停顿，我们肯定还会搜集到更多的实例。”
展览将展至9月底。
（注：此次展览活动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市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市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九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