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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下河叹》的前因后果1:《下河叹》,千古一叹

清乾隆十八年(1753),爱新觉罗弘历作《下河叹》诗: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

《下河叹》,千古一叹

清乾隆十八年(1753),爱新觉罗·弘历作《下河叹》诗:

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

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车逻疏泄涨莫御,河臣束手无良方。

秋风西北势复暴,遂致冲溃田禾伤。哀哉吾民罹昏垫,麦收何救西成荒。

截漕出帑敕大吏,无遗宁滥丁宁详。百千无过救十一,何如多稼歌丰穰。

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

检《清高宗实录》,从卷440到卷446,即从该年六月到九月,涉及此诗史事的记载甚多,这里不妨每月选录一条,以见大概:

【六月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据高斌、张师载所奏清黄汛水盛长工程平稳情形一折,内称山盱仁、义、礼旧三滚坝已过三尺五寸,令布政使富勒赫等前往加谨守护,将智、信二坝相机启放,以资减泄等语。殊未明晰……可传谕高斌等,令将实在情形,及与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之处,作速据实奏闻。

【七月乙亥】谕军机大臣等:高斌等奏高邮汛水增长现在东堤受险随启放南关坝以减盛涨一折,高邮汛水盛涨,则东堤亟宜保护,自不得不将南关一坝暂行启放,实亦出于无可如何。但启放之后,下游民田不无淹浸。如当水溜下趋,势稍平减,东堤可保无虞,即应亟为堵闭。水少下一分,下游即少受一分之患。可传谕高斌、张师载等,令其酌看情形,迅速办理。

【八月己丑】谕:淮、扬、高、宝等处现被水灾,朕心深为轸念,已降旨令该抚庄有恭前往查勘赈恤。朕思该处猝被灾伤,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一应抚恤事宜,不可不多为筹备。著将江苏本年应征漕粮截留四十万石,该督抚等酌看灾地情形,分别运贮。户部秋拨银两,亦著于该省多为酌留,临期奏闻请旨,以备赈粜之需。该督抚等督率所属,实力妥办,务令灾黎均沾实惠。

【九月癸酉】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查办南河工员亏空,续据查出十一万五千余两。此悉由高斌、张师载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论高斌等之罪,即拏问抄家亦所应得,但念高斌尚属旧臣,久经出力,而张师载亦拘谨自守,尚素无劣迹,是以仅予革职,尚令在工效力赎罪。此出朕格外之恩。伊等若反以罢斥为幸,自谓可以萧然事外,则罪滋甚矣。

这次“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的大致情形是:乾隆十八年夏秋,黄河、淮河洪汛,洪泽湖水势暴涨,高堰五坝开启,漫注高邮、宝应诸湖,“近湖村落在汪洋巨浸之中,田亩亦未涸出”;洪水又冲决运河东堤,并开归海诸坝,于是下河地区“自高邮州起,迤南数十里湖河相连,其间田地水漫成河,可以行舟。”[1]而仅据上引四条例举的《清高宗实录》,我们又可感知弘历“下河叹”之牵涉广泛: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河湖的“汛水盛长”还是“势稍平减”,决定了高堰五坝、归海诸坝的“启放”还是“堵闭”;高堰、归海各坝的“启放”还是“堵闭”,影响着“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下河一带民舍田庐”若有妨碍,那么“一应抚恤事宜”,包括截留漕粮、调拨库银,“不可不多为筹备”;“抚恤事宜”能否“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又密切联系着地方官员能否“实力妥办”,然而,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安徽巡抚协理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这类大员“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又使“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此正弘历《下河叹》之“哀哉吾民罹昏垫”,就以乾隆十八年的这次灾情言,直到次年夏收前,不计河工所耗帑项,仅算蠲免、赈济的银米,即达千万之巨;至于上述之水情、河工、漕运、赈恤、吏治、民生之间的纠葛难理,更使弘历在《下河叹》中发出了“惄焉南望心徬徨”的无可奈何!

