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改变了美国人的政治与生活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大众传媒像电视这样迅速地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和人气。20世纪30年代末期，影像和声音的远程传播基本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但是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和公司之间的竞争，电视进入公众视线的时间被推迟到了1946年。1960年，10户美国家庭中有接近9户至少拥有1台电视机，1台电视机每天的平均播放时间超过了5小时。电视机重塑了美国人的闲暇时光和政治生活。电视也推动创造了一种新的全国性社区，这种社区是通过买卖消费品来定义的。

战后美国的经济趋势和文化一致性也受到了不同观点的挑战。学者、记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对美国生活的整体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这些被称为“大众社会”的评论家被一些优质的美国文化所困扰，包括一致性、身份和物质消费。虽然持批评意见的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这些批评是持久性的。他们的许多观点和解决方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动荡中产生回响，甚至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的“文化战争”。

20世纪50年代的一家人正在收看《我爱露西》，这是在电视发展早期非常流行的一部情景喜剧。电视机的制造商、销售商们把电视机定位为摆放在客厅里的家具，并且强调电视在促进家庭和睦方面的作用。

电视：足够多的晶体管

同收音机相比，电视机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加有序。3个主要的电视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都是从广播公司直接发展而来。电视网络就由电视广播公司引导，而不像收音机所经历的那样沿着广播电台发展起来。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附属于一个或几个网络，只有少数独立的电视台勉强自我生存。

电视台不仅依赖广告业生存，也改变了广告业。像无线电广播一样，电视行业也是向那些想要收听某一特定节目的听众施加影响的广告商出卖时间而盈利。无线电广播台通常为单独的节目赞助商提供节目，广告商想要在他们的产品和邀请代言的明星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然而，电视广告的高昂花费使之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电视节目赞助商们把广告形式和内容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了电视广播公司、独立制片人和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电视节目赞助商利用在电视节目中的零星时间植入广告，以此代替了为全部的节目所需资金埋单。广告代理机构把他们的创作精力转向灵活的30秒广告节目，而不是整个节目。从播放现场演出到把节目录制下来反复重播赚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电视广播公司和隶属于它们的电视台在1947年的净收入只有200万美元，而到了195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亿美元。

原来无线电广播台主要的节目形式——喜剧综艺节目现在能够在视觉上呈现。1948年首播的米尔顿?伯利秀（Milton Berle Show）是美国第一个在全国卫视热播的节目，此节目也遵循着喜剧综艺节目的路径。无线电喜剧综艺节目的明星，例如杰克?班尼(Jack Benny)、埃德加?伯根(Edgar Bergen)、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格雷西?艾伦(Gracie Allen)和艾迪?坎特(Eddie Cantor)都成功地实现了向电视明星的转型。拳击、摔跤、轮滑竞技等体育项目也通过电视变得广受欢迎。在短短的时间内，固特异电视剧场（Goodyear Television Playhouse）和第一演播室（Studio One）等根据编剧创作改编的表演中的直播戏剧也蓬勃发展。另外，早期的电视节目以源于无线电台节目和轻歌舞剧的情景喜剧为特色。

早期的电视节目多关注城市族群家庭，像《慈母泪》（I Remember Mama）、《戈德堡一家》（The Goldbergs）、《莱利生活点滴》（The Life of Riley）、《与路易吉一起的生活》（Life with Luigi）和《蜜月伴侣》（The Honeymooners）都是以城市工人阶层为主角，描述了他们的家庭同消费社会所引发的困境作的斗争。大部分反转的喜剧情节的张力是消费文化创造、反过来又通过消费来解决的，包括考虑拥有一栋房子、离开城镇、搬到城郊居住、贷款购买物品、购买一辆新汽车等。代际冲突和民族认同的丧失也是常见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早期的电视节目映射和证明了美国家庭的真正窘境，这些家庭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并且试图在美国繁荣的消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所有的城市族群喜剧节目都停播了。一种新的表现那些住在城郊与世隔绝的富裕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情景喜剧出现了。这类情景剧包括《父亲最了解》（Father Knows Best）、《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奥兹和哈里特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唐娜?里德秀》（The Donna Reed Show），这些剧目是那个时代美国理想城郊家庭的缩影。这些节目的情节集中在和善的小危机，节目通常通过小孩子的恶作剧、妻子不能应对钱带来的问题而展开，但是问题最后被体贴的父亲耐心地解决。明确针对儿童的节目，比如《豪迪?杜迪》（Howdy Doody），使得孩子从小就围着电视转。回想起来，这些电视节目中最吸引人注目的正是那些缺失的东西——政治、社会问题、城市、白人族群、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问题，几乎都没有呈现。

