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忠臣与伪燕《卢涚墓志》的书写

卢涚其人，新、旧《唐书》无传，其名仅见载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范阳卢氏北祖大房”。伪燕《卢涚墓志》全称《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墓志》，《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最早收录此文，“中华石刻数据库·唐代墓志铭数据库”存其拓片。卢涚先后历唐朝汝阳、元城二县尉，卒于伪燕元城县尉任职，冻国栋先生从安史之乱时“伪号”使用与吏民心态角度对墓志进行了解读。近年来，卢涚及妻崔氏合葬墓志、子卢士巩墓志、女卢氏（李综妻）墓志等陆续出土。新材料为我们更准确地解读安史之乱时期的吏民心态和墓志书写提供了可能。为叙述方便，兹将《卢涚墓志》录文如下：

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墓志序

府君则吾之季兄，宅兆则先君之茔后。始祖令德，世有时称，亦何假论也。今但纪其年月，载以官名，陵谷自可依凭，文词焉用为饰。公讳涚，范阳涿郡人也。曾祖志安，唐朝万年县丞。祖正言，唐朝右监门卫将军、赠银青光禄大夫、兖州刺史。父朓，唐朝朝请大夫、秘书郎、深邓二州司马。文德贤礼，天下攸归。卑浅何知，敢轻得而祖述！公秉义敦诗，服训习礼，克忠克孝，布在人谣。公始以孝廉擢第，解褐授豫州汝阳县尉，第二任魏州元城县尉。属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遘疾终于官舍，享年卌有七。明年春三月廿二日，归葬于万安山南，从先茔也。嗣子三人，年始龆龀，官名未定，各以小字而称之，曰阿大、阿王、吴郎，皆保世之子也。有女五人，小者襁褓，馀皆次之。抚对小等，割切心髓，不孤之义，死而无替。公娶崔氏，曰堂舅清河君庭实之第三女。妇德母师，可遗后世。《诗》曰“釐尔女士，从以孙子”，吾兄有焉，式题泉户。

弟溉撰

《卢涚墓志》拓片

卢涚是病亡还是为叛军所害

卢涚的死因，其墓志说得非常明白，乃病逝，然其次子卢士巩墓志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烈考府君讳涚，终魏州元城尉，赠工部郎中。天宝末，羯胡叛国，屠践魏封。胁以兵威，逼之事任。廷辱凶师，遂罹于灾……工部之忠，蹈危节全。”《李综及卢氏合葬墓志》有类似记述：“夫人范阳卢氏，号富仁寿。曾祖正言，终右监门卫将军。祖晀（朓），终深州司马。父涚，终魏州元城县尉。盗起渔阳，中原胁染，高节不屈，竟罹其毒，制赠工部郎中。”二方墓志所言卢涚死因与《卢涚墓志》截然不同，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定夺，然《卢士巩墓志》《李综及妻卢氏合葬墓志》所言卢涚所获赠官提供了破解玄机的线索。

除《卢士巩墓志》《李综及妻卢氏合葬墓志》外，卢涚获赠工部郎中亦见于其曾孙女（郑颀妻）墓志：“夫人姓卢氏，范阳涿郡人也。曾祖讳涚，皇魏州元城县尉，赠工部郎中。”赠官作为朝廷的恩典，最早出现于西汉，在唐代已形成制度。赠官有因自身于死后获赠和对现任官员的先人追赠两种类别。《卢士巩墓志》称卢涚“夫杖义以立名，不屈则终折，郎中所以由卑位而得旌赠也”，显然其受赠工部郎中乃因自身而非子孙显达。《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卢涚弟瀜、清诸子及众孙名讳、职官，而卢涚子嗣失载，其职官自然非显达之辈，《卢士巩墓志》《郑颀妻卢氏墓志》所载卢涚子孙职官印证了此点，也旁证了卢涚获得赠官乃由自身的事实。