类似乾隆十八年弘历《下河叹》这样的叹息,其实又是叹息不止。以言其前,如康熙诸生、安徽歙县人洪釴的《下河叹》:

积雨淫淫不肯住,东海黄淮涌涛怒。一从荡荡分河流,平野滔滔势难御。

下河居民目无策,抱木援条保朝夕。侧身四望俱狂澜,眼看生死不盈尺。

断雁横拖天际空,寒鸱乱叫林边黑。微茫版屋水底沈,凄凉独树烟中立。

须臾堤决倾天来,山岳崩摧声震吓。人号犬吠白昼昏,穷檐尽作龙蛇宅。

悲哉天地一颠覆,十停八九填沟渎。秋风颲颲日无痕,落叶萧萧新鬼哭。

以言其后,如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又一首《下河叹》:

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

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

其间祗戊戌,河决仪考地。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

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兹九阅春秋,清胜复有事。

预筹消息理,原非出不意。冲堤阻运道,先急燃眉计。

堤筑运益涨,车逻胥启暨。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

下河不待言,非鱼叹民匮。然实乏良策,赈恤敕诸吏。

宁滥毋或遗,更要莫饰蔽。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2]

比较乾隆十八年与乾隆五十一年弘历一叹再叹的这两首《下河叹》,“五坝平分势未杀……通运一望成汪洋”与“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河臣束手无良方”与“然实乏良策”、“无遗宁滥丁宁详”与“宁滥毋或遗”等等,语义乃至语句都属重复;而从“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到“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我们又可感知“下河叹”诚为弘历的“千古一叹”!

然则千古一叹之“下河叹”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徬徨、惭愧的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其实心知肚明,并在他的两首《下河叹》中回旋往复地唠唠叨叨。以下即摘乾隆十八年的《下河叹》诗句为题,走近弘历当时的语境,也回旋往复、唠唠叨叨地稍作阐释。

乾隆


旧闻河徙夺淮地

“千古一叹”下河叹的前因,由远及近,先是联系着南宋建炎二年(1128)开始的黄河夺淮以及金朝的消极治河,再是联系着明朝嘉万时代潘季驯的“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而其后果,便是弘历深叹的“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

如所周知,建炎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3]按此前一年的四月,金朝掳去宋朝徽、钦二宗,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重建宋朝,南宋开始;十月,高宗赵构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兵攻略河南、山东、陕西。及至建炎二年,面对南下之势甚盛的金兵,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南宋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杜充施行“以水代兵”之计,谋求阻止金兵南下,遂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西决开黄河,于是黄河新道约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先秦以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旧道,开启了727年东南向夺淮流入黄海的历史。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在1128年以前的近1300年里,黄河夺淮事件也曾数次发生,但都属于暂时夺淮或短期夺淮,[4]这样的黄河夺淮所波及的淮河水系,既局限在淮北支流泗水以及泗水入淮之后的淮河下游,其对淮河流域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在1128年以后的700多年里,黄河却是先持续400多年的多股夺淮,再持续300多年的夺泗入淮,淮河水系既因此紊乱不堪,淮河流域也遭受严重破坏,并进而延展到淮河下游的淮南地区或曰江淮地区。那么,导致黄河长期夺淮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实在一而再的“人祸”。

“人祸”之一,金朝消极治河,放任南侵的黄河迁徙无定。

不妨玩味两条文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卷197绍兴九年八月十一日记金朝鲁国王、都元帅挞懒之言:

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

这里的“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指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朝占有河北地后,迫宋和议,所提条件中,就包括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黄河为分界线;及至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朝和议成立,双方虽仍以黄河为界,黄河却变成了“尔今新河”即南宋杜充决河后的黄河新道。这条黄河新道,变原来的东北流为东南流,金朝因此得地甚多、获利甚大。再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划淮为界”,黄河下游已尽入金朝疆域,金朝却仍消极治河,则如《金史》卷27《河渠志》大定九年(1169)的记载:

