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呈现了鲁迅在奔赴东洋、修习日语、绍介科学、弃医从文、编辑书刊、从事翻译等各学习阶段的情况，本文摘自该书，讲述了留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兄弟怡怡的一段岁月。
到东京后，不用穿学生制服了。鲁迅开始和服系裳，下着裤裙，单、夹、棉三套布制轮换，最多一件夹外衣，冬天会穿短衬裤对付过去。唇上也留起了德式胡须。特别适应席上坐卧，用矮脚书几，甚至不用桌椅。吃穿都不讲究，闲中着木屐逛书店或夜市。最重要的是，终于不必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可以自由无拘束地熬夜读书了。
周氏兄弟最先下榻的是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四铺席屋子在楼上路南一排的西端，顶棚低低的；平时点的是洋油灯，取暖有火盆供应。日本的世界语学会即诞生于此。试办《新生》，惊闻徐锡麟事件均在伏见馆。
兄弟二人每日安安静静地在房间里读书，每每那些志在升官发财之徒来往大声喧哗都忍了，然而作为老房客，却要让着他们先去洗澡，是可忍，孰不可忍！
1906年秋天，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的同学孙竹丹，托他带东西给亲戚吴弱男，并让交给宫崎寅藏收转。这时周作人的日语还不熟练，凡是对外打交道的事情均由鲁迅出面交涉，鲁迅便代他送去。宫崎寅藏曾赞助孙中山革命，后来以同盟会日本全权委员资格，参加策划革命活动。他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的中译本，在爱国青年中颇有影响。鲁迅与之见面后谈得相当融洽，二人相约再到《平民新闻》社晤谈。《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宫崎寅藏欲介绍鲁迅与之相识。鲁迅马上购买了堺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第1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译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鲁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
在伏见馆住了不到一年的光阴后，1907年春，兄弟二人又搬到同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中越馆是不是安静些呢？就地理位置看来，当比伏见馆更加热闹，住起来却是自有幽静。
这里饭费不菲，吃食却单调，口味又差，三天两头是油圆豆腐，里面加些素菜，用盐水煮。鲁迅吃腻了，常常用长方罐头咸牛肉佐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翻译了不少小说，写作了发表于《河南》的论文，还到骏河台去学习俄文。
位于东京大学附近的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是夏目漱石曾经租住的旧宅，当时，夏目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后来成为朝日新闻社专属作家，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虞美人草》。鲁迅非常喜欢这部语言狂欢的作品，每天早晨醒来，必是依偎在寓所的床铺上，叼着“敷岛”牌香烟，翻阅《东京朝日新闻》的小说版，每出一期就将《虞美人草》“切拔了卷起留着”。
1907年，夏目中止了租房合同。1908年4月8日，一个飘着雪的日子，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朱谋宣五人搬来同住，取名“伍舍”。门口路灯柱上贴的标牌便是。
许寿裳告诉我们，建筑在坂上的伍舍，居高临下，眺望甚佳，华宅新洁而美丽，庭园广大，隙地又多，年轻人们便种上了很多朝颜，变种极多，花色形状，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全部笑口齐开，仔细听还会有“拍拍”的声响。傍晚浇水，摘掉花瓣凋谢后的花蒂，再开的花朵便会和原先一般大小，尤为可爱。夏日荷池，清新可人，而当秋花满地，菊畦烂漫，蟋蟀初鸣，又是另一番美景！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伍舍外景
周作人则提道，伍舍房间设计是南向两间、西向两间，均一大一小，即十席和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钱家治住西向小间，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大间里是许寿裳与朱谋宣。
不得不说，许寿裳的文笔充满了诗情，而周作人的则客观具体，鲁迅的伍舍是否隐在一首旧体诗当中呢？又或是在《朝花夕拾》的序里暗暗呼应，只有他自己内心深处明了。
冬天来临，花木萧条，人也离散，先是朱、钱二人退租，许寿裳预备来年春天去德国留学，迟早也是要退。脱鞋处的石板显出一抹寂寥。1909年2月，鲁迅又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与许寿裳、周作人三人暂时同住，待到许寿裳走以后，兄弟二人同住。
鲁迅在美丽的伍舍著译甚勤，常常是静悄悄的屋子里，灯芯吸油的声音和着秋虫唧唧，融汇在一起，而这位翻译家沉浸在仿佛是世界尽头的艺术世界里，心头闪烁着微光，但是他没有在睥睨俗众或是孤独地幻想，而是为文艺的灯火深深吸引，非常理性地向着人类精神高地探索与开掘。
1909年，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蒋抑卮（1875—1940）到东京治病，请鲁迅协助。卧病榻者为蒋抑卮，前排右一为鲁迅
不久，蒋抑卮夫妇来日治病，鲁迅便把房子让给他们住，自己与许寿裳、周作人挤在一处。蒋不通日语，生活全赖鲁迅多方照料，感激万分。两三个星期后，总算在附近另租了房屋，平时仍过来谈天。蒋氏垫付印刷费二百元资助兄弟二人出版《域外小说集》，便是这期间达成的。
