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水形物语》一举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原创配乐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当著名的“雌雄大盗”宣布这一结果时，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走上了颁奖台，先是一脸带笑地抢过沃伦?比蒂手中的信封，确保片名无误，然后才开心地拿过了颁给最佳影片的那尊小金人。
没错，怎么可能有错呢！
此前半年，《水形物语》已经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尽管有不少评论指出，近些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正在向好莱坞电影“投降”，但投降归投降，评审团在艺术的评判上却没有理由颁给一个质量低劣的作品。
在此之前，吉尔莫?德尔?托罗经历过好莱坞商业制作的锤炼，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让他丢掉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反而强化了他的特质。事实上，除去漫改作品、电视剧集和大型商业制作之外，德尔?托罗一直以来最擅长的就是小成本暗黑童话。从西语处女作长片《魔鬼银爪》(1993)开始，他的世界当中就充满了妖魔鬼怪，这其中包括上述作品中的吸血鬼，又以《鬼童院》(2001)中的鬼童、《潘神的迷宫》(2006)中的潘神最为著名。
不过这些都不是“陀螺”先生的标志性特征。真正让他独树一帜甚至鹤立鸡群的，与其说是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精雕细琢的制作力之外，不如说是他将真人童话与现实世界嫁接的能力。他最拿手的，是将故事架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种做法一方面往往能制造出脱离现实的奇幻感，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影文本具备了多重指涉性。于是，二战、冷战、内战……凡是矛盾冲突剧烈的重大历史节点，都成为德尔?托罗最爱插入他“楔子”并制造耦合关系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对抗当中，人性的善恶、时代的悖谬才能呈现出极致的状态，一个个动人的童话，才有施展的空间和可能。
当我们还在抱怨这部影片的剧情浅薄得让人难以接受时，德尔?托罗和他的编剧其实已经在表层的故事之下布下了数条有趣的线索和丰沛的纤毛，这张网络盘根错节，在真实历史的土壤中吸取着惊人的能量。
《水形物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当中。虽然影片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交代，但根据影院里放映的影片来看，观众可以大致将故事发生的时空确定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巴尔的摩。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尔?托罗将故事设定在这个时间节点并不是出于某种异想天开的直觉，因为60年代初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实在是过于特殊了：从国际局势上讲，美苏冷战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热战可谓一触即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著名的平权运动，肯尼迪于1961年签署“平权法案”后不久便遇刺身亡，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可想而知。
影片正是将故事置于这个背景之中，整个实验室和人鱼的出现，都围绕着美苏双方的军事对抗展开，而其中的所有主要角色，则都与“权利”二字密不可分。
除此以外，作为电影爱好者的德尔?托罗还少不了加入他的“私心”：如他所说，《水形物语》是一部“送给电影的情书”——这不仅体现在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老电影并仿制了歌舞片的片段，甚至是直接在角色设定中致敬《黑湖妖谭》等作。更体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60年代初期在美国电影史中的特殊性：随着电视的出现，电影行业出现了大幅衰落迹象，影院只能用巨大的宽银幕和超长的史诗巨作对抗电视、吸引观众，但诚如片中所展示的那样，依旧无法挽回颓势。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影院经常性的门庭冷落，作为娱乐工具和监控手段的电视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对电影工业发展状况的回顾在《水形物语》中所占的位置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它当作单纯的“迷影元素”看待；在一些场景中，这些相当不起眼的安排实际起到了重要的结构性作用，甚至足以左右影片的表意。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为典型场景来说明：当人鱼从女主角艾丽莎的家中逃跑后，艾丽莎在空无一人的放映厅中找到了他，此时人鱼在银幕上看到的，恰是1960年在美国上映的作品《路得记》。它根据《圣经?旧约路得记》改编，讲述了摩押人路得随婆婆回到犹大伯利恒再婚生子之事。德尔?托罗之所以在此刻选择这部影片，是因为这一圣经故事中包含了一系列丰富且与影片相匹配的含义：首先，路得对婆婆拿俄米的挚爱和追随与艾丽莎和人鱼情感殊为相似；其次，路得和拿俄米分别来自摩押和犹大两个王国，这就将路得对拿俄米和她的丈夫波阿斯的感情寄托在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对应了片中跨越种族的爱恋。