学者张琛依据新、旧《唐书》共得唐代因自身获赠官事例762项，主体为终官三品以上官员，四品者较少见，五品以下者仅26人，其中包括贬谪的宰相7人、户部侍郎1人，余18人，官五品者11人，终官六品以下获赠官者仅薛收、甯嘉勗、梁肃、燕钦融、唐汉宾、元正、阳暠7人，除薛收、梁肃因才干杰出又早卒外，燕钦融等5人皆为舍生取义、捐躯报国之忠臣。利用出土墓志文献，吴丽娱先生对唐代官员本人赠官情况做了更为深入的探索，认为唐代官员自身赠官“以职官三品（附王公及散官二品）以上作为给赠最主要的范围和对象，并延伸至五品”，但安史之乱及唐后期，对阵亡将士和死于国事者的赠官则不受品级限制。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唐代六品以下官员因自身获得赠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卢涚终官元城县尉，乃从九品上，所得赠官工部郎中乃从五品上，若非捐躯报国，断无获取赠官的可能。《王士林墓志》也提供了殉职县尉赠官郎中的旁证。据志文，王士林生前官定州唐县尉，卒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九月成德李惟岳之乱，次年五月下葬，获赠户部郎中。魏州元城县与定州唐县均为上县，户部郎中与工部郎中品级相同，唐县县尉王士林死节后获赠户部郎中，元城县尉卢涚捐躯后获赠工部郎中亦顺理成章。

卢涚获得赠官的时间

卢涚卒于安史之乱期间，以燕国官吏身份下葬，其何时获得唐朝廷忠臣身份，其子女墓志中并未交代。安史之乱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为鼓舞士气、激励民风、增强凝聚力，朝廷对功臣的封赏次年便在战火中展开。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玄宗至宪宗时期，官方对安史之乱功臣的封赏活动计有7次：

1.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旧唐书·忠义·李憕传》曰：“玄宗赠（李）憕司徒，仍与一子五品官；（卢）奕武部尚书，崔无诐工部尚书，各与一子官；蒋清文部郎中。”

2.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旧唐书·肃宗纪》载诏曰：“李憕、卢弈、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同书《忠义·程千里传》载此诏，且有“家口深加优恤”之语。

3.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册太上皇尊号赦》载褒赠事项曰：“身殁王事者，三品以上各与追赠，仍各与一子官。五品以上，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事追赠。”

4.据《唐会要》，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驾崩，德宗即位。七月，吏部委托史馆检勘功臣，封赏子孙一人正官，至德以来分作三等，凡23人，安史之乱死节功臣6人，“卫尉卿颜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谦，御史中丞张巡，将军南霁云”为二等，范阳长史贾循和睢阳太守许远为三等。

5.据《唐会要》，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十二月，考定唐初以来将相功臣，分作二等，“至德以来将相既殁者，以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许远、卢弈、南霁云等十一人为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为次等”。

6.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朝廷再次表彰安史之乱功臣，《旧唐书·德宗纪》曰：“三月丁亥，赠故卫尉卿颜杲卿司徒，故常山太守袁履谦左散骑常侍，故许州长史庞坚右散骑常侍，故巩县主簿蒋清礼部侍郎。”

7.据《唐会要》，德宗贞元“七年二月，诏授张巡男去病泾阳令，许远男岘饶州司马，南霁云男承嗣温州别驾，颜真卿男群府河中户曹参军，颜杲卿孙谟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旌忠烈之后也”。

上述7次封赏，共涉及安史之乱为国死节者12人，卢涚不在其列。核检12人身份，品级最卑者为巩县丞蒋清，从八品下，需要注意的是，蒋氏同时在御史台兼职。当然，在这场席卷唐帝国北方的大动乱中，为国捐躯者远不止12人，颜杲卿、张巡等12人只是其中出色的代表。宝应二年（763年）春，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唐王朝重新步入正常轨道，然饱受安史动乱之苦的唐代宗又陷入宦官专权的烦闷，终其一生未曾旌表安史死节功臣，在政治上亦无大的作为。德宗甫一即位，便封赏开国功臣和平定安史之乱功臣之子孙，表明其志在振兴中央权力的决心。卢涚在安史之乱初以伪燕官员身份下葬，故其不可能在玄宗、肃宗时代获得唐朝的认可。德宗从即位之初至贞元七年（779-791）四次奖赏安史之乱功臣，而从德宗后期的贞元八年（792年）至穆宗即位再无这样的记录，故卢涚被唐政府认定功臣身份、赠官工部郎中只能发生于德宗前期——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七年这一时期，只是卢涚官位卑下，事迹不彰而未著录于史册。

