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诸子书 《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
《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盛行一时，但早已佚亡。其后注解《论语》的很多，今举其要者如下：三国时期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此书是汇集他以前的《论语》注解，所以称为《集解》。何晏是个玄学家，但这部书中注重训诂，除个别地方外，没有玄学色彩。南朝时期有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本），这是对于何晏的《集解》所作的疏。其中有些玄学家对于《论语》的解释，可以作为研究魏晋玄学史料用。北宋时期有邢昺的《论语疏》。这是邢昺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宋以后替代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邢昺的疏。南宋时期有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宋人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还有赵顺孙的《论语纂疏》，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通志堂经解》本。清代的刘室楠撰有《论语正义》，他以何晏《集解》为主，而详采各家之说，其详博程度超过旧疏，其中收集了许多清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续皇清经解》本。初学者，可以先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列于子部儒家。其升为经部，大概始于唐宋时代。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孙奭新印《孟子音义》；嘉佑6年（1061年），刻石备九经，已经尊崇《孟子》；王应麟《玉海》也说宋代以《孟子》升经，并论《论语》、《孟子》和《孝经》为三小经。但从唐朝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参见《唐书·选举志》），唐朝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参见《皮子文薮》和《文献通考》）观之，可知《孟子》的升列经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代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朝延佑间，复行科举，《四书》之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于部儒家而上跻于经部矣。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历来学者则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四考》四《论七篇非尽自著》中又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由此可以断定《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等人，追述孟子的言行的著作，并非孟子的自著。
现行的《孟子》计七篇，《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作的《孟子注》也只七篇。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志》所著录的十一篇，大概包括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赵岐所注的是内书七篇。外书四篇，早已亡佚。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自署为宋朝熙时子注，《函海》本，《经苑》本），系明人伪造，不足信。
注释《孟子》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东汉赵岐的《孟子注》，解释较少附会。《十三经注疏》本就是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注释《孟子》的代表作，发挥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南宋赵顺孙的《孟子集注纂疏》（《通志堂经解》本），发挥了朱熹的《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皇清经解》本），以赵岐注为主，搜集清代学者考订《孟子》的成果，加上焦循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是研究《孟子》的很好的参考书。初学者可先读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中，只有《孝经》自始即称为《经》。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经字，有常道、常法和永恒不变之义，而《孝经》就是阐发先秦时期父家长制下的宗法孝道的重要典籍。《孝经》的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其中的曾子门人编录说，即将孔子述说孝道的语录集辑起来，著于竹帛，传诸后世，系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似较妥当。《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别。前者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由河间人颜芝所秘藏，才幸免佚亡。到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后，始由芝之子贞，献于河间献王。由于该书系用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又汉武帝时，拆毁鲁恭王所居孔子旧宅，由其壁中得到《尚书》、《论语》和《孝经》，皆用蝌蚪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孝经》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其于孝道的阐发，并无什么不同。《孝经》在儒家书中，虽无特殊精义，但以其了解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法关系，由于其书浅近易解，比较方便。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它附属于经部，并无什么理由，完全出于因袭的观念，现行的《尔雅》凡十九篇。《尔雅》二字，或作《尔疋》，又作《迩疋》（见《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注说，“尔，近也；雅，正也。”清阮元解释说：“《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者也”（见《揅经室集》卷三《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阮氏之说，非常详明。《尔雅》一书，在训诂名物方面，尤为详尽，因而对于先秦史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荀 子》 儒家孟荀并称。荀子的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较大，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荀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传授，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唯物论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荀子》一书自唐杨倞作注后，直到清朝才又有人开始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荀”、“孙”音同，孙卿就是荀卿。现存刘向的叙录，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汉志》中的三十三篇，应是三十二篇，现存的《荀子》仍是三十二篇。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并把先后次序作了一些变动，现有的《荀子》就是经他重新编排的。
在三十二篇中，《天论篇》提出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非相篇》提出了荀子的破除迷信思想；《正名篇》提出了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性恶论》提出了荀子的人性论；《解蔽篇》提出了荀子的方法论；《王制篇》、《富国篇》等提出了荀子的政治社会的思想；《礼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春秋以来所谓礼的起源以“物”的“度量分界”的根据，便为引法入礼开了大门；《乐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音乐的理论；《劝学篇》、《修身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教育的理论；《议兵篇》提出了荀子关于军事的理论；《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一部分攻击了儒墨法与权谋诸家的学说；《成相篇》用当时民歌体裁，叙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赋篇》是荀子的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另外著录的“荀卿赋十篇”，今虽不存，《赋篇》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十二篇都不是荀子自己的作品，杨倞编入十九卷、二十卷的各篇，大部分可能是荀子后学关于荀子言行的杂记。大小戴《礼记》中也有些篇章与《荀子》中的内容相同。可见荀子思想虽具新的礼治观点，但《荀子》一书仍然属于儒家著作总集性质，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贵重资料，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有助于了解先秦社会历史的状况。
