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间大规模的正面战争，始于公元1234年。严格地说，这时还没有元朝，只有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这一年是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继位的第六年，又是南宋理宗赵昀的端平元年，因为年初金朝的亡国，南宋王朝举国欢庆。这年八月，赵昀任命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任命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任命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将今天的开封、商丘、洛阳几座城市收入了囊中，一百多年来，南宋君臣“恢复中原”的梦想，就这样毫不费力地一举成真了。这一事件，史书中称“端平入洛”。
然而，宋元战争也因此爆发。蒙古指责南宋“败盟背德”，不光很快夺回了被宋军占领的几座城市，击溃了深入河南的南宋军队，而且还顺势突入宋境，攻克了南宋的多个城镇，其中包括湖北重镇襄阳。在四川，蒙古军攻克了成都。
《元史》：太宗八年（1236年）“冬十月，阔端入成都。”《宋史》：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大元太子阔端兵离成都”。次月，宋军“复成都府”。
蒙古军第一次打进成都是在公元1236年的旧历十月，军事首领是一个被称为“大元太子”的蒙古人阔端。同月，阔端将成都交给手下管理，自己离开了成都，十一月，成都被南宋军队收复。
这位名叫阔端的蒙古人是当时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的儿子，成吉思汗的孙子。此人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要事迹：正是应他的招请，当年的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从日喀则北上凉州（今甘肃武威），两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促成了西藏地区最终归入元朝中央政权管辖。
孛儿只斤·阔端（1206年-1251年）
《元史》汪世显传记录了其随阔端军进入四川以后的征战情况。汪世显本是金朝军官，金朝亡国，他在巩昌（今甘肃陇西）投降阔端。是年，汪世显率军“断嘉陵，捣大安。田、杨诸蛮结阵迎敌，世显以轻骑驰挠之。宋曹将军潜兵相为掎角，世显单骑突之，杀数十人。黎明，大军四合，杀其主将，入武信，遂进逼资、普。军葭萌，宋将依山为栅，世显以数骑往夺之，乘胜定资州，略嘉定、峨眉。进次开州。时方泥潦，由间道攀缘以达。宋军屯万州南岸，世显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从上游鼓革舟袭破之，宋师大扰。追奔至夔峡，过巫山，与宋援军遇，斩首三千余级。明年，师还攻重庆，会大暑，乃罢归”。
短短二百字的记载，涉及地名十三处，遍及当年四川境内东西南北，唯缺成都，显示此次攻取成都的作战，汪世显军作为偏师，并没有直接参与，只起了在外围牵制宋军的作用。在纵横川渝东西南北四境十余个州县之后，所至克捷的汪世显试图进攻重庆，但最终无功而返。
不过，成都第二次被蒙古军攻克时，汪世显则立下了首功。1241年，即成都被蒙古军夺取又被宋军收复之后五年，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声言有众百万”，向蒙古军挑战。在成都的外围战斗中，陈隆之的宋军很快战败，不得不退入成都城中坚守。时隔五年，蒙古军再次兵临成都城下。南宋军队在成都城里勉强坚守了十天，这时，一位名叫田显的军官与城外蒙古军暗通消息，表示愿开城投降，引蒙古军入城。由于事机不密，田显开城夜降的企图被陈隆之察觉了。得到这个消息，汪世显急呼：“事急矣！”他提前展开行动，“梯城入救显，得与从者七十余人出”，而且“获隆之，斩之”，陈隆之死在了蒙古军的刀下，成都就这样第二次被蒙古军攻克。
陈隆之的职位虽然高至“四川制置使”，可是他的履历在当时就已经无人说得清楚，笔者细检《宋史》，找到了一百多字有关此人的记载：
陈隆之，不知所仕履。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成都被围，守弥旬，弗下。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北兵突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谕汉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语之曰：“大丈夫死尔，毋降也。”遂见杀。后五年，提刑袁简之上其事，特赠徽猷阁待制，合得恩泽外，特与两子恩泽，赐谥立庙。（《宋史·忠义传》）