人鱼在片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兽—人—神的递变，在这个过程中，观看《路得记》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天堂电影院》那个著名的结尾——电影可以如何作用于一只“兽”的精神世界，以致让它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便脱胎成人，从吃猫变成了“吸猫”，从随地进食变成上桌吃蛋，从浴缸中休憩到床上安眠。
《水形物语》之所以备受争议，一方面是因为其“简单老套”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刻意迎合”美国主流价值。但我以为恰恰相反，影片正是以构建童话的方式，通过巧妙的角色设置和情节编排极力规避罔顾事实、过犹不及的说教，极其含蓄地描绘了60年代初期女性、残疾人、同性恋和黑人群体在社会中确有的地位和遭遇。它既不游离，也不介入，既不义愤填膺，也不滥杀无辜。于我而言，这就是艺术在当今世界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它让人产生“叙事老套”“价值陈旧”的错觉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尔?托罗所擅长的童话故事具有一套十分特殊的叙事机制。在这样的故事之中，人物必须达到极致的典型化和平面化，才能形成有效的冲突；当人物无法形成足够的动机时，创作者甚至会想方设法把人物推向更加极致之处，从而达到应有的叙事目的：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当反派角色斯特里克兰准备放弃寻找人鱼时，是霍伊特将军以生命和家庭作为要挟，把他推向了邪恶的必然（被阉割的手指也随之变黑腐坏）。
正如我们无法期待格林童话《小红帽》中的大灰狼在吃人之前会再三考虑犹豫不决，无法期待《绿野仙踪》中每一个角色都集智慧、爱心、勇气以至奸邪于一身，我们也不能期待《水形物语》中的任何角色像现实主义题材的《三块广告牌》中的角色那样具有复杂的人性向度。不过，这并不代表《水形物语》中的角色塑造毫无水准。恰恰相反，片中每个角色都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和可读性，除了社会边缘群体的身份特质之外，每条角色线索还为影片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维度。
比如，黑人女子泽尔达的自取名“黛利拉”(Delilah)就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而这成为反派角色要挟她说出人鱼位置的突破口。女主角艾丽莎的疤痕则给整个故事添加了一抹至关重要的浪漫主义色彩。老画家身份更是充满玄机：他的前上司明确指出“绿色是未来的颜色”，由此我们才得以注意到，整个影片几乎全都沉浸在水鸭色之中（只有理想的核心家庭驻留在了琥珀色的美国梦中），这既在暗示水与爱的无处不在，也无疑是在表明《水形物语》不仅是一部设定在冷战白热化时期的电影，更是一则关于“未来”（也就是现在，甚至也是未来）的寓言，一首人类文明的挽歌。它试图表明，文明的对抗、社会的不平等和电影的衰落在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仍未终止。
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影片的色彩、角色和背景完全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丰富而具有无限时空外延的整体。它是吉尔莫?德尔?托罗创造的宇宙，既真实可感，又暧昧不明。当我们回顾整部影片时也许会发现，同性恋画家不仅充当着“水形宇宙”中的一个角色，还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在影片结尾他提到，“他们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吗？我相信是的。”直到这时我们发现，二人入水之后的一切无非出自于他个人的想象。
可谁又能确定呢？影片开头，德尔?托罗将水下的闹钟与艾丽莎起床的镜头剪接在一起，分明表明水下所发生的一切皆是艾丽莎的幻梦……
《水形物语》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无法被看透，甚至无法被感知——谁也不会在意那些完全融入情节的单点光源、交叉剪辑，或者刻意观察墙上的花纹、房间的陈设。大众对《水形物语》的轻视，恰恰反证了它的朦胧和轻盈，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一则童话，一声耳语，它讲出了一个人尽皆知、却无人能及的词语：
唯爱永生。（文/圆首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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