关于《荀子》的注释，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是最早的一部注本；有清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篇释》，在《荀子》考订训诂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在谢墉、卢文弨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清代学者对于《荀子》在考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荀子》的一部主要参考书。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颇便初学。
《墨 子》 《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余的十八篇，有的只见篇目，有的连篇目也已失传。这是一部墨家著作总集，但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部总集，按其篇目性质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包括《亲士》至《三辩》的七篇，属于概论性质，对墨家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一般性论述。
第二组包括从《尚贤上》至《非儒下》的共二十四篇，这是前期墨家思想的重要史料。这里讨论了十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除《非儒篇》为上、下篇外，其他都有上、中、下三篇，应有三十二篇。由于有些篇缺了，实际上只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除《非儒篇》等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以“子墨子言曰”开始。“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可见，上述诸篇都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言论。《庄子·天下篇》说，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子关于上述每一题目的言论，这三派可能都有各自的记录。后来编辑墨家著作总集的人，把三派的记录都收集起来，作为每一个题目的上、中、下三篇（见俞樾《墨子闲诂》序）。
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一般你为《墨经》或《墨辩》。在这六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四字，因此有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此六篇当是墨子自己写的。但从这六篇的内容来看，它们所讨论的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能有；还有对于先秦其他各派的批评，也只能在各个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在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六篇中除说了一句“天之爱人”（《大取》）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涉及天志和鬼神。也就是说，在前述二十四篇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地位；在此六篇中科学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说明此时的墨家思想已向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从文学体裁上看，《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的“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引事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可见，《经》和《经说》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据上看来，上述六篇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的五篇，记载墨子的言行，好象儒家《论语》，合起来可以作为墨子传的史料。
第五组从《备城门》至《共守》的十一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篇章。墨家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不仅对于防御战术很有研究，并且还能制造在防御战中使用的器具，这一组的材料可能是战国末期后期墨家的著作①。
墨家学派主要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即公社农民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所以在《史记》中没被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称为《墨辩》。后来宋朝有个乐台，给《墨子》作注，不过他所见到《墨子》只有十三篇，即自《亲士》到《尚同篇》。鲁胜和乐台的注解，现已佚失，道教经典《道藏》，把非儒家的先秦著作收了进去，也就是《墨子》借此机会保存下来的一个较早的本子。《墨子》，由于经过一两千年的湮没，■脱错简很多，很是难读的。清代的毕沅实际上是孙星衍，首次对《墨子》全书做了一番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毕沅和孙星衍的基础上，孙诒让作《墨子闲诂》，疏证文字，颇为精详，流行也广。近人吴毓江校注的《墨子校注》，由于见到了一些新版本，为《墨子闲诂》作了不少补充，便于阅读。近人所作有关《墨经》的注释，有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商务印书馆），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和高亨的《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老子》和《庄子》附《法经》和《十大经》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其后半段中记载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莫知其所终”的情况下，更是扑朔迷离。从司马迁使用“或曰”、“云”、“盖”和“或言”等字以示存疑的态度，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因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司马迁亦已搞不清楚。他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又可能是太史儋，“世莫知其然否”。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五四”以后，反对这个说法的越来越多。他们虽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其人，但是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综观《老子》全书的内容，我们同意《老子》一书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比较简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老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老子》的思想应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思想颇为完整。它不论对研究老子的思想或先秦历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约五千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两种《老子》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证明是西汉以前的写本。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的讳，显然是汉文帝时期的写本。这甲、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老子》的最古本子。这两种本子和现在流传的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一些出入。帛书《老子》虽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将它与王弼等古本对校时，有不少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以订正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已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附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便于检阅其间的异同。
关于《老子》较早的注释书，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人，可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著录他的注。《汉志》著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这三家的《考子》注现已失传。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魏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影响颇大，几乎成了《老子》的标准注解。新注本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和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均可参考。