根据这一段文字的细节显示，1241年成都再次被围，是在年底的十一月，宋军在城中坚守了十天，因叛将田世显乘夜开门投降，成都终被蒙古军夺取。《宋史》中叛将田世显的名字与《元史》中的田显不合，未知孰是。陈隆之的被杀经过也有更多曲折：他的家人数百口均死于此役，而陈隆之自己却并没有死，被俘后，他被带到汉州城外，蒙古军命他劝降汉州守臣，陈隆之拒绝，因此被杀。汉州即今四川广汉，北距成都约四十公里，攻克成都以后，汪世显马不停蹄，率军又攻克了此城。
在《元史》按竺迩传中，还有此次成都战役的更多细节：
（按竺迩）伐西川，破二十余城。成都守将田显开北门以纳师。宋制置使陈隆之出奔，追获之，缚至汉州，令诱降守将王夔。夔不降，进兵攻之。夔夜驱火牛，突围出奔，遂斩隆之。
按竺迩，蒙古名将，少年时代就曾随成吉思汗大军远征西域诸国，后灭西夏、定关陇、破凤翔、假道南宋、大战三峰山、围攻蔡州，无役不与，屡立战功。阔端军入四川，按竺迩正是军中首屈一指的大将。
至此，陈隆之在成都的临敌表现共有三个版本：一是城破被杀；二是城破被俘至汉州，因拒绝劝降汉州守将，不屈被杀；三是城破出奔，被蒙古军追及俘虏，缚至汉州劝降不成，被杀。
总之，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兵败被杀，从此，成都这座川西名城落入了蒙古、元朝之手，开始了成都在元朝一百多年的历史，再没有被宋军夺回。
成都最终落入蒙古帝国之手是在1241年的年底，此后坐镇成都的蒙古帝国首席军官，见于史籍的有“都元帅阿答胡”。十年以后的元宪宗元年（1251年），元宪宗蒙哥又“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阿答胡、带答儿是十年间见于史籍的两位代表蒙古帝国镇守成都的一级军事首领。
1257年，带答儿的儿子纽璘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再次从川北进入四川，这支一万人规模的队伍从川北的广元出发，“下白水，过大获山，出梁山，直抵夔门”，从川北打到了川东。次年，纽璘率军从川东掉头西返，“引军欲会都元帅阿答胡等于成都”，途径遂宁，“马湖江”渡口江箭滩已被宋重兵控制，“纽璘军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战，斩首二千七百余级，遂长驱至成都”。
南宋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成都这座城市的争夺。这年，南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集合大军，再次围攻成都，成都蒙古军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雪上加霜的是，恰在此前，坐镇成都的蒙古军都元帅阿答胡刚刚去世，城中群龙无首，形势危殆。纽璘及时率军到来，给成都蒙古军带来了希望。成都城中的蒙古诸王阿卜干与将领脱林带等人谋划道：“今宋兵日逼，闻我帅死，必悉众来攻，其锋不可当。我军去朝廷远，待上命建大帅，然后御敌，恐已无及。不若推纽璘为长，以号令诸将，出彼不意，敌可必破。”
纽璘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就任为成都蒙古军的临时长官，担起了保卫成都的重任。纽璘果然是一位能征惯战的骁将，他率军与宋军作战，并不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出击，很快就将围攻成都的宋军击败了，他甚至还转守为攻，乘胜发起了对云顶山城的进攻，两军形势瞬间逆转。
四川金堂云顶石城
纽璘率军“进围云顶山城，扼宋军归路。其主将仓卒失计，遂以其众降。城中食尽，亦杀其守将以降。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云顶山的宋军被纽璘军抄了后路，不能回山，不得已选择了投降，留在山上的宋军势单力孤，粮尽援绝，将领或死或降，成都周边的大片土地，就这样落入了蒙古帝国之手。
十多年来，南宋方面虽然不断努力，希望夺回川西重镇成都，但一直未获成功，此次因为纽璘适时率军来援，南宋方面夺回成都的努力再遭失败。宝祐六年（1258）十月，南宋朝廷有诏：“蜀中将帅虽未克复成都，而暴露日久，战功亦多，宜与序升。”对川西宋军的表现虽有遗憾，还是给予了肯定。
纽璘在成都旗开得胜，致使云顶山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云顶山地处龙泉山脉中段，距成都四十八公里，位于今天成都下辖之金堂县境。据《四川省志·文物志》记载，多年前，考古工作者曾在云顶山七佛岩右侧清理出一座城门，其门道、券拱均保存完好。城门用条石砌筑而成，在拱顶的一块条石上发现了一行楷书题刻：“皇宋淳祐乙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而在另一段用作门楣的条石上，还有另一行文字：“帅守西和姚世安重建”。史书中的“姚某”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名字留到了今天。