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都水监梁)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

因为不愿“大费工役”,特别是因为担心“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朝奉行的这种不堵不塞的政策,终于导致“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即黄河分流而新河(主溜)流向东南、后来又分三股夺泗入淮的混乱局面。至于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演变,笔者曾概述道:

从元代起至明嘉靖中叶的300多年间,河患十分频繁,黄河下游长期呈多股夺淮的局面……滚滚浊流在西起颍水、东至海滨、北自黄河、南到淮河的黄淮平原上恣意漫流。黄河这条可怕的泥龙,东横西决,泛滥无归,所到之处,无不淤河道、塞湖泊,原本顺畅自由的淮北水系因此变得紊乱不堪,而水系打破、河道淤高、排水不畅,水旱洪涝之灾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流离漂没,惨遭其害。[5]

换言之,开始于1128年的黄河夺淮,如果比作扩散性皮肤病,则至明朝嘉靖中叶,已经严重浸染了广大的黄淮平原,只是尚未真正扩散到淮河以南,至于本文关注的下河地区,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也还属于“尚可”的水平。

“人祸”之二,明朝潘季驯蓄清刷黄、济运保漕。

“蓄清刷黄”,即蓄淮河清水以释黄、借淮河水势以刷沙,目的则在“济运保漕”,即调济运河水情、保障漕运畅通。首创其法者,为湖州人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到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为明朝治河诸臣中在位时间最长者。他认为旧有的“分流杀势”即从多处分流分洪黄河的治水方略,远不及“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来得有效,“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6]这样的治水方略,也为后来者长久遵行,如《清史稿》卷279“论曰”即评价道:

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

只是这样“束水攻沙”原则下的借淮→刷黄→济运,又使淮、黄、运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淮河因之再起巨大变迁,黄河因之长期单股夺淮,运河则因之力保畅通;至于运河淮扬段东西两侧的上河、下河地区的民生,则在明清两朝堪称“国之大事”的“济运保漕”的取舍中,成了名副其实的牺牲品。唯兹题甚大,姑以直接影响上河、下河地区民生的洪泽湖以及高家堰为例证之。

今天仿佛内流河“尾闾湖”的洪泽湖,本是独流入海的淮河流经地区,其处地势低洼,分散着众多不大的陂塘湖涧。大体说来,两宋时期的洪泽湖区是湖涧并存的沼泽区,元代洪泽湖区的大部分仍在兴办着屯田,明代嘉靖之前的洪泽湖区在平水期仍呈现一派湖涧分明的态势。至于洪泽湖的最后形成,则与以下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黄河单股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云:

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南流故道始尽塞”的原因,或是自然淤塞,不再疏浚,或是有意堵塞,引黄济运。而“尽出徐、邳,夺泗入淮”的这条黄河河道,后来再经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基本被固定下来,即今所称的“废黄河”,它虽仍然时有决徙,但不久即复故道。对于黄河夺淮来说,这是从多股夺淮到单股夺淮的一大变局;对于淮北平原来说,这是黄河从四处泛滥到相对安流的一大利好。然而对于淮河来说,这并不是福音,盖黄河单股夺泗入淮,全部泥沙滚滚而来,淮河下游的淤积急剧增加,尾闾水位抬高,排泄不畅,于是淮水逐渐向上潴积,乃至漫溢成湖。而当降及清口(今江苏淮安市马头镇一带)的门限沙严重堆积扩展时,又出现黄水倒灌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洪泽湖的来水量,而且淤垫湖底,抬高水位,扩大了水域面积。