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除《老子》外，还有《庄子》一书，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著，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
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著作。
《管 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
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著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严万里的校本，即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注释本，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隋书·经籍志》著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韩非本称韩子，书也称《韩子》。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叫作《韩非子》。
《韩非子》主要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详《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司马迁《韩非传》把《说难》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篇章也是韩非作的。《韩非子》第五十三篇，是《饬令》（或作《饰令》）；《商君书》第十三篇也是《饬令》（或作《靳令》），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虽然都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著作，但是由于他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法家著作有些便分编在两个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现于两个人的名下。《韩非子》中，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例如《初见秦篇》便是。此外，《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根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据。《史记·韩长儒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可见韩非或其学派有“杂家说”。前引《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能就是这一类著作。《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是《老子》的最早注释。有人认为，这两篇不是韩非之作，也不是法家作的。因为韩非反对“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学”、“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会讲《老子》。其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照《解老》、《喻老》两篇中所讲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这两篇所表现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与《韩非子》其它各篇的精神是一致的①。
关于《韩非子》的注释书，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收集清朝学者对《韩非子》在考订和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近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亦在考订训沽方面收集前人对于《韩非子》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梁启雄的《韩子浅释》，注释简要，便于初学。
《公孙龙子》
名家亦称“刑名之家”，刑即形，刑名即形名。《战国策》引苏秦的话说：“夫刑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赵策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而此三者之中只有《公孙龙子》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在只有六篇流传后世。清人姚际恒以为《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便断定古本《公孙龙子》已经失传，今本是伪书。可是《隋书·经籍志》在名家里虽然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但在道家中著录有《守白论》一卷。这个《守白论》可能就是《公孙龙子》，因为《公孙龙子》说过：公孙龙子“守白之论”（《迹府篇》）。近人王琯、栾调甫、壮国庠等也认为《隋书·经籍志》所录《守白论》即《公孙龙子》，但宋以后佚亡八篇；并指明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首篇《迹府》为其后学辑录外，余下的五篇皆是公孙龙的作品，包括了公孙龙学派最重要的论题和论据，足以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承认。
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书，有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此书卷一有关于公孙尤其人其书的考证，以及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收集清人对于《公孙龙子》的文字上的考订，皆可参考。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也均可供参考。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继春秋末年的《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后，重要的有《齐武子》（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公孙鞅》（商鞅兵法）二十七篇、《吴起》（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庞煖》（庞煖兵法）三篇、《倪良》（倪良兵法）一篇、《尉缭》（尉缭子兵法）三十一篇和《魏公子》（信陵公宾客所著兵法）二十一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又有《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军事学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代是最为发达的学问之一，其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著名。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年，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一百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前引《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武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以此提出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非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不仅此也，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与否，也持否定的态度。通行的看法是，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存《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是曹操根据前人的著作重新编定的，因而经过了曹操的删削和补充。1972年4月间，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从而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残缺比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和宋本《孙子兵法》对照，仅存三分之一强。但其中却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重要佚文，极为珍贵。在发现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十三篇”的语句。可见，孙武除有十三篇兵法外，还有不少论兵、论政的冬篇。因此，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对研究孙武思想和订正史籍，仍有着重要意义，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于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篇前标出篇题，篇后附有释文。上编各篇篇后有校注，下编各篇篇后加有简注。
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亦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有残缺。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兵术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取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残简也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并附有释文和简注，便于阅读。