经过此役的胜利，纽璘被朝廷正式任命为都元帅，成为坐镇成都的又一任蒙古军事长官。1258年，也就是纽璘率军抵达成都的当年，九月，纽璘命几位副手留守成都，他自己亲率部分士兵，赴川东参加由蒙哥发起的大举伐宋之役。当时在成都的蒙古军仅有兵卒二万人，纽璘带走了一万五千人，留守成都的军队仅余五千人。
奉纽璘之命留守成都的蒙古军将领的名字，在《元史》中有两处提及，一处称“留密里火者、刘黑马等守成都”，一处称“命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两处文字虽有不同，但所指均是同一事件。三个人中，密里火者不知何许人，拜延八都鲁《元史》有传。
拜延八都鲁，蒙古扎剌台氏，1258年，“从都元帅纽璘城成都，及领兵围云顶山，下其城”，参与了成都及其外围的一系列战斗。留镇成都期间，拜延八都鲁以区区五千人的兵力，不光保全成都不失，还另外有所作为，他“降属县诸城，得其民，悉抚安之”。不久后，蒙古诸王哈丹、朵欢、脱脱等因征大理还朝，路过四川，朝廷“命拜延八都鲁领兵迎之”。拜延八都鲁受命，又率军出成都南下，接应远征云南的蒙古军，“道过新津寨，与宋潘都统遇，战败之，杀获甚众”。
而与拜延八都鲁等人同留成都的刘黑马，则是一位山东军人，《元史》有传。刘黑马的父亲名叫刘伯林，山东济南人，曾经是一位金朝军官。1212年，成吉思汗率军围攻威宁城，刘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请降”，从此，刘柏林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东征西讨，屡立战功。
刘黑马从小在军中长大，“大小数百战，出入行阵，略无惧色”。后来，刘黑马袭任父职，也成了蒙古军中的著名将领之一，“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刘黑马成为窝阔台继位初期所立三个汉人万户之首，地位不可谓不高。1246年，刘黑马来到了四川。
1257年，刘黑马向元宪宗蒙哥提议：成都是蜀中要害，“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帝从之”，成都在蒙古帝国中的战略地位由此确立，刘黑马受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成为成都城内的重要官员之一。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刘黑马兼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适逢南宋高级将领刘整率泸州守军投降蒙古，全川震动。南宋一方为夺回泸州城，兵围泸州，成都蒙古军主帅纽璘则率军支援泸州，战事方殷，刘黑马在成都，抱病督促蒙古军队的后勤保障。身边人都劝他休息一下再干，刘黑马回答说：“国事方急，以此死，无憾。”这样大约又过了两年，刘黑马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这位来自山东的军人，作为代宋金而兴的元朝高级将领，在成都生活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最后死在了成都。
刘黑马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其中长子刘元振、五子刘元礼最为知名，他们都跟随刘黑马长期在成都生活，成了七百多年前由外省入川的一代“新成都人”。
1261年夏天，南宋高级将领刘整以泸州等属下地盘投降，得到这一消息，刘黑马立即派遣长子刘元振前往泸州，接受刘整投降。诸将对此颇有顾虑，认为“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害怕刘整投降有诈。刘元振则认为：“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整此举无可疑者。”
刘整到底是真心降附还是别有用心，刘黑马心中也没有底，他嘱咐刘元振说：“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亲手将儿子送入了险地。
刘元振辞别父亲刘黑马，率领一支军队，从成都来到了泸州，刘整开城出迎。见到刘整，刘元振率先跳下马来，与刘整见面，以示不疑。第二天，刘整请刘元振入城，刘元振欣然前往，他换下军装，仅着便服，带着几个人随行，进入了泸州城。刘整设宴款待刘元振，刘元振毫无戒心，举杯畅饮，“饮燕至醉，整心服焉”，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刘整的信赖。
