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

　　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著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发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发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发展。

　　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发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

　　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发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专制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专制政治的先路。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

　　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发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发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宋明儒者言“诚”，言“幾”，言“慎独”，言“已发”“未发”，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发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发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

　　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