在这批竹简中，还发现有《尉缭子》残简六篇。这部书，过去也有人认为是后人的伪托，现在从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这部书的竹简，可见当时已经传世，并且基本上都和现存的《尉缭子》一致。《汉书·艺文志》载兵刑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经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现存《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兵刑势家著录的《尉缭》。全书是作者对梁惠上所讲的军事学理论和军事法令。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比较简明，便于初学。
《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部书，是吕不韦以他门下各派门客的论文编成的一部整书，其中有十二“纪”、八“览”和六“论”。十二纪除《季冬纪》外，每纪各有五篇。《季冬纪》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这是一篇自序。六论每论有六篇，八览每览有八篇（第一《有始览》缺一篇）。这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在形式上好象是一本包括体系很广的先秦诸子书。
其实，《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这些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春秋》是历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
关于《吕氏春秋》的注释，最早的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训。清毕沉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聚集了当时考据训诂家的研究成果，把这部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1933年，许维通博采诸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颇便阅读。
《淮南子》
亦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飞、李尚、伍被等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是书“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均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
书中以道家为主，揉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一般认为它是杂家著作。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为文，纵横蔓衍，多所旁涉，其所包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所记大量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及刘家立的《淮南集证》（中华书局）和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等。
①朱彝尊《经义考》曰：“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为《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玉，中画近上者为王，初无大异，因■玉为王耳”，说颇是。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9和67页。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和67页。
《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
《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盛行一时，但早已佚亡。其后注解《论语》的很多，今举其要者如下：三国时期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此书是汇集他以前的《论语》注解，所以称为《集解》。何晏是个玄学家，但这部书中注重训诂，除个别地方外，没有玄学色彩。南朝时期有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本），这是对于何晏的《集解》所作的疏。其中有些玄学家对于《论语》的解释，可以作为研究魏晋玄学史料用。北宋时期有邢昺的《论语疏》。这是邢昺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宋以后替代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邢昺的疏。南宋时期有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宋人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还有赵顺孙的《论语纂疏》，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通志堂经解》本。清代的刘室楠撰有《论语正义》，他以何晏《集解》为主，而详采各家之说，其详博程度超过旧疏，其中收集了许多清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续皇清经解》本。初学者，可以先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列于子部儒家。其升为经部，大概始于唐宋时代。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孙奭新印《孟子音义》；嘉佑6年（1061年），刻石备九经，已经尊崇《孟子》；王应麟《玉海》也说宋代以《孟子》升经，并论《论语》、《孟子》和《孝经》为三小经。但从唐朝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参见《唐书·选举志》），唐朝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参见《皮子文薮》和《文献通考》）观之，可知《孟子》的升列经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代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朝延佑间，复行科举，《四书》之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于部儒家而上跻于经部矣。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历来学者则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四考》四《论七篇非尽自著》中又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由此可以断定《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等人，追述孟子的言行的著作，并非孟子的自著。
现行的《孟子》计七篇，《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作的《孟子注》也只七篇。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志》所著录的十一篇，大概包括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赵岐所注的是内书七篇。外书四篇，早已亡佚。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自署为宋朝熙时子注，《函海》本，《经苑》本），系明人伪造，不足信。
注释《孟子》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东汉赵岐的《孟子注》，解释较少附会。《十三经注疏》本就是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注释《孟子》的代表作，发挥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南宋赵顺孙的《孟子集注纂疏》（《通志堂经解》本），发挥了朱熹的《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皇清经解》本），以赵岐注为主，搜集清代学者考订《孟子》的成果，加上焦循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是研究《孟子》的很好的参考书。初学者可先读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中，只有《孝经》自始即称为《经》。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经字，有常道、常法和永恒不变之义，而《孝经》就是阐发先秦时期父家长制下的宗法孝道的重要典籍。《孝经》的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其中的曾子门人编录说，即将孔子述说孝道的语录集辑起来，著于竹帛，传诸后世，系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似较妥当。《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别。前者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由河间人颜芝所秘藏，才幸免佚亡。到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后，始由芝之子贞，献于河间献王。由于该书系用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又汉武帝时，拆毁鲁恭王所居孔子旧宅，由其壁中得到《尚书》、《论语》和《孝经》，皆用蝌蚪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孝经》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其于孝道的阐发，并无什么不同。《孝经》在儒家书中，虽无特殊精义，但以其了解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法关系，由于其书浅近易解，比较方便。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它附属于经部，并无什么理由，完全出于因袭的观念，现行的《尔雅》凡十九篇。