刘整的叛变影响四川形势甚巨，为夺回因刘整叛降而丢失的川南重镇泸州，当时的南宋四川军政负责人俞兴兵围泸州，昼夜攻城，城中情况危急。手下有人劝刘元振道：“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企图说服刘元振，让他抛弃刘整，离开泸州。刘元振回答道：“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做好了与泸州同存亡的准备。
刘元振“募善游者赍蜡书至成都求援”，不久，纽璘亲率成都援军赶到泸州，刘元振与刘整也挥军出城，里外合击，击败了宋军，泸州围解。
刘黑马死后，刘元振被朝廷授予“成都军民经略使”之职，后为“成都副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年），刘元振五十一岁去世。自从二十岁那年随父亲刘黑马来到成都，刘元振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十年。刘元振的儿子刘纬，也曾任“四川西道宣慰使”等职。
忽必烈上台，稳定了政局，将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带向了新的前途。此间有五六年时间，蒙古帝国下辖的成都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笔者仔细搜求，在史籍中间找到了一些零星记载，也可以反映这段时间里成都的情况。
1261年五月，蒙古朝廷发布命令，“诏成都路置惠民药局。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显示西川及成都城里的生活秩序、经济秩序，已经有所恢复。
1262年三月，朝廷任命“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麦肖，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
1263年八月，朝廷“以阿脱、商挺行枢密院于成都，凡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朝廷向成都派来了新的长官，他们是阿脱和商挺，地位在三个元帅府之上。
1264年三月，朝廷又下达命令，“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明确了阿脱和商挺两人的分工，阿脱管军事，商挺管民事。两人中，商挺是元朝名臣，著名的元曲作家，《元史》有传。
商挺是山东曹州人氏，其父是金朝官员，死于与蒙古军的战斗中。二十四岁那年，商挺身陷重围之中的汴京（今开封）城，城破后，商挺随难民北上，曾与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学者元好问等人交游，后被山东军阀严实聘为家庭教师。再后来，商挺被忽必烈看中，受命到陕西等地为官，颇有政绩。1263年，商挺来到成都任职，次年，商挺返回北京，拜参知政事，成为中枢要员。商挺在成都的时间不长。
关于商挺到四川任职一事，有一首《太常引》词可以和《元史》中的简略记载相互印证，词的作者是著名的元曲作家，同时也是由金入元的元朝官员杨果，全词如下：
一杯聊为送征鞍。落叶满长安。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
西风旌旄，斜阳草树，雁影入高寒。且放酒肠宽。道蜀道，而今更难。
想象当年这位被“推上”“淮阴将坛”的书生“儒冠”，万水千山来到战乱中的四川，商挺的心情该是何等的豪壮。
1266年七月，朝廷再颁政令，命“成都新民为豪家所庇者皆归之州县”，显示当时的成都城内，有很多本来不是成都籍的居民，因各种原因滞留成都，这时候均被发遣还籍。
1266年十二月，蒙古帝国的四川当局迎来了两位新的主要官员，朝廷有旨：“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答儿等佥行中书省事”。两人中，也速答儿是纽璘的儿子。
纽璘去世后，也速答儿继续在东西两川率军作战，屡立战功，先后拜西川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改四川等处行枢密副使，迁蒙古军都万户，进同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等。多年后忽必烈去世，元成宗铁穆耳继位，此时距当年已近三十年，宋元战争也早已结束，而也速答儿仍在四川为官，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元武宗在位时，也速答儿由四川迁云南，加左丞相，仍为平章政事。此时的也速答儿年事已高，他来到云南，“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纽璘的儿子也速答儿最后死在了他的第二故乡成都。
