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马华作家代表人物李永平逝世。1947年，李永平出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古晋，后赴台求学。面对李永平，这个名字前面的冠词总是让人纠结。因为如果你说他说马华作家，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如果你说他是中国台湾作家，尽管他早已放弃马来西亚国籍，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的马来西亚背景以及他的作品，分明没法用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台湾文学来定义。对于许多中国大陆读者来说，李永平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李永平
“南洋浪子”终身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
由于李永平出生成长在马来西亚，一般学术界和评论家都把他定义为马华作家。但李永平本人对此很生气，他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这要从马来西亚的历史说起。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诞生，在李永平看来，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阴谋。
今天我们说到的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其实分成两块，中间隔着一片大海，东边是婆罗洲，也就是李永平出生成长的地方，而西边是马来半岛，我们在讲马来西亚时，往往指的是马来半岛。而婆罗洲那一带在很长时间一段时间里，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叫马来西亚。
1947年，李永平出生时，婆罗洲是英国殖民地，他拿的是英国护照。李永平自述：英国人对属地内一些华人的“祖国”情结，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抱着不干涉的态度——前提是你不大声嚷嚷，四处宣扬你的中国思想。彼此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可是到了1963年，我十六岁时，宛如晴天里一声霹雳，在英国人的炮制之下，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这就是由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组成的“大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两年后退出，自成一国）。政治气氛霎时间变得肃杀起来。
也就是说，等李永平长大了，突然建国了，他变成了马来西亚国国民，但他不认。在李永平内心，生在英殖民地那样一个前民族国家时代的人，在这样一个华洋杂处的环境里，他天然没有民族国家认同的概念。今年9月接受台湾《镜周刊》专访时，有一张照片，他在客厅墙上悬挂着祖国砂拉越王国国旗，至死不承认马来西亚对祖国的“占领”。
马来西亚成立后，只能有一个国家认同——马来西亚人。高中毕业十九岁那年，李永平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出走。出走去哪里？由于政治原因，他无法去中国大陆，只能去中国台湾。
自1967年赴台，一待就是五十年。1976年，李永平宣誓放弃马来西亚国籍。自1967年起，他只回过五次老家，那个叫马来西亚的国家。每次飞回去，都会刻意回避马来半岛航线，改从亚庇转机。他自称此生从没有接近过马来西亚，只写婆罗洲，没写过马来半岛。“我对婆罗洲的感情非常深厚啊，我是喝婆罗洲的水，吃婆罗洲的米长大的，不是吃马来半岛的米，喝马来半岛的水长大的，你不能要求我有什么深厚感情，大量描写马来西亚。对吗？那是很简单的道理。”
2015年，离开故乡三十年后，李永平终于鼓起勇气重返古晋（这个城市还诞生过另一位文化巨人，即著名电影导演蔡明亮），祭拜父母。但无数次在他的“月河三部曲”里魂牵梦绕的婆罗洲已经物是人非，这几乎是所有返乡者宿命般的体验。李永平发现记忆中的翠绿丛林已经变成红色坑洞，商人砍伐树林烧山，婆罗洲千疮百孔。人到暮年的李永平掉下泪来。
李永平自己说，他心里还住着另一位娘亲，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原乡，心灵的祖国，也就是中国，那是从小受父亲影响，从他读的唐诗宋词里一路传下来的汉唐中国。除了书写记忆中的婆罗洲，李永平也书写过想象中的中国。在成名作《吉陵春秋》里，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复原了一个中国乡镇，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而对于中国大陆读者来说，他的作品也姗姗来迟。2012年，李永平的作品《大河尽头》（上下卷）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也是他第一部在大陆出版的小说作品。但在那之前，其实他已经以译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大陆了。由他翻译的《塞莱斯廷预言》2010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但原创小说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毕竟意义非凡。在《大河尽头》序言《致祖国读者》一文中，他深情地说道：“别来无恙，祖国！”这一声固然叫得很艰苦、心酸，但在内心深处那个旮旯角落，压抑了长长的六十个年头，现在，终于可以大声地、光明正大地叫喊出来，感觉可真好。