卢涚子士巩的入仕方式为我们考察其父获得赠官的时间提供了证据。《卢士巩墓志》曰：“若冠，以门子荐，补河内修武尉。”卢士巩卒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年七十七，则生于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弱冠入仕之年在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据唐代门荫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员有荫子的权力，受荫者的品级则由其父的官品决定，《新唐书·选举志下》曰：“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若以父荫入仕，卢士巩初仕当为从八品下，而卢士巩初仕修武尉，乃从九品上，显然与唐代父荫入仕制度相违。父荫之外，尚有祖荫和曾祖荫。卢士巩曾祖正言，赠官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若以曾祖荫入仕，当从八品下；祖朓，官深州司马，从五品，若以祖荫入仕，其初仕品级据此则无可依从者。《通典》对品级较低官员子弟的入仕方式则有明确记载：“亲事，杖内：六品七品子为亲事，八品九品子为帐内，限年十八以上，举诸州共率万人为之。”卢朓孙若以祖荫仕，依据唐代孙降子一等的制度，其孙与六品子入仕方式相同，先为亲事、帐内，劳满合格即可正式进入仕途。卢士巩弱冠初仕从九品上的修武尉，正与此吻合。广德二年，卢士巩弱冠之年以祖荫入仕，表明其父卢涚该年尚未获得朝廷从五品赠官工部郎中。

大历三年（768年），卢涚妻崔氏卒，次年夫妻合葬，卢涚职官署作“元城县尉”，未言赠官情况，此不仅侧面证明了卢士巩以祖荫入仕推理的正确性，也说明迟至此年，其安史之乱功臣的身份尚未得到朝廷认可。

卢涚之死与伪燕《卢涚墓志》的书写

卢涚卒于伪燕元年（756年）正月，即安禄山圣武元年，葬于圣武二年（757年），以伪燕元城尉身份下葬。墓志对卢涚出仕伪燕及其死亡记载曰：“属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遘疾终于官舍。”安禄山圣武元年正月正是安史之乱迅速发展之际，而元城地处河北道魏州，乃叛军的腹地。出任伪职的唐朝官吏在叛乱结束后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获得功臣的身份，其中必有曲折之处。

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寅，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十二月丁酉，攻陷东都洛阳，此时距离起兵仅31日。《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当时情形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安禄山攻陷洛阳之际，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讨贼，河北地区十七郡响应。“（天宝）十五年正月，（史）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众寡不敌，御备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谦为贼所执，送于东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诸郡，邺、广平、钜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复为贼守。”安史动乱发生时，卢涚任职县尉之地元城属于魏郡，正在响应颜氏兄弟讨贼的十七郡之列。卢涚卒于天宝元年（伪燕圣武元年）正月廿七日，则与史思明率军攻陷反水的河北十七郡时间吻合。从迫于形势归降叛军到起兵讨贼是安史动乱初期河北十七郡忠于唐王朝的官吏的集体政治嬗变历程，被押送洛阳处以极刑的颜杲卿、袁履谦则是其缩影。

