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文化英雄”王小波

戴锦华这样评述“王小波之死”的吊诡之处：“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这神话甚至在他身后构造着一次对‘自由’的祭奠与‘庆典’。一个‘自由人’的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淹没了他作为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的身份。”（《智者戏谑》，《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一位作家不以他的写作内容（无论小说还是杂文），而是以他的身份、他的生存方式甚至他的英年早逝引发媒体与公众的关注，进而演变成一个“神话”。王小波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个人选择，在他去世之后，在一些知识分子笔下变成了标杆性的指称：“他的选择有一种象征意义。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丁东、谢泳《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作家》1998年第3期）而传媒界的趋之若鹜，“上百家报刊杂志登出有关王小波生平和他的遗著《时代三部曲》出版的文章、消息。现在他被称之为‘中国文坛的骁将’、‘文学天才’、‘自由思想家’、‘理想的知识分子’”，不外是“受到年轻一代读者和王小波在知识界众多友人的感召”，向公众推出了又一位“文化英雄”。

王小波

如果暂时搁置对王小波本人文学成就与思想深度的讨论，仅就“自由撰稿人”这一身份来探讨王小波的“文化英雄”意义，可以清晰地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条思想脉络。

九十年代是一个盛产“文化英雄”的年代，原因大抵在于转型期的众多疑问盘踞，人们寻求答案，却无法准确地捕捉并叙述、界定它们。尤其是传媒的爆炸性发展，让企图传播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清谈玄言转向具象化表达，将人文理想人格化、偶像化，便成了传播思想的终南捷径。于是众多的“文化英雄”浮出海面。而现世的文化英雄带有太强的不确定性，如余秋雨、王朔、张承志，常常在知识界的“内耗”中消减其魅力，已逝的知识分子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宣扬他们也因为缺乏现实危险性，容易为当局所包容。

塑造“文化英雄”的必要手法，便是将对象单面化，以便挪用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尤其在大众传媒的参与和推动之下，当大众对“文化英雄”进行符号化消费时，他们不会去关注历史真实和个人特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传媒上的“文化英雄”共同组成了一个“知名品牌”：“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一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学术的经典性和思想上的新锐而外，他们也会是某些知识者当下言说的话题或者概念中的榜样。”（“书情观察”，《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7日）而在1998年韩东、朱文制作的“断裂”答卷，将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四人作为“文化偶像”的代表，要求答题者对之进行价值评判，大多数答题者（主要是青年作家）对这些“文化偶像”表示了抗拒，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打人的石头”。“断裂”的反对者则强调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分别代表了高贵、理性、智慧、诗性。（于由《底气不足的断裂》，《芙蓉》1999年第2期）这正好从正反两方面合成了“文化英雄”被大众文化塑造成的单面形象。

海子

对王小波“自由职业”的赞美，对应着知识界对于“体制”的历史疑虑与现实反抗。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或者为生计所迫，必须依赖于体制内的收入，或者放弃体制，却同样为生计或欲望所迫，变成王朔所谓的“码字匠人”。很少有人像王小波一样，可以“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张琢真《银河里有颗不落的星——王小波逝世周年访李银河》，《传记文学》1998年第9期），又能在面对传媒与市场时，保持清明的理性。对于大众文化而言，一个来自边缘或“体制外”的“文化英雄”，更便于满足公众对“自由”、“理性”这一类语词的想象与崇仰。

王小波确实也刻意保持着边缘的身份。他在去世前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一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王小波生前，与思想界、文学界的主流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为自己营造一个独立思考与发言的空间，然而，正是这种疏离，造成了王小波写作的双重性，以及知识界接受王小波的某种遮蔽。

王小波生前取得的些许令名，主要来自他发表于各报刊的杂文。而他更看重也更费心力的小说写作，却一直被摒挡于出版界与文学圈之外。这显然不是一种让人满意的状况，对于王小波而言，文学与思想并不像很多人认知的那样可以一分为二，正如艾晓明指出的：“他把小说变成一种思想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象、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纪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黄河》1997年第5期）

王小波自己生前说过，讲道理和写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说的艺术》）可是，从接受角度来说，小说家王小波因其繁复与轻逸，是一个“挑战评论家智慧的阐释对象”，而大多数读者则会被小说里大剂量的戏谑、反讽、消解以及那么多的古今错位、时空转换，还有无处不在的大胆猖狂的性描写弄得瞠目结舌，头晕眼花。相形之下，他的杂文要容易理解得多，因为其用意本来在于“明辨是非”，这可以视为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职责的承担：“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可以说，王小波的杂文，是某种传播意识的产物，因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我的精神家园·序》）

《我的精神家园》

这本王小波生前编就的自选集，通读下来，确乎如许纪霖所说：“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第12期）李银河说“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时代三部曲》代跋，《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

王小波自己说，在社会伦理领域，他首先要反对愚蠢，而“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因此王小波反对的其实是虚伪，尤其是故意用无知强横的姿态来掩盖私欲的做法。其次他反对无趣，他多次引用罗素的话“参差多态方是幸福的本源”，庄严肃穆的假正经，会扼杀文化创造力，“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摆脱童稚状态》）反过来说，王小波热爱知识，热爱有趣，并将之作为毕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