《尔雅》二字，或作《尔疋》，又作《迩疋》（见《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注说，“尔，近也；雅，正也。”清阮元解释说：“《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者也”（见《揅经室集》卷三《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阮氏之说，非常详明。《尔雅》一书，在训诂名物方面，尤为详尽，因而对于先秦史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荀 子》 儒家孟荀并称。荀子的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较大，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荀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传授，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唯物论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荀子》一书自唐杨倞作注后，直到清朝才又有人开始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荀”、“孙”音同，孙卿就是荀卿。现存刘向的叙录，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汉志》中的三十三篇，应是三十二篇，现存的《荀子》仍是三十二篇。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并把先后次序作了一些变动，现有的《荀子》就是经他重新编排的。
在三十二篇中，《天论篇》提出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非相篇》提出了荀子的破除迷信思想；《正名篇》提出了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性恶论》提出了荀子的人性论；《解蔽篇》提出了荀子的方法论；《王制篇》、《富国篇》等提出了荀子的政治社会的思想；《礼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春秋以来所谓礼的起源以“物”的“度量分界”的根据，便为引法入礼开了大门；《乐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音乐的理论；《劝学篇》、《修身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教育的理论；《议兵篇》提出了荀子关于军事的理论；《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一部分攻击了儒墨法与权谋诸家的学说；《成相篇》用当时民歌体裁，叙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赋篇》是荀子的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另外著录的“荀卿赋十篇”，今虽不存，《赋篇》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十二篇都不是荀子自己的作品，杨倞编入十九卷、二十卷的各篇，大部分可能是荀子后学关于荀子言行的杂记。大小戴《礼记》中也有些篇章与《荀子》中的内容相同。可见荀子思想虽具新的礼治观点，但《荀子》一书仍然属于儒家著作总集性质，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贵重资料，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有助于了解先秦社会历史的状况。
关于《荀子》的注释，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是最早的一部注本；有清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篇释》，在《荀子》考订训诂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在谢墉、卢文弨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清代学者对于《荀子》在考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荀子》的一部主要参考书。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颇便初学。
《墨 子》 《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余的十八篇，有的只见篇目，有的连篇目也已失传。这是一部墨家著作总集，但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部总集，按其篇目性质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包括《亲士》至《三辩》的七篇，属于概论性质，对墨家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一般性论述。
第二组包括从《尚贤上》至《非儒下》的共二十四篇，这是前期墨家思想的重要史料。这里讨论了十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除《非儒篇》为上、下篇外，其他都有上、中、下三篇，应有三十二篇。由于有些篇缺了，实际上只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除《非儒篇》等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以“子墨子言曰”开始。“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可见，上述诸篇都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言论。《庄子·天下篇》说，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子关于上述每一题目的言论，这三派可能都有各自的记录。后来编辑墨家著作总集的人，把三派的记录都收集起来，作为每一个题目的上、中、下三篇（见俞樾《墨子闲诂》序）。
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一般你为《墨经》或《墨辩》。在这六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四字，因此有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此六篇当是墨子自己写的。但从这六篇的内容来看，它们所讨论的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能有；还有对于先秦其他各派的批评，也只能在各个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在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六篇中除说了一句“天之爱人”（《大取》）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涉及天志和鬼神。也就是说，在前述二十四篇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地位；在此六篇中科学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说明此时的墨家思想已向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从文学体裁上看，《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的“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引事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可见，《经》和《经说》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据上看来，上述六篇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的五篇，记载墨子的言行，好象儒家《论语》，合起来可以作为墨子传的史料。
第五组从《备城门》至《共守》的十一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篇章。墨家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不仅对于防御战术很有研究，并且还能制造在防御战中使用的器具，这一组的材料可能是战国末期后期墨家的著作①。
墨家学派主要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即公社农民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所以在《史记》中没被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称为《墨辩》。后来宋朝有个乐台，给《墨子》作注，不过他所见到《墨子》只有十三篇，即自《亲士》到《尚同篇》。鲁胜和乐台的注解，现已佚失，道教经典《道藏》，把非儒家的先秦著作收了进去，也就是《墨子》借此机会保存下来的一个较早的本子。《墨子》，由于经过一两千年的湮没，■脱错简很多，很是难读的。清代的毕沅实际上是孙星衍，首次对《墨子》全书做了一番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毕沅和孙星衍的基础上，孙诒让作《墨子闲诂》，疏证文字，颇为精详，流行也广。近人吴毓江校注的《墨子校注》，由于见到了一些新版本，为《墨子闲诂》作了不少补充，便于阅读。近人所作有关《墨经》的注释，有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商务印书馆），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和高亨的《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老子》和《庄子》附《法经》和《十大经》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其后半段中记载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莫知其所终”的情况下，更是扑朔迷离。