李永平翻译过奈保尔的小说，两者的出生有些相似，都在英国殖民地长大。在2009年接受《星洲日报》采访时，李永平谈到：如果我回大陆，我心里的震撼也许比奈保尔更大，我对中国的感觉肯定比奈保尔对印度更深，他用英文写小说，我是用中文写小说，所以感受会更不一样。
南洋来的浪游人
直到2017年9月22日逝世，除去中途六年赴美留学，李永平已经在台湾住了整整五十年。期间他在高雄、北投、南投、台北、花莲等地大学任教。他称自己一直在台湾漂泊流浪。他自己戏称，“台北市有十二个行政区，我几乎每个地方都住过了。”
与李永平一样，他的小说主角也一直在浪游的状态。他的小说，除了早期的《拉子妇》和《吉陵春秋》之外，每一部都有很重的浪游色彩。
何为浪游？浪游和流浪有什么不同？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说流浪是向某种未知进发的话，是成长，浪游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回溯，是成年以后离故土越来越远的李永平借用他笔下的人物不断地回溯，不断地以一种注定不可能的姿态重回母体的胎胞，因而是一种追忆式的写作。或者说流浪是浪漫主义的，而浪游则是感伤主义的。
李永平说小说《雨雪霏霏》“讲述了我在婆罗洲的童年生活，我的成长经验，可是整个架构还是浪游。”而那之后到《大河尽头》，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婆罗洲经验。因此，在叙事上，尽管《大河尽头》讲的是一个少年去寻找一个叫房龙小姐的荷兰女人的故事，但其实它一开始就不是成长小说。一开始就是一个老浪子的口吻，用说书人的方式向一个叫朱翎的小女孩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一次采访中，李永平谈到书写“月河三部曲”系列的动机：“原本要探讨我要到哪里去，没想到却是我从哪里来。追寻到最后，就是落叶归根。想要回家，却永远回不了家。”因此，李永平的写作就是为了回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蓦然回首的浪子，永远不可能回家。他的还乡之乡已经在“月河三部曲”里完成了，或许正因为此，他对于身后的归宿表现得远没有早年那么纠结。他的选择是死后要葬在台湾：“我这一辈子呢，已经做好死在台湾的准备，我死了要留在台湾，随便找地方把我埋了，土葬不环保就烧成灰，在台东或花莲撒一撒，台北、台中、高雄也撒一撒。”
而那些困扰他这样的马来华人的认同问题似乎也终于可以放下。每每被问到是中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的时候，李永平会干脆说他是广东人。的确，对于许多东南亚华人来说，相比国族的认同，省籍的认同更强烈。
文字的炼金师
李永平被誉为“文字的炼金师”，也有人称他为一代文体家。《吉陵春秋》刚出版时，整个台湾文坛为之震惊。怎么还有人能写出如此纯正典雅的中文？不夸张地说，要读李永平的小说，恐怕得准备一本字典。按照梁文道的说法，“身为华语小说集，李永平的中文词汇量在港澳台的作家里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李永平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经很多没人用又或者地域色彩非常鲜明的词汇。譬如他有一本《辶日迌》的自选集，辶日，读 zhì，迌，读tù，这是一个闽南语里的词，可能要翻康熙字典才能查到这个词。大致意思是游走于日月之上，有玩耍荒废之意，或按照更多评论家在谈到李永平时喜欢说的“浪游”之意。 同时，由于成长在一个种族杂居的环境中，英语、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马来话等不同语言都构成他多元的语言生态，他自称自己是没有母语的作家。成长环境中的语言多元也自然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中文写作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属于“马来西亚式”的语言。
对于文字如此讲究，作品里生僻字多，就代表是好作品吗？又或者说，李永平是不是只是故意卖弄，不过是语言暴发户？李永平自己的解释是，小说文字和语言是为了某个特定的题材而创造的，换一个题材就要换一种文字风格。譬如《吉陵春秋》的语言古朴干净，而《大河尽头》的语言华丽粘稠，而写武侠小说《新侠女图》时，他可能又会重新拾起《吉陵春秋》时的文字。
但实际上，刚到台湾时，李永平的中文程度其实并不好。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大一上国文课，老师看我的作文，用字遣词特别粗浅，他看不懂。”但一个开局并不好的人为何能长成一个对文字千锤百炼的文体家？从某种程度上，或许这也和中文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处境有关，正因为边缘，方块字才更让李永平着迷，才更具有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让他试图无限探求中文的无限可能。在王德威等评论家看来，在华语文学上千年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热带的极致描写，而正是以李永平为代表的马华作家将汉语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把一个华美富饶但又颓靡腐烂的神秘世界纳入中文版图，无限叩问汉语的边界。作家王安忆在与马华作家黄锦树对谈时，也曾表示，马华文学可能为汉语写作开创出新的可能，开拓出新的汉语。（记者/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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