周氏兄弟最喜欢逛书店，购书毫不吝惜。鲁迅尤其嗜书如命，即便是和许寿裳同游上野公园赏樱，也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方便才去的。在喜欢描写的许寿裳笔下，上野的樱花是“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彩。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飨客”，真是人间天堂。而鲁迅却用“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样含蓄隽永的笔调来书写。“无非”“确也”，呼应着对于这习见之美丽的漫不经心。会不会在某一天，盛开的樱花恍若一片败絮般令人忧郁，在鲁迅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总也找不着这样的自我投射。
与伍舍临近的神田书肆街是周氏兄弟常常光顾的地方，二人在旧书摊前搜购德文新旧书报，浏览出版消息，积极搜求包括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被压迫民族的诸国文学。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易得，英译本稀少，德文本虽说在瑞克阑姆（Reclam-Verlag）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因没有销路，东京书店也不批发。鲁迅花大力气查各种书目，一本本列了书账，又千方百计地筹钱，托相识的书店向银座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征求定购。
东京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仙台，何况弟弟同来，开销加大，每月官费虽仍能保持33元，但支付衣食学费外，几乎没有盈余，鲁迅甚至为了补贴生活费用，去印刷所校对稿件。他们所定购的书籍往往两三个月之后才由欧洲遥遥寄来，这样的搜求正可谓“粒粒皆辛苦”。坐落于日本桥大街的银座丸善书店是周氏兄弟光顾最多的地方，这里以经营欧美书刊见长。屋内四面都是书架，中间摆有许多长桌。这里陈列着的，与其说是书籍，毋宁说是世纪本身。鲁迅笔下的旧书铺掌柜，仿佛是“静踞网上的大蜘蛛”，专待飞虫，而自己呢，常常是“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回国后，鲁迅仍不时从丸善邮购书刊，直至晚年。
鲁迅留日时期的丸善书店
鲁迅那时购置的主要是德国瑞克阑姆出版社创立的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小丛书。自1867年出版以来，这个出版社以德语翻译出版了大量北欧及俄国文学作品，价廉物美，在德国的售价是每本20芬尼，据周作人回忆，在日本购买时每册一角至五角，是穷学生也负担得起的。很多我们现在熟知的19世纪的经典作家，比如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克微支、塞万提斯、莫泊桑，现代主义作家波德莱尔、魏尔伦，等等，他们的作品鲁迅那时都已经购读了。包括一些至今还没有翻译过来的作家作品，并且有的书日译本、德译本甚至英译、俄译乃至中译本，只要能买得到，他就全部买下来，比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译本和日译本。而浏览日本新刊书与杂志则去东京堂。另外，鲁迅在日期间并非只购买外国作品，如果他发现中国已经散失不见了的古籍在文求堂的中文旧书中出现，便会果断买下来，比如《游仙窟钞》《古谣谚》等。还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译本，比如《忠义水浒传》等。不可否认，诸多日本作家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深湛，得其三昧。除了万有文库，鲁迅还购买搜集其他出版社的各类文学小丛书。他也不是只买文学书，还购入了很多生物学、动物学和美术方面的书。传之后世的手书“拟购德文书目”，收录了柏林的希尔格出版社等五家德国出版社的五种丛书。
鲁迅拟购德文书目手稿，右为周作人所书说明
鲁迅搜购的瑞克阑姆万有文库小丛书及部分德文书
周氏兄弟孜孜埋首于新思想的涉猎与汲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他们对于陌生感的寻求远远大于熟悉感，阅读经验不断丰富和提高。只要能找到材源，兄弟二人就热切地根据各种译本互相参看，痴迷地张望和打量世界文学的风景。他们也时刻关注国内译界，凡畅销作品，便找来这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如陈独秀指导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惨社会》1903年于《国民日日报》刊登（后镜今书局出版发行，改名为《惨世界》），他们便找到日本黑岩泪香1902年出版的日译本和另外英译本来参看。
鲁迅手书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目次与鲁迅手书1903—1908《河南》等杂志选文目次
在阅读时，周树人喜欢做剪报，还经常将喜欢的文学作品拿到订书店去，做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青灰洋布，重新改装收藏。周氏兄弟喜欢的林纾所译小说就曾经享受这样的待遇。目前有两本鲁迅做的日式剪报册遗留了下来，其实就是他从所阅读的报纸杂志中拆解下来的文章，然后另外编排，装订成一册的新书，鲁迅均手书目次。其中一本是十篇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这十篇俄国小说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四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作品有四篇，是四个作家里保存作品最多的，而且译作发表的年代也较早。这说明，鲁迅最早接触的俄国作家并不是果戈理，而是屠格涅夫。另一本是从1903—1908年间分别发表于《河南》《民报》《浙江潮》《天义报》等杂志上选取的60篇诗文，包括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这两本剪报册于1966年在钱玄同遗物中被发现。
《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姜异新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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