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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小说写作能不能教?我的实践心得

我本人也认为写作从教育中得益有限,决定性的因素是天赋的特质。但是,在个人努力的那一部分里,教育多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们的创意写作课程,做的就是这部分里的事情。

关于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的问题,争论一直很热烈,主张不可能的意见可说占压倒性多数。我曾经和一位法国女作家对谈,她是法国许多重要文学奖项的评委,在大学里教授欧洲文学,她就属于反对派。理由是,她说,能够进入教育范围的科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学习和训练,而写作却是在这两项之外,它的特质是想象力,想象力是无从学习和训练的。我说,可是现在许多学府,尤其美国,却设置创意写作的课程和学位,那又如何解释?于是,她拉长声调,以一种特别轻蔑的口气说:“美——国——!”美国是一个后天形成的民族,是新大陆上的新人类,相信没有什么事是人力不可为,任何事物都可能纳入工业化系统复制生产,如好莱坞、迪士尼、麦当劳,包括创意写作,占全世界学科学位课程百分之九十以上,也确实出来许多作家,我们熟悉的哈金、严歌苓,印度裔女作家、获普利策小说奖的茱帕·拉希里;即便是写作教育初起的欧洲,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课程也出了一位出名的学生,就是《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据说从此报考人数激增,学费也因此提高。看起来,创意写作的教育大有发展的趋向。当然,我本人也认为写作从教育中得益有限,决定性的因素是天赋的特质。方才提及的这些人,即便不读学位,也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作家,其中还有命运的成分。但是,在个人努力的那一部分里,教育多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们的创意写作课程,做的就是这部分里的事情。经过几年写作教学的实践,不能说总结出什么规律,只是一点点心得,今天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也趁此机会,作一个回顾。

王安忆:小说写作能不能教?我的实践心得

王安忆

写作实践课

写小说门槛不高,识字就可一试,尤其现在有了网络,任何写作都可以公之于众,无须经过编辑出版的审读,决定哪一些是合格,哪一些则不太合格,标准就在涣散。问题是,谁都可以写作和发表,那么谁来阅读呢?阅读在自行选择着对象,制约着写作的标准。所以,标准还在,潜在宽泛的表面底下,比较由编辑所代表和掌握的权限,其实更困难于检验真伪,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写作者面对的挑战也更严峻了。前一讲是说文字的艰深,这一讲呢,又似乎是说文字的浅显,这确实是挺让人迷惑的,小说使用的材料,浅显到日常通用。记得许多年前,听诗人顾城演讲,他说我们的语言就像钞票,发行过量,且在流通中变得又旧又脏,所以,他企图创造新的语言。我想,即便可能创造新的语言,也是诗人的特权,因为诗是一种不真实的语言,没有人会像诗那样说话,而小说却必须说人话。以这样普遍性的材料,却要创造特殊性,从旧世界生出新世界,可是,小说的乐趣也在这里。我想,凡写小说的人,大约都有一种特质,就是喜欢生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就是说懂得生活的美学。大约就因为此,而对生活不满意,怀有更高的期望,期望生活不只是现在的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有更高的原则。这样的悖论既是小说写作者的困境,同时激发热情,用你我他都认识的文字,写一个超出你我他认识的存在。我喜欢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就是喜欢这个——“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清代大师王国维对元曲的文章甚是推崇,仿佛“宾白”,就是说话,“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还敢用“俗语”作“衬词”——“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我们小说要做的也是同样,用俗语写出诗。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践”,时长为一学期,总计十六周,每周三个课时。课程主要为课堂导修,即工作坊,大约占三分之二比例。工作坊合适的总人数在七到八名学生,这样每个同学分配到的时间比较充裕,课程中大约可完成一份作业。但是我们的学生人数通常在十五名,甚至更多,十六、十七,甚而至于十八名,所以只能分组,两周或者三周一轮,而同学们大多立意宏大,所以,课堂上的作业就不能要求完成。我只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如何发展,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但希望他们能从中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这一部分的训练——我又想起那位法国女作家所说,写作无法训练,我很同意,很可能,课堂上的训练他们永远不会用于未来的写作实践,假如他们真的成为一个作家,写作的路径千变万化,无法总结规律,很难举一反三。但是,有一次无用的经验也无妨,至少,有这一次,仅仅一次,有所体验。工作坊我是给范围的,类似命题作文。这些题目不一定适合每个学生,曾经就有同学跟我说:“王老师,你给出的背景条件和我自身经验不符,我很难想象故事和人物。”我说:“这一回你必须服从我的规定,就像绘画学习的素描课,你就要画我制定的石膏。”事实上,在规定范围内更容易想象,因为有现成的条件,例如,在工作坊的同时,我还让他们做些其他训练。方才说了,我们的学生人数多,面对面导修的时间减少,作业量也相应降低,不能让他们闲着,就要多布置作业。我曾经让同学们阅读美国桑顿·怀尔德的剧本《我们的小镇》,让他们每人认领一个人物。这个剧本是个群戏,人物很多,且是在同一个小镇活动,社会环境比较单纯。他们每人认领其中一个人物,然后为这个人物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是前史,也可以是后续,总之是一段生平。令我惊讶,他们都写得很好,这些距离他们生活遥远的人物,本应该限制了想象,但却活灵活现,生动极了。因此,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可让他们有所依凭。设计条件不仅需要想象力,还需要生活阅历,更需要学习如何调动自己的经验。当然,许多人认为,写作不是靠学习完成的,但是从广义上说,什么又不是学习呢?

