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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青小说集《人事》:在世俗与诗意之间

李延青显然深谙小说之道,写世俗人生,却呈现出飞扬的姿态,在世俗与诗意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

李延青小说集《人事》:在世俗与诗意之间

“与深刻相比,丰富对小说更为重要。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人事》中的11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塞给读者,只是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有味道。这“味道”正是小说的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

李延青的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共收录了11部短篇小说。除个别篇幅超过一万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但就是这几万字的小说,却打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识,令人想起耐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巴别尔的《骑兵军》、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般来说,单篇耐读,整部小说集既检验作者,又考验读者。李延青的短篇小说特点在于其地域特征、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

李延青虽然写的是短篇,却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之前,他出版过一部随笔,书名就是《鲤鱼川》。小说的发生地也在鲤鱼川。这个名字首先是地理的,作者写的是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若用华北平原,地理虽阔,却少了文学意味,而鲤鱼川湿润诗意,有着无限的意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鲤鱼川是文化综合体,在这个旗帜下,可以虚构地理。若把东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华北平原,那是不可能的,一百个愚公也不可。但在文化地理中,作家可以大胆妄为可以肆无忌惮。当然,原有的底蕴不会变,基本属于独家秘笈。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成功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神秘南美、福克纳的约法纳克他帕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莫言的高密和贾平凹的商州等。在自己的领土上,作者当然就是帝王,可任意驰骋自由飞翔。但作为帝王并非易事,并不是说划定一定范围起个与文学有关的名字就可以,文学符号绝不是商标。在这片领地上,飞鸟和云朵、蝴蝶和花草、游鱼和溪水、炊烟和房屋以及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都吮吸着特别的营养,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或者可以这样说,有着同样的根脉。

《人事》的根脉在鲤鱼川。李延青的成功构筑,一个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说出现,这篇是主角,下篇是配角。如银子同时出现在《旧事二题》《饮食男女》等小说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证,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轻易透射乡村的秘密——从人物关系走进伦理深处。或者说,对人物关系的解读就是对乡村伦理的注释。叫银子的女性其他地方也有,但这一个只属于鲤鱼川。另一原因在于,李延青写出了鲤鱼川的风俗礼仪、人情往来——乡村文化正是凭此得以传承。人物的个性自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在相同的地域,言说方式会有相似性,比如银子与豌豆两位经历不同的女性,我甚至能听出她们鲤鱼川味的乡音。乡音是一个地域区别另一地域最明显的特征。再一个原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写时反复出现鲤鱼川,如《饮食男女》《发小们的病》等,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有的小说虽未明言,但通过对庙宇、植物、甚至土炕的描写暗示读者,到了谁的地界。因为曾经到过那里,亲切感顿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几乎一个世纪。人和事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抗日题材还是当代生活,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说抗日题材的小说,《饮食男女》《旧事二题》《胶皮大车》均属此范围。与长篇小说正面进攻不同,短篇小说是轻巧型武器,所以关于那个时代,作者并没有大段描写,而通过人物命运得以窥视,所谓窥一斑知全豹。在对战争的书写上,作家们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俄罗斯作家由保家卫国的主题转到对战争的反思上,另一些作家则关注战争对人的伤害,如《朗读者》,而卡尔维诺的《良心》则思考战争的本质。正是这些变化,让文学绽放出创造的光彩。河北有不少长篇是关于抗日的,李延青虽然也写抗日,但显然与他人不同,他是迂回式的。战争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看遍地炮楼就知道了,都笏村北山炮楼、北盘炮楼、灵堂院炮楼、千根炮楼。鲤鱼川被封锁在中间,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有男欢女爱,有嫉妒有仇恨,自然也有鲜血有牺牲。战争已嵌入了他们的日常,如《胶皮大车》,说的是拉土,却插入一段描写:“此时,太阳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黑色的云层坠去,北坡垴上的炮楼突兀地矗立在余晖中。没有一丝风,竖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燠热的空气里仿佛丧幡一动不动地低垂着”。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战争之外。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命运的抗争。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抗争方式,比如眯缝,两边都不得罪,却偏向西山的八路;比如豌豆,不过是个普通的揣着梦想的妇女,仍然不能逃脱。在李延青笔下,个体命运永远存在于家园命运的羽翼之下。

《匠人》《发小们的病》归属当下系列。匠人是五行八作的家伙,如木匠、油匠等。小说中的周向文在这方面是有悟性的,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木匠的技术,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但他真正的匠人身份、也是作者着力突出的,是背诵语录。虽然远离了那个时代,个人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时代的枷锁套得更牢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遭遇。小说还写了同样爱好背语录的田桂生,与周向文形成合奏关系,暗喻出精神隐疾并非个体,属于那个时代。《发小们的病》则写了乡村的破碎,伦理开裂、欲望膨胀。发小们的病不过是个引子,整个乡村都病了。作者显然不为指出得了病,而是引人思考,关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叙述者似乎是一味药,在叙述中化解了矛盾,但思考却没有随小说结束而停止。

艺术特色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地方,文学的标记不是写了什么,而是艺术个性。一是采用投影法,化繁为简,却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作为短篇小说,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如果繁复,难免臃肿拥挤。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角度进入,既轻又巧,不但让我们看到横截面的纹理,还想象到整棵树的状貌。如抗日,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但就涉及的人物命运,却让读者窥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二是具有诗意的光泽。世俗是小说的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只在世俗内部下功夫,小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李延青显然深谙小说之道,写世俗人生,却呈现出飞扬的姿态,在世俗与诗意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如《旧事二题》中的豌豆,语言、神态、心理都具有诗性美。豌豆离世那天,穿的正是结婚时那件花夹袄。她像预知到一样,花夹袄比队长那一枪更令人疼惜。三是注意意蕴的开掘。与深刻相比,丰富对小说更为重要。深刻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有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只是用几十万字讲述一个道理,一旦被读者说明白,那就不叫深刻。而丰富不同,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这11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硬塞给读者,只是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不少论者认为李延青的小说有味道。这“味道”正是小说的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四是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物形象对小说是重要的。当然,在一些作家的观念理念中,塑造人物显得老旧。确实,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作品中,人物可能只是影子,甚至连影子都没有,但不可否认,许多作家以此作为盾牌,掩饰塑造人物的无力和苍白。塑造人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内功。李延青采用的多是勾勒法,三言两语,人物跃然纸上。如童年的豌豆,别人给她麻花,让她叫爹,豌豆拿了东西却跑开,小嘴蹦出:我是你娘。

写什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永远不能割裂。这是小说形成风格的缘由和魅力所在。(文/胡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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