卢涚在安史动乱之际追随颜杲卿兄弟，为唐王朝捐躯，伪燕朝廷自然知晓，然效忠于唐王朝的十七郡官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颜杲卿，押送至东都洛阳，伪燕政权仍未放弃拉拢归顺。在叛军与官军胜负未见分晓之际，熟谙权术的安禄山自然不会对反水的十七郡官吏进行严格追究。卢涚出身于高门士族的显赫支系范阳卢氏北祖大房，其妻则为兴盛的清河崔氏大房，如果能够通过赋予卢涚降臣的身份争取更多士族的认同，对伪燕政权而言无疑是一桩非常划算的买卖。安史叛乱发生时，居于两京之士族多流窜山谷、南下江淮以苟全性命，不幸亡命者只能权葬以安魂。以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的德宗宰相崔祐甫家族为例，在动乱之初，其亲族百口自洛阳间道南迁江表。天宝十五年三月，堂兄夷甫殁于汝阳溱水之上，野殡于此；堂兄众甫宝应元年（762年）卒于丰城，权葬当地，二人均于大历十三年（778年）方迁葬洛阳旧茔。卢招妻崔严爱乾元二年（759年）随弟祐甫卒吉州官舍，权殡吉州庐陵县；祐甫堂侄女窦叔华妻崔缊宝应二年卒于洪州，权殡洪州丰城县，二人于大历四年（769年）始迁葬洛阳。崔祐甫家族的经历是安史之乱时期高门士族命运的缩影，在墓志盛行的唐代，下葬于安史之乱时期者数量骤减，且多为归降伪燕政权者，而在此期间卒于他乡葬于二京者鲜有耳闻。卢涚在动乱初卒于元城，据常理当权葬于此，甚或弃尸荒野，其尸骨能由地处河北魏州之元城移至新籍东都洛阳刻志下葬，与伪燕政权的政策有关。《姚闢墓志》曰：“圣武二年有诏：原前后坐法者，仍许收葬。至其年四月廿日，君之故人殿中侍御史彭城刘为幹等数人，哭而葬之于伊川万安山之南原，夫人郑氏从祔，礼也。”此文出自曾被迫出仕伪燕政权的著名文学家李华之手，墓主姚闢乃名相姚崇之孙、司膳少卿姚彝之子，动乱前官唐河南丞，以伪燕殿中侍御史身份下葬。无论是卢涚，还是姚闢，这些曾出仕唐朝廷的官吏，即使对新生的伪燕政权因违逆行为死于非命，其戚属只要承认伪燕政权的合法性，便能一如既往的体面下葬，安禄山叛军集团渴望早日得到唐朝士族支持的意图昭然可见。如果死者卒于安史动乱前，在伪燕时期下葬也需署名燕国官吏身份。如卒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五月的兖州泗水县令裴令臣，伪燕圣武元年十月下葬时署官为“大燕故兖州泗水县令”，伪燕俨然以大唐合法继承者自居。实际上，动乱的时局及安禄山的胡人身份，伪燕政权圣武二年的宽宥政策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依据出土的唐代墓志，绝大多数卒于安史之乱者，其下葬时间普遍下移至动乱结束后的代宗，甚至德宗时期。

墓志称卢涚乃病逝，以“大燕官吏”身份下葬，且称“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无不彰显对安禄山伪政权的认同，当然，如此表达也可以解释作迫于伪政权拉拢不得已而为之。

卢涚葬于伪燕圣武二年三月，此时长安已陷落，銮舆幸蜀，叛军势炽，唐帝国社稷有颠覆之险，在将来未可知的情况下，家人标榜卢涚的大燕官吏身份是否也暗含了示好新朝的意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一，《卢涚及崔氏合葬墓志》明言《卢涚墓志》未有不妥之处。代宗大历四年的《卢涚及崔氏合葬墓志》曰：“府君讳涚，范阳涿人也。自晋及魏，时称望族。簪缨弈叶，特冠于兹。已备前文，此或不载。”卢涚夫妻合葬墓志所叙仅夫人崔氏世系生平，“已备前文，此或不载”自然包括卢涚生平在内。卢涚夫妻合葬墓志撰者乃卢涚胞弟秘书丞卢瀜，此时距离卢涚墓志撰写已12年，表明《卢涚墓志》撰文并无不妥。其二，卢清与兄卢涚卒于同年，权葬于大梁，战乱结束后方迁葬洛阳旧茔。《卢清墓志》曰：“遇安禄山之难，寄居浚服。以至德二年十月廿六日，仓卒终于汴州，春秋卌，权厝于梁……以大历六年十月十八日启举，其年十一月廿日葬于河南县万安山南原，祔先茔，礼也。”自卢涚曾祖卢安志起，其家族已移居东都，卜茔万安山，视洛阳为故乡，若卢涚家族归顺伪燕，卢清当不至于权葬汴州15年后再迁葬洛阳旧茔。其三，卢涚墓志撰者即墓主弟卢溉未曾出仕伪燕。卢涚兄弟6人，当其卒时，众子女尚未成年，卢涚墓志出自胞弟卢溉之手，据此推测安葬事宜当由其兄弟操持。卢涚墓志仅署“弟溉撰”，若出仕伪燕，依墓志撰写惯例，当署其职官，其兄卢涚已经署官“大燕元城尉”，若卢溉已仕于伪燕，亦无避讳之必要，如此则其示好新朝就无从谈起。另据天宝十年（751年）的《卢溉妻李氏墓志》，李氏下葬时卢溉署官“前汲郡新乡尉”，《新表》署官同之，此当为其终官。当然，卢溉为兄撰写墓志不题其唐朝时历官，一则明淡泊之志，二则也减少不必要之麻烦。