怎样给同学命题?具体说,是给一个空间,犹如戏剧的舞台。在进入课堂之前,我指定他们去某一个地方,如田子坊。在上海旅游指南上,你们也许都看见过田子坊的名字,是位于上海中心城区里的大型里弄,直弄和横弄纵横相交,几乎占有一整个街区。上海的弄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阶级的分层:越小型的,阶层越高;越大型,甚至从主弄派生支弄,支弄再派生支弄,逶迤蔓延,房屋的等级和居民的阶层就越低。田子坊正好在高端和低端中间,是中等市民的住所,可谓典型的市井人家。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工业从低点起步,上海开出大量集体所有制工厂,以补充计划经济,厂房就设在里弄民居,有手工作坊式的,也有小型的机械化,坊间称作“工场间”。其时,田子坊里就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工场间,不要小看这些弄堂小厂,上海受到全国青睐的日用产品就来自它们,有一些甚至获得国际金奖、银奖,为冷战时期中国工业产值提供了积累。“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所有制多元化,这些小厂终因条件有限不利于生存,有的合并,有的转让,有的关闭,还有的在郊区扩展规模开设大厂,田子坊里的厂房逐渐清空,闲置下来。事情大约是画家陈逸飞开始的,他在田子坊租赁一间工场做工作室。可能是同时,摄影家尔东强也到田子坊开工作室,再接着,艺术家们相继而至,把空置的厂房全占用了。然后,居民们捕捉到商机,将自家的住房开辟店铺,餐饮、服装、礼品,因是弄堂居住的格局,所以店铺都是一小间一小间,亭子间里一爿,灶披间里一爿,天井搭了顶棚,阁楼上又一爿,因地制宜反成风格。所以田子坊的形成和新天地不一样,新天地是由政府引进资本建设的,只不过利用弄堂房屋的概念,实际上是推倒旧居,平地而起;田子坊则是自发,在民宅的格式里逐渐形成,至今还有居民在里面生活。这个区域的成分就非常丰富,是商圈,又是创业园区,同时还是民居,而在弄内外墙上,可见得铜牌上记载着1958 年工厂的名字,见证着那一段历史。

我和同学说:你们到田子坊实地走访一下,咖啡馆坐一坐,可以跟店家、住户聊天,也可以在网上搜集数据,然后写一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小说可以是在过往的田子坊里发生,也可以是现在的田子坊,可以是过客的故事,也可以是历史的故事,总之,就是和田子坊有关。什么叫开头?就是必要有条件往下发展,这条件包含事情推进的动力和可能性,不是立刻结束,所以就要有一个稍大规模的计划设定。这便是我给出的命题之一。

王安忆:小说写作能不能教?我的实践心得

《小说与我》

王安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本文摘自《小说与我》 王安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年9月。原标题为《写作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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