其二,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高家堰的修筑历史颇为悠久。先是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堰,意在阻障淮水东泛,此种策略,为后世治水者遵用。北宋庆历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也曾修筑,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再度修治。陈瑄所修的堤堰,北起武家墩,南至阜宁湖,相当于后来高家堰的北段。隆庆年间,总督漕运王宗沐又招募淮民修堰,捍淮东侵。不过此时的高家堰仍规模不大,高度约在三四米上下,长度在30里左右。及至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治河事务。其时的黄河,经常发生决口,而黄、淮、运交会的清口一带,淤积阻塞严重。潘季驯接任后,首先在黄河两岸筑成近堤、遥堤、横堤、月堤以及减水坝组成的堤防系统工程,以约束水流、防御洪水;在初获成效后,他又大筑高家堰,意在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黄。次年,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60里的筑堰工程竣工。又次年,再向南延伸20里至周家桥。周家桥以南高地不筑堤,留作天然减水坝(溢洪道),水涨则入白马湖,水消仍为陆地。至此,淮河来水被大量拦蓄起来,洪泽湖基本宣告形成,担负着刷黄的巨大使命,漕运大为畅通。清康熙时,河臣靳辅仍然沿袭潘季驯“蓄清刷黄”的“金科玉律”,他挑浚清口,开挖引河,堵塞高堰决口,培修残破堤岸,又将大堰向南延伸25里至翟坝,再修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东、古沟西、唐埂六座减水坝。康熙二十年(1681)六坝关闭,洪泽湖盛极一时。

然而,时有盈缩的洪泽湖,巍峨壮观的高家堰,对于淮河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言由河道变身湖泊的洪泽湖,因为黄高淮低、黄浊淮清、黄强淮弱,为了实现“蓄清刷黄”的目的,高家堰只能一步步地增筑,洪泽湖底也就一年年地淤高,水位则随之一层层地抬升,水位抬升的意义,则在“以刷沙敌黄……亦资淮利济”[7]。如清道光八年(1828),洪泽湖水位蓄至一丈六七尺,仅能与黄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清口。而从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851)的21年中,洪泽湖水位均在二丈以上,最高时达二丈三尺四寸,洪泽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以言淮河干流,因为中游末端洪泽湖的横空出世,因为黄河泥沙由泗入淮导致的淮河下游壅水逆流、河床抬升,再加上高家堰在淮河中、下游之间的南北阻截,于是原本上游水流湍急、中游水流平缓、下游尾闾不畅的淮河干流,演变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扁担河”态势,这样的淮河干流,上游留不住、中游流不动、下游流不走,打个形象而苦涩的比喻,就是上游得了“脑溢血”,中游患了“肝腹水”,下游则是“肠梗阻”;因为“肠梗阻”而成的洪泽湖,朝廷赋予的使命又是刷黄济运,这样的情形,正如清人郭起元所言:“淮合诸水,汇潴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口,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向来三分济运,七分御黄。”[8]

然则据上所述,向来备受称道的潘季驯之蓄清刷黄、济运保漕,因为修筑了高家堰,悬出了洪泽湖,如果我们站在淮河以南的立场,仍以扩散性皮肤病作譬的话,那就等于添加了更可怕的新病灶,而其重度浸染所及,遂直指淮扬之上河、下河地区。


注释:

[1]水利水电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5页。

[2]此诗的史事背景是,乾隆五十一年,洪泽湖水盛涨,各处堤工漫溢,遂将高堰五坝、归海五坝全行启放。

[3]《宋史》卷2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9页。

[4]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河决酸枣,夺泗入淮,随即堵塞决口,此为见载于史的黄河夺淮之始。参考胡阿祥、胡箫南:《“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由于论题密切相关,故本文于该文以及胡阿祥《围绕京杭大运河之“蓄清刷黄保漕”的反思——以淮源、洪泽湖、高家堰、泗州城为例》(《学海》2018年第5期)多有取用,特此说明。

[5]胡阿祥、张文华:《淮河》,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6]潘季驯:《河防一览》卷8《河工告成疏》,清乾隆十三年何焯江南重刻本。

[7]弘历:《重修淮渎神庙碑记》,王兴亚等编:《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7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2页。

[8]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2《洪泽湖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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