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和评书时代；私营经济引起的争论

单田芳和他的评书时代

单田芳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单田芳先生走了。2018年9月11日下午，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心脏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吃饭时就着广播听评书，是童年记忆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澎湃评论员王乐畴至今记得，每到傍晚下班放学时，人们便会或骑车或跑步，飞也似地赶回家，目的只为能够准点赶上电台播放的“每日书场”，听着广播里的人声抑扬顿挫地念出“且听下回分解”。在书籍匮乏的年代，评书是大众茶余饭间的重要娱乐，也是许多人重要的历史和文学启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评书的黄金年代，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四大家独领风骚，又以单田芳的评书传播最广，听众最多，那标志性的嘶哑嗓音，悠悠地回响在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空间里。

在澎湃新闻记者邢静看来，某种意义上，单田芳的辞世，不啻宣告了从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近代的“说书人”时代正在走向结束。她在《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先生”的时代》里，细细梳理了评书艺术在中国历史中的漫长流变：

所谓“评书”，即“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的“平话”，而明末清初的著名说书人柳敬亭可谓评书艺术的奠基性人物：清初以来评书艺术中，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相传皆为柳敬亭所传流。

许多评论者都看到了评书艺术自其发源以来的“草根性”特点：它发祥于民间，兴盛于市井，都带有鲜明的平民化、通俗化特征。邢静则进一步补充，评书艺人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在社会评价上近乎两极：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中，说书人历来是被人“看不起的”，属于“下九流”的行当；但在文盲率超过九成的乡村地区，说书人却以其博闻强识，堪比传道授业的师者。在进入茶馆，书馆之前，他们以“撂地”的方式活跃于乡野和街巷，成为乡下百姓知晓世间纷繁万事的生动窗口。

传播的媒介的改变同时引发了评书行业面貌的剧变。1937 年11月3日，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东汉演义》，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而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广播与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评书的听众早已不再仅仅限于一方茶馆、书馆的一两百人，而是藉由导线和电波，通往了不在场的千家万户。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广播与“说书”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它给予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高达40%-50%。

在腾讯·大家的专栏作家曹东勃与叶克飞看来，单田芳堪称评书推广与市场化的第一人。面对“传统本子”有限的窘境，单田芳自1980年代初就开始四处收集老本子，加以整理和录制。而在知名的评书人中，单田芳的市场嗅觉最灵敏，自由度也最大，很早便与制药商合作在评书前后加上广告；同时早早下海办公司，录评书不说，还反过来将评书改编为电视剧。对于电视、微博等新时代不断涌现的新媒介，单田芳皆抱以开放和参与的积极态度。叶克飞不吝赞美：他（单田芳）凭借一己之力，让评书的消亡推迟了许多年。

但评书终究正走向其迟暮之年。这门艺术的成败兴衰都颇有“时也，命也”的味道：八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与文化断层的窘境让说书人有了一展拳脚的空间，而新时期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强势介入，以及文化消费品的繁盛和青年生活节奏的加快，则让这门艺术越发有些“跟不上”了：评书在形式上的单一，在篇幅上的漫长，都让它难以融入当代文化生活的节奏中。邢静指出，听完一部完整的评书，可能早已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奢侈。

然而，我们可以就此断言，评书的时代已经逝去了吗？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老猫的态度颇为乐观：评书死不了，因为人们永远需要好的故事和好的表达方式。从此前的“百家讲坛”，到如今各类视频节目和有声读物的兴起，他相信眉飞色舞讲故事的新人也快出现了。

而邢静的态度则更为审慎。她指出，确实存在成功转型例子——比如今天在日本大火的晨间剧，其前身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每天早晨播送连续广播小说；在电视时代，这种广播剧以每集15分钟，一周六集，持续半年的晨间短剧形式保留下来。但中国的评书尚未完成这样的转型：流行一时的“电视评书”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在表演形式、演出节奏上，仍缺乏能跟上时代的创新。

