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共生：让机器做机器做的事，让人做人做的事

本文摘自《人机共生》，[美]托马斯·达文波特茱莉娅·柯尔比 著，李盼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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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危在旦夕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为知识工作者们思虑甚多，因为它的成员及客户基本上都是知识工作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那些具有破坏力的技术的报告，这些技术将会在未来10 年中，最大限度地“改变生活、商业以及全球经济”，而这份报告中的内容就提及了知识工作的自动化。在研究了7类知识工作者（专业人士、管理者、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分析师以及行政人员）所从事的典型工作后，麦肯锡预测，到2025 年将会发生这种剧变。最终结果就是：“我们估计，知识工作自动化的工具和系统能够完成相当于1.1 亿～ 1.4 亿全职员工（FTEs）的工作量。”

既然我们还将继续在很多场合使用“知识工作者”这个术语，那我们就应该先来定义一下这些人到底是谁。在达文波特2005 年的著作《思考为生》（Thinking for a Living ）中，他把这些人描述成“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处理工作”的工作者。根据这一定义，这些人代表了发达经济体中25% ～ 50% 的劳动者，当然，准确数字应根据具体国家、具体规定以及具体使用的统计数据而定。就像达文波特当时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经济进步的开拓者”。他解释说，在大公司里，知识工作者就是那些激发创新和进步的人。他们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制订营销计划、制定策略。知识工作者并不是只在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包括所有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高级认证技能的人，这些人所从事的都是需要专门知识或特殊训练的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教授、会计等。这些人也包括飞行员和船长、私人侦探和赌徒，即任何为了工作必须努力学习且凭借智慧才能胜出的人。而未来，所有这些工作都会有一些重要部分可以交由自动化系统来完成。

这部分工作的边界目前看来还很模糊。比如，其中是否包含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是出了名的必须拥有“某些知识”才能获得从业执照的群体。那么翻译员呢？档案管理员或导游呢？我们可以先为这些问题画上问号，本书后文会给出答案。边界具体应该划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当我们考虑具体哪个工作将受到威胁时，其实以上工作全部在列。

哪里才是人类退守的高地

今天，机器的能力变得如此惊人，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处人们可以凭借自己更成熟的经验来生活的“高地”。而正是这一点让很多聪明人伤透了脑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埃里克· 布莱恩约弗森 (Erik Brynjolfsson) 与安德鲁· 麦卡菲(Andrew McAfee) 就曾在其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 ）中指出，人们所预期的劳动力市场复苏似乎早就应该出现，但却迟迟未来。西方经济体中持续的高失业率可能意味着，由最后一波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所造成的混乱将不会消失。保罗· 博德里（Paul Baudry）、大卫· 格林（David Green）以及本杰明· 桑德（Benjamin Sand）针对美国市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总量进行了研究。他们表示，该需求在2000 年时达到了顶峰，随后就一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大学却依然向市场输出了越来越多水平参差不齐的劳动力。

当某个经济体中的好工作变得越来越少时，人们就会越发担心收入的不平等。有证据表明，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能拿到高薪的并不是知识工作者们，而是一小撮“超级明星”，如CEO、对冲基金和私募经理、投资银行家等类人，而所有这些人，正是通过自动化决策才做出了非常成功的投资。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中的劳动力参与率正在稳定地下跌。硅谷投资人比尔·达维多夫（Bill Davidow）和科技记者麦克· 马龙（Mike Malone）在写给《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宣布：“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毫无经济价值的市民。”他们说，如何解决这种发展带来的冲击，将是21 世纪自由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很多人似乎都同意这一观点。世界经济论坛在2014 年瑞士达沃斯年会之前曾向700 多位全球领先的思想家做了调研。他们认为，在未来10 年，最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因素是“收入不均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詹妮弗· 布兰克（Jennifer Blanke）在解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时指出：“人们的不满将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特别是当年轻人觉得自己前途渺茫时。”确实，各式各样的研究都表明：无事必然生非。其中最好的一个研究案例可能就是，2002 年布鲁斯· 温伯格（Bruce Weinberg）和他的同事所关注的美国在过去18 年间的犯罪率。他们发现，犯罪率的增长可以归因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失业率的增长，且与其工资的降低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人们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希勒（Robert Shiller）会把发展中的机器智能称为“现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他解释说：