卢士巩兄妹墓志中将卢涚书写为大唐功臣的撰者心态

安史之乱中，两京遭倾覆，百姓受荼毒，唐国力由盛转衰。唐代墓志言及安史之乱家族功勋集中见于葬于肃宗、代宗、德宗三朝者，至宪宗朝明显减少，穆宗之后则鲜见，且所言功勋拥有者几乎均为墓主。卢士巩卒年77，其妹卢氏（李综妻）享寿70，李综与卢氏合葬于穆宗长庆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卢士巩下葬于长庆二年（822年）二月二十二日，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半个世纪之久，子女墓志详叙家父安史之乱功绩，此举在唐代墓志中甚为罕见。卢涚在安史之乱时仅为从九品的县尉，亦无科举功名，对于出身高门士族华支的范阳卢氏北祖大房而言，卢涚的履历实在平淡无奇。

两方墓志的撰写时间仅差半年，巧合的是两方墓志均出自张文规之手，而张氏既是卢士巩女婿，也是其亲外甥，李综妻卢氏乃其姨母。卢涚子女8人，当其卒时，长者龆龀，幼者尚在襁褓，张文规母亲卢氏乃卢涚幼女，虽有强大的宗族庇荫，但幼年丧父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难以弥补的伤痛，对卢涚遗孀崔氏来说抚养众多子女成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在战乱时期则更显艰难，《卢涚及崔氏合葬墓志》赞其“移天惠养，恩逾孟母之恩；避地艰难，德迈敬姜之德”，并无太多虚夸。张文规出自河东张氏，曾祖嘉贞、祖延赏、父弘靖均显历台阁。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张弘靖以宰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旧唐书》本传载：“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新唐书》本传与之相同：“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七月十一日，士兵哗变，囚张弘靖而反，弘靖因此谪太子宾客，再贬吉州刺史。

卢涚卒后二十余年，其忠节终获朝廷认可，必然离不开戚属的奔走寻证，积极申辩。因长子早逝，幼子未闻入仕，次子卢士巩和女婿张弘靖当是这一活动的积极推进者，后者作为朝廷重臣，也是卢士巩近亲中官职最显赫者，所起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张文规撰姨母卢氏墓志时，幽州兵变刚刚发生，父亲生死尚未成定数，为舅舅卢士巩撰志时，父亲已被贬为吉州刺史。作为出身三代宰辅世家的子弟，父亲弘靖的政治观应对儿子文规有耳濡目染之用，母亲为安史动乱受害者子女的身份愈强化之，这使得儿子对安史乱军及其流毒更加深恶痛绝，其为姨母卢氏、舅舅兼岳父卢士巩撰写墓志时，以重墨书写外祖卢涚在安史之乱中的功绩则在情理之中。

结语

平定安史之乱是唐朝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结果，其中既有颜杲卿、张巡、许远等彪炳史籍之忠节不屈之士，更多的则是于青史中未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元城县尉卢涚正是其中之一。卢涚出身于高门士族华支，在安禄山叛军席卷河北时归降，旋即又因效忠大唐而丧命，其家族未及逃离洛阳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在动乱的背景下，能顺利地由元城移至新籍东都洛阳下葬，展现了安禄山集团对高门士族的积极笼络态度。卢涚虽然以伪燕官吏身份下葬，但墓志行文甚为平淡，并未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欣喜和拥护，撰者墓主之弟卢溉甚至没有署名自己的职官，流露出安禄山集团认可又疏离的微妙心态。也因此，卢涚的壮举在叛乱结束后一直未得到唐朝廷的认可，以至于其子卢士巩要凭借祖荫方能入仕。从出仕伪职的基层官吏到充满血性的爱国志士，卢涚墓志与卢士巩兄妹墓志呈现给后人截然不同的卢涚形象。从这些矛盾的记录中拨开迷雾，我们能发现曾经存在的真实以及安史动乱背景下墓志书写者的微妙心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3期，，作者李建华[鲁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