而今，评书四大家里，袁阔成、单田芳相继辞世，田连元77岁了，刘兰芳74岁了。公众号“侠客岛”的评论员“红拂出塞”颇有些落寞地感慨：很多东西都会断代，人们也许不希望一门艺术就这么没落了，然而谁也挡不住时代的筛选。他在叹息之余却又有几分浅浅的希望：“我的儿子刚听完他的一部评书”，作者的同事告诉他——在单田芳先生离去的消息引发一场空前的文化纪念之时，那一口“云遮月”，却又以此为契机，在更年轻的听众耳边响起。或许我们仍能期待，这些以声音为舞台的风云故事，在未来以新的面貌再度上演的时刻？

私营经济“退场”惹焦虑

视觉中国 资料图

9月11日，财经专栏作家吴小平在自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

文章认为，“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吴小平进一步指出，“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尽管文章发布后很快删除，这篇文章仍然在舆论上掀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率先发声，指出民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光明网则强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更应坚定市场导向。而多种所有制形式是与市场体制密不可分的结构性因素：只要市场经济的导向在，多种所有制就是市场得以发育和成长的前提性条件。私营经济的离场，意味着市场导向的反转与市场体制的崩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道路而言，私营经济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在这次事件中，舆论呈现出近乎“同仇敌忾”的一致氛围。两个事实被反复强调：

其一，私营经济对我国市场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京报》社论便以数据证明，我国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最近几年新增的就业岗位90%来自民营企业。不仅如此，来自私营经济的税收在我国财税收入中占比超过一半，有力促进了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

其二，发展私营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一环。自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召开，明确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以来，有关私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述从未变更。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公私经济地位平等、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基调进一步明确，而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如《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各项文件，更可见国家鼓励和保护私营经济发展的清晰立场。

事实上，相比起这篇文章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这篇文章煽动起的群情激愤。正如公众号“狐度工作室”的评论员强调：舆论之所以被吴小平的言论点燃，不是他说得有多正确，而是这些话所增强的某种舆论氛围：尽管人们绝不同意吴小平，但在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一系列针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处理上，人们感受到了现实与前景的冲突。所谓“私营退场”的言论，与不久前“马云退休”的消息结合，不难加深人们对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焦虑。

龚方毅，唐云路在《好奇心日报》上发表的《马云退休是个坏消息吗？》，则试图以数据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当下私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阻碍：

首先是传统行业内部民营企业数量的减少。文章指出，受到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2016 年初至 2018 年年中，煤炭开采、黑色矿开采、有色矿开采等 11 个供给侧改革行业，有约 1.1 万家公司因为破产或并购等原因消失。其中钢铁、煤炭企业数量缩减幅度分别超过50%和30%，这直接影响了今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其中私营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减少了3000余亿元。

其次是在杠杆降低、A股低迷的大背景下企业的融资困难。文章引用了招银国际的统计数据，指出在最近三年的去杠杆改革中，私营企业受到了相当影响。由于银行收缩信贷，在资金趋紧的情况下，企业账期被迫拉长，交易风险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从目前上市申请企业数、通过率和筹资额的落后情况看来，今年企业在股市上的融资也较往年困难。

再者，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民营企业发展难以回避的难题。如深圳等城市便面临地价上升后大批企业搬离的现状，而根据目前的人口调查，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渐消退。出生率的持续降低，意味着未来越来越少的人从事生产，越来越多的人消费，劳动力成本上升几乎成为必然趋势。

最后，根据在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 5 月宏观经济数据，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现放缓之势。文章分析，社会消费数据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线上消费越发普遍后，人们更易受到电商促销的影响延后消费；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房地产的火热，大部分消费者买房和房债的压力挤占了其当下的消费欲望。不论如何，消费下滑，市场增长前景的有限构成了又一让人忧虑的因素。

而面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人民日报》颇为坚定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但越是在这渡过难关的关键时期，越是需要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事实上，当前民营经济，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生存考验，党中央和政府都看在眼里，并拿出了切实的改革举措：如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政府管理，通过降税减费减轻企业负担，通过定向降准给中小微企业输送活力等。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困难，不是要让民营经济“逐渐离场”，而是要通过改革逐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