问题和收入不平等有关，但是可能不止于此。由于我们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或智慧超群者，那么现在连人类的自我认知也成了一个问题。我是谁？计算机目前正在取代“前任”成为新的知识分子或智慧超群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件事很恐怖。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问题。

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不仅只是保证温饱的薪水，还有群策群力制订并且最终完成具有挑战性目标而带来的归属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甚至是充实每周时光的固定的工作内容和乐在其中的生活节奏。2005 年，盖洛普咨询（Gallup）公司进行了一项名为“世界民意调查”（World poll）的全球民意测验。调查结果显示，拥有好工作的人，更有可能对自己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正面的反馈。在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定义中，“好工作”能够稳定提供每周平均至少30 个小时工作时长以及一份来自雇主的薪水。

另外一个世界民意调查提出了“你所认为的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的问题，并且要求受访者把提到的各个方面都做一下分类，即判定它们中哪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哪些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有用但并不是必要的。盖洛普咨询公司CEO 吉姆· 克利夫顿（Jim Clifton）说，到了2011 年，“拥有一份高质量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重要的，它甚至超过了拥有一个家庭、民主、自由、宗教信仰或者和平。

知识工作者并没有错，他们应该担忧将来可能会丢掉工作。在机器驾驭了辛苦、危险以及枯燥的工作之后，它开始逐渐渗入决策工作。劳动者们必须为领地的丧失而抗争，因为这片区域非常靠近他们的核心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观。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分享这个拥有巨大生产力的系统所产生的财富，却可能无法找到让大家为这个系统贡献价值，并从中获得意义的方法。

因此，这就是我们出版《人机共生》这本书的原因：我们仍然能找到让人类在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所谓的“与机器赛跑”中胜出的方法。我们通过观察得出，参与现在这场关于知识工作自动化争论的专家，倾向于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认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永久性高失业率；另一些人则认为，新的工作类型会涌现出来，从而替代那些被遗弃的工作。但是两个阵营都没有告诉工作者，即使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个体仍然大有可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你:从事知识工作的读者，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应该充满力量并且为自己做出决定：面对进击的自动化系统，你该怎么办？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每周都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或视觉图像识别技术获得突破的新闻时，我们一直在向那些成功的知识工作者学习。他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比机器更强，并在自己的人类强项上加倍投入。就像你即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并不是超人，不能通过某些方法比人工智能更快地处理信息，也不能像机器人那样更完美地完成重复性工作，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能为工作带来特别意义的普通人。在这场为了能在强大机器林立的时代里保留一席之地的奋斗中，他们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启示。

他们和你，就是新世界的约翰· 亨利。

作品简介

《人机共生》，[美]托马斯·达文波特茱莉娅·柯尔比 著，李盼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智能时代汹汹来袭，未来99%的人当真会成为无用阶层，只要极少数人才会成为超级人类？当智能机器越来越自主、越来越聪明，人类还能干什么？ 当“省钱的弗兰肯斯坦”来临，谁是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哪些工作是机器无法做到的？人类和机器会和谐共处吗？《人机共生》正是为应对这些问题而作，本书独家揭秘智能时代人类胜出的5大策略，让机器做机器做的事，让人做人做的事，人类与智能机器共同工作、共同增强。

如果你对机器侵蚀人类工作的现状备感忧虑，那么《人机共生》就是对症良药，此书会告诉你，人类会在哪些工作领域胜出智能机器。

《人机共生》两位作者托马斯·达文波特和茱莉娅·柯尔比前瞻性地指出，人类会强化智能机器，而不是被它们取代，机器会帮人类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所以不应该将其看作是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合作伙伴。人类和机器能否和谐共处，选择在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