纽璘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八剌，也曾任蒙古军万户。八剌卒，次子拜延袭职，拜四川行省左丞，长子南加台，则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纽璘这个蒙古人，他的兄弟子侄等若干人，就这样留在了四川，成了元朝的四川人。
另一位与也速答儿一起受命前来成都执政的官员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是一位更加有名的元朝名臣，他的事迹见于史书，传于口碑，为后世人们所称道。
赛典赤·赡思丁
至元七年（1270年）赛典赤受命“分镇四川”。1271年，朝廷“置四川省于成都”，元朝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行政区正式成立。这一年，定都北京的蒙古帝国，于这一年采纳汉人文官的建议，将国号正式定名为“大元”，中国历史上的元朝从此诞生。
赛典赤在四川主持工作，前后约四年，1274年，他受命赴云南，“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晚年的赛典赤主政云南，他办学校、兴水利、化风俗、行赏罚，为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深得云南人民的敬爱。六年后，赛典赤死在云南任上，葬于昆明城郊。赛典赤的家族在云南开枝散叶，人口繁衍，渐渐成为当地一大旺族。有人认为，明朝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郑和，就是赛典赤的后人。
赛典赤在成都期间，他的对手是宋将昝万寿。从1265年开始，昝万寿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史书中。当年三月，南宋朝廷褒奖昝万寿，“赏四川都统昝万寿云顶山、金堂峡之功”，说明这年或前一年，昝万寿率军进攻过云顶山城，在金堂峡挫败过蒙古军。
1268年正月，南宋朝廷又颁政令：“沔州驻扎、潼川安抚副使昝万寿特升右武大夫、带行左骁卫大将军，赐金带。”
1270年，昝万寿拥强兵驻守嘉定（今乐山）。为支援昝万寿在乐山的防御行动，1271年六月，南宋朝廷“以钱百万、银五千两命知嘉定府昝万寿修城浚壕，缮甲兵，备御遏”。
1273年正月，昝万寿主动出击，率军对成都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这是见于记载的南宋军队为夺回成都做出的最后努力，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面对昝万寿的宋军，元朝四川行省官员紧急向朝廷报告：“宋昝万寿攻成都，也速答儿所部骑兵征建都未还，拟于京兆等路签新军六千为援。”
“建都”其地在今四川南端靠近滇藏一带，《马可·波罗游记》有“建都州”一章，描写当地风俗甚详。
当年六月，南宋朝廷颁布命令，表彰昝万寿此役的功劳：“成都安抚使昝万寿去冬调将士攻毁成都大城，今春战碉门，五月遣统制杨国宝领兵至雅州，统领赵忠领兵至眉州，两路捍御有劳，诏具将士宣力等第、姓名以闻。”可见，昝万寿的军队不光反攻成都，还曾进兵雅安、眉山等地，是一次川西宋军的全线反击，给四川元军造成了不小震动。昝万寿攻占了成都大城，但最终未能进一步夺取内城，功亏一篑，于是在撤退之前将大城拆毁，大城之内的居民，被昝万寿迁往乐山。
此役，败于昝万寿之手的成都元军守将名为严忠范，《元史》有载：“四川佥省严忠范守成都，为宋将昝万寿所败，退保子城。”严忠范，山东泰安人，其父严实，也是蒙古帝国时期几大汉人“世侯”之一，严忠范是严实的第四子。成都兵败，严忠范很快被免去了职务，一位名叫谭澄的官员取代了他。
谭澄是德兴怀来（今属河北张家口）人，其父谭资荣曾为金朝县令，后降蒙古。谭澄到任后，在成都“葬暴骸，修焚室，赈饥贫，集逋亡，民心稍安”。谭澄在成都时间不长，不久后，因“西南夷罗罗斯内附”，朝廷急需干部，忽必烈认为“抚新国宜择文武全才，遂以澄为副都元帅，同知宣慰使司事”，为此谭澄离开成都，赴西南夷罗罗斯地，其地在今川西南西昌一带。可是刚刚到任，谭澄就因病去世了，终年五十八岁。
忽必烈再为西川物色新的领导人，这一次，他找到了昝万寿的老对手、汪世显的第四子汪良臣。1273年，忽必烈招汪良臣进京，面谕他道：“成都被兵久，须卿安集之。”授其“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之职。汪良臣接受新职，到成都上任，很快就控制了局面，“蜀人安之”。同年九月，南宋“成都安抚使昝万寿城嘉定乌尤山”，退保南宋在川西的最后根据地。
次年，汪良臣率军进攻乐山，他兵分多路，“大搜山谷”，将分驻在各处的宋军一一击破，最终进逼乐山城。
此时已是1274年的年底，放眼全国，元朝大军已经夺取了战略要地湖北襄阳，兵分几路，沿汉江水陆并进，向南宋的核心区域推进，南宋王朝的形势已经不比往日。在乐山，当面元军步步紧逼，背后的“西南夷罗罗斯”也已“内附”，昝万寿的宋军四面临敌，乐山城渐陷孤立。至此，昝万寿保扶社稷、坚持到底的决心发生了动摇，他派人与元朝军方联络，寻求投降的可能性。