电视也在一夜间创造全国范围的时尚和狂热方面显示出独特的能力。1956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开始出现在包括米尔顿?伯利和爱德?苏利文（Ed Sullivan）主持的几个电视频道的各种节目之中，这使得他从区域性的明星一跃成为国际巨星。电视影响力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出现在1955年，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创作了包含3集1小时表演的系列节目，节目内容是关于传奇的戴卫?克罗克特在战争前线的生活经历的。该系列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即就创造了价值3亿美元的以戴卫?克罗克特为主题元素的产业，包括T恤衫、娃娃、玩具和“浣熊皮”帽子。

费斯?帕克（Fess Parker）在迪斯尼公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里饰演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1955年他在纽约艾德威尔德的机场会见了年轻的影迷们。他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给浣熊皮帽子以及克罗克特周边产品带来了巨额销量，这显示了电视这种新媒体卓越的商品促销能力。

电视和政治

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小心地避免同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扯上关系。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不得不在冷战墨守成规的气候面前低头。任何政治争论的迹象都能吓跑赞助商，甚至引发对公众抗议的担心。反共产主义的斗士们自封为私人监视者，对广播电视中所谓的颠覆行为提出警告。在这股潮流之下，电视和广告业的管理者们把许多有才能的人士都列入黑名单。

正像在好莱坞发生的那样，冷战的浓浓寒意严重地束缚了电视上的公共政治辩论的范围。任何诚实处理社会中存在冲突的行为都威胁着处于电视行业中心的舆论心态，甚至公共事务和纪实节目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实质性的政治辩论。一个例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但是该节目在1955年被停播。直到1963年，随着每晚半小时新闻报道的开始，电视新闻才真正迎来了属于它的时代。直到那时，电视在危机出现时的非凡实力才引起美国人的广泛注意。

电视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1951年，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参议院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Estes Kefauver）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在1952年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面临竞选受贿丑闻的指控，他在电视发表了著名的“小狗跳棋”演讲，通过电视操控选民的情感而获得了成功。

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总统候选人首次使用电视广告来为自己助选。共和党委托能力强大的天联广告公司（BBD&O）制作了一系列简短精良的广告来为艾克招揽选民。天联广告公司的竞选广告在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电视台在大选日之前两周开始插播艾森豪威尔的20秒竞选广告。从此之后，电视的形象塑造就一直是美国竞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文化批评家

批评家认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呈现出分裂、匿名和分离的态势，而媒体自身变得无所不能，其能够操控社会中孤立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许多批评家获得了巨大的知名度，这暗示了公众对大众文化极深的矛盾心态。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作家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一书，这本著作显示了广告商是如何将动机研究用于人类行为非理性一面的。这些批评家毫无疑问地高估了媒体的力量。他们忽略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在家庭中、同类人群体中和其他的社会背景下接受媒体信息，并且作出回应。这些批评家也没有考虑大众文化中的真实活力和创造力才华： 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的电影；厄尼?科瓦奇（Ernie Kovacs）的实验性电视节目；甚至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轻狂讽刺杂志——《疯狂》（Mad）。

对那个时代的文化统一性提出最尖锐批评的是被人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s）的作家群体。“垮掉的一代”以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为领袖，这个文化群体不信奉美国的价值观：进步、权力和获取财富。“垮掉的一代”在情感上颂扬自发行为、友谊、爵士乐、开放的性爱观、吸毒以及主流文化的抛弃者。凯鲁亚克出生和成长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城一个法裔加拿大移民工人家庭，他于1948年创造了“垮掉的一代”这个专有名词。凯鲁亚克说“垮掉的一代”意思是“厌倦现代工业社会的所有形式”——社会习俗规约、军国主义、对技术进步的迷信。1957年凯鲁亚克出版了他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作品记录了凯鲁亚克和朋友们搭乘汽车来回穿越美国的动荡冒险经历，这本书成为“垮掉的一代”作家群体的宣言书。

艾伦?金斯伯格成长在新泽西州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之后，金斯伯格同凯鲁亚克和另外一位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走得很近。在1955年旧金山的一次读诗会上，金斯伯格反复朗读他伟大的诗作《嚎叫》（Howl），这首诗点燃了听众的狂热，诗中开头写道：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击，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

与黑夜机械中

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嚎叫》成为出版史上最畅销的诗集之一，这也使得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新声音。

“垮掉的一代”作家们接受了来自文学权威敌对、甚至是刻毒的回应，大众传媒也很快开始贬低他们。旧金山的一位记者创造出了“比特尼克”（beatnik）一词，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很快就同肮脏、胡子邋遢的男人和淫乱的妇女联系到一起，这些人穿着黑衣，戴着太阳镜、贝雷帽，行为反叛而另类。然而，通过挑战美国的官方文化，“垮掉的一代”作家群体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众青年反叛和反主流文化的现象。

杰克?凯鲁亚克是“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人，1957年他出版了《在路上》一书。凯鲁亚克经常在公众场合伴随着爵士乐来朗读，这显示了他的写作风格和当代爵士音乐之间的联系。

（本文选摘自《合众存异 : 美国人的历史》，[美]约翰?马克?法拉格 / [美]玛丽?乔?布尔 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