转眼到了1275年的二月，元宋两军再次在乐山展开激战，昝万寿手下将领侯兴战死。局势如此艰难，而此时，昝万寿却得到了来自杭州南宋朝廷的命令，朝廷提升昝万寿的职务为“保康军节度使”，命他立即率军赴杭州勤王，捍卫京师。当然，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万水千山之外的昝万寿，已经不可能完成了。
1275年五月，“宋嘉定安抚昝万寿遣部将李立奉书请降，言累负罪愆，乞加赦免”。六月，“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城降”。
同月，昝万寿被忽必烈赐名“昝顺”，他“重新做人”，成了大元王朝辖下的一员，继续在川西为官，开始了新的生活。又过了半年，即1276年正月，南宋朝廷宣布投降，南宋亡国。
自从1273年成为元朝在川西的军事长官以来，汪良臣率领自己麾下的元朝军队，在四川又打了几年仗，他进攻乐山，逼降昝万寿，“万寿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然后，汪良臣统兵东向，与其他各路元军一起，最终于1278年将重庆攻克，逼降了钓鱼城，“四川悉平”。
“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赐白貂裘”，为此，汪良臣上书朝廷，条陈“治蜀十五事”，对四川未来的管理经营提出了方案，“世祖嘉纳”。汪良臣“治蜀十五事”的具体内容固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汪良臣对四川的安定发展费过心、出过力，则是毫无疑问的。
回到成都，汪良臣“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为安定川西生活秩序，恢复经济，抚平战争创伤，作出了努力。1281年夏天，汪良臣病逝，享年五十一岁。汪良臣这位甘肃子弟，一生转战四川四境，晚年在成都主政三年。
汪良臣去世后，忽必烈又将四川的行政大权，委托给了汪良臣的侄子汪惟正。汪惟正是汪世显之孙、汪德臣之子。汪德臣死在钓鱼城下，那时候汪惟正还年少，他跟着四叔汪良臣，在军中锻炼，曾驻军嘉陵江上游，筑武胜城，与合州钓鱼城宋军对峙。1274年，元朝大规模的灭宋战争开始了，元军统帅伯颜汇聚天下兵马二十万，即将从湖北襄阳出发。听到这个消息，汪惟正上书忽必烈请求参战：“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忽必烈没有批准汪惟正的请求，这样答复他：“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伯颜下邪！”要求他安心经营四川。
重庆合川钓鱼城
1280年，也就是汪惟正的叔叔汪良臣死前一年，汪惟正“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不久，“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汪惟正成为继汪良臣之后的又一任四川行政长官。
汪惟正见川西各地久经战乱，百姓生活困苦，城乡残破，很多人没有房屋居住，流离失所，一听见马匹嘶鸣的声音，久经战乱的人们心有余悸，甚至会惊恐奔窜，民不聊生。“惟正留意抚循，人便安之”，治疗川西的“战争后遗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283年，汪惟正进阶资德大夫，1285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这年，汪惟正前往上都觐见皇帝，不幸患“腹疾”，归途中，行至华州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汪惟正有两个儿子，其一汪嗣昌，任“武略将军、成都总军副万户”，也在成都工作。
降元以后，昝顺离开乐山，来到成都任职。1275年十二月，也就是投降当年的年底，“签书四川行枢密院事昝顺”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可见投降后不久的昝顺，职务是元朝四川行枢密院的一名官员。他提议：“绍庆府、施州、南平及诸蛮吕告、马蒙、阿永等，有向化之心。又播州安抚杨邦宪、思州安抚田景贤，未知逆顺，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昝顺长期在川南驻军，对当地部族比较熟悉，因此他建议朝廷给这些少数民族的部族首领封官赐爵，以安定一方人心。朝廷闻奏，“从之”。
1277年三月，签书东西川行枢密院事昝顺奏报：“比遣同知隆州事赵孟烯赍诏招谕南平军都掌蛮、罗计蛮及凤凰、中垅、罗韦、高崖等四寨皆降。田、杨二家、豕鹅夷民，亦各遣使纳款。”发挥此前熟悉川南，甚至湘西少数民族情况的优势，昝顺派人招降各地少数民族部族，一年多以后，果然大见其效，为元朝建立了功勋。
1278年十二月，“签书西川行枢密院昝顺招诱都掌蛮夷及其属百一十人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昝顺再次招抚少数民族部族成功，成为处理川南川西民族地区事务的专家。
1279年正月，朝廷“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降元四年后，昝顺有了“参知政事”的头衔，还得到了江津县（今属重庆）民户土地的赏赐。
1279年四月，汪良臣向朝廷报告：“昔昝顺兵犯成都，掠其民以归。今嘉定既降，宜还其民成都。”制曰：“可。”战乱中，成都居民被昝顺掠往乐山，战争结束了，背井离乡六年的这部分人口，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准予还籍，迁回了成都。
1286年二月，朝廷文件显示：“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奥鲁赤平章政事，都元帅乌马儿、亦里迷失、阿里、昝顺、樊楫并参知政事”，降元十一年后，“都元帅”、行省“参知政事”，大约是昝顺在元朝的最终职务。本年以后，昝顺的名字不再出现在正式的史籍之中。
1278年四月，元朝朝廷有旨：“命不花留镇西川，汪惟正率获功蒙古、汉军官及降臣入觐。”以汪惟正为首的蒙古、汉军有功将领，以及在四川投降的南宋官员，则奉命组团，前往北京参访，面君朝觐。一行人来到元朝的大都今北京，或者还到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见到了皇帝忽必烈，参加了朝廷举行的一系列活动。
此行四川参访团的人数及名单均不详，但其中一定有昝顺其人，因为他既是“降臣”，又是“获功”人员，已见前述。在大都，以及在上都，昝顺不光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而且还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南宋末代皇帝、已获封大元朝瀛国公的赵显。
赵显等人一行是在1276年五月抵达北京的。当年一月，面对元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南宋太上皇太后谢氏不得已宣布投降，忽必烈有旨，要求南宋皇室成员全体北上，行“朝觐之礼”。三月，南宋皇室合宫老幼约三千人，经运河北上北京。北上的队伍人数众多，宋元之际著名诗人汪元量也在其中，他此前的身份是南宋的宫廷乐师。在从杭州到北京的旅程中，以及此后在大都、上都的日子里，汪元量写成《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中一首，显然就是为昝顺而作：
四川昝帅尚粗豪，万马来燕贡一遭。
奏授虎符三百面，内家更赐织金袍。
这是1278年的事情。当年年底，文天祥在广东被俘，次年一月，南宋最后的水军在广东崖山覆灭，标志着元宋战争全面结束，四川全境的和平岁月也随之到来了。
此后又过了八九年，汪元量来到了四川、成都。汪元量流传至今的数百首诗中，写于四川的多达数十首，有多首诗提到“昝相公”、“昝舍人”、“昝元帅”，无疑都直指昝顺其人。作为成都高官，昝顺尽地主之谊，请汪元量赴宴，汪元量因有《昝相公席上》诗一首：
燕云远使栈云间，便遣郫筒助客欢。
闪闪白鱼来丙穴，绵绵紫鹤出巴山。
神仙缥缈艳金屋，城郭繁华号锦官。
万里桥西一回首，黑云遮断剑门关。
昝顺还数次邀请汪元量泛舟游玩，汪元量因此写下了《昝舍人锦江泛舟》、《昝元帅相拉浣花溪泛舟》等诗，其中《昝元帅相拉浣花溪泛舟》诗云：
行都元帅千蹄马，腰佩角弓箭盈把。
浣花溪头具小舟，击鼓吹箫行酒斝。
舞腰袅娜锦缠头，风吹金缕随东流。
公孙弟子背面笑，拔剑一击蛟龙愁。
万里桥西有茅屋，杜子当年来卜筑。
湘江一醉不复归，四松寂寞擎寒玉。
这天的昝将军，威风凛凛，他身着战袍，腰弓佩箭，带着几百骑人马，来接待远来的客人们。浣花溪头的游船上，主客饮酒行乐，观赏歌舞，好不快哉。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元史》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遣吕告蛮部安抚使王阿济同万户昝坤诏谕罗氏鬼国。”又过了整整五十年，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朝廷又有文件，遣“成都、顺庆二翼万户昝定远等”率军出征叛蛮。“昝”氏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昝坤、昝定远二人，很有可能就是昝顺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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