从司马迁使用“或曰”、“云”、“盖”和“或言”等字以示存疑的态度，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因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司马迁亦已搞不清楚。他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又可能是太史儋，“世莫知其然否”。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五四”以后，反对这个说法的越来越多。他们虽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其人，但是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综观《老子》全书的内容，我们同意《老子》一书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比较简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老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老子》的思想应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思想颇为完整。它不论对研究老子的思想或先秦历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约五千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两种《老子》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证明是西汉以前的写本。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的讳，显然是汉文帝时期的写本。这甲、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老子》的最古本子。这两种本子和现在流传的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一些出入。帛书《老子》虽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将它与王弼等古本对校时，有不少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以订正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已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附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便于检阅其间的异同。
关于《老子》较早的注释书，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人，可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著录他的注。《汉志》著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这三家的《考子》注现已失传。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魏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影响颇大，几乎成了《老子》的标准注解。新注本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和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均可参考。
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除《老子》外，还有《庄子》一书，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著，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
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著作。
《管 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
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著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严万里的校本，即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注释本，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隋书·经籍志》著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韩非本称韩子，书也称《韩子》。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叫作《韩非子》。
《韩非子》主要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详《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司马迁《韩非传》把《说难》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篇章也是韩非作的。《韩非子》第五十三篇，是《饬令》（或作《饰令》）；《商君书》第十三篇也是《饬令》（或作《靳令》），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虽然都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著作，但是由于他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法家著作有些便分编在两个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现于两个人的名下。《韩非子》中，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例如《初见秦篇》便是。此外，《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根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据。《史记·韩长儒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可见韩非或其学派有“杂家说”。前引《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能就是这一类著作。《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是《老子》的最早注释。有人认为，这两篇不是韩非之作，也不是法家作的。因为韩非反对“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学”、“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会讲《老子》。其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照《解老》、《喻老》两篇中所讲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这两篇所表现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与《韩非子》其它各篇的精神是一致的①。
关于《韩非子》的注释书，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收集清朝学者对《韩非子》在考订和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近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亦在考订训沽方面收集前人对于《韩非子》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梁启雄的《韩子浅释》，注释简要，便于初学。
《公孙龙子》
名家亦称“刑名之家”，刑即形，刑名即形名。《战国策》引苏秦的话说：“夫刑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赵策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而此三者之中只有《公孙龙子》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在只有六篇流传后世。清人姚际恒以为《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便断定古本《公孙龙子》已经失传，今本是伪书。可是《隋书·经籍志》在名家里虽然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但在道家中著录有《守白论》一卷。这个《守白论》可能就是《公孙龙子》，因为《公孙龙子》说过：公孙龙子“守白之论”（《迹府篇》）。近人王琯、栾调甫、壮国庠等也认为《隋书·经籍志》所录《守白论》即《公孙龙子》，但宋以后佚亡八篇；并指明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首篇《迹府》为其后学辑录外，余下的五篇皆是公孙龙的作品，包括了公孙龙学派最重要的论题和论据，足以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承认。
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书，有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此书卷一有关于公孙尤其人其书的考证，以及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收集清人对于《公孙龙子》的文字上的考订，皆可参考。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也均可供参考。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继春秋末年的《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后，重要的有《齐武子》（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公孙鞅》（商鞅兵法）二十七篇、《吴起》（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庞煖》（庞煖兵法）三篇、《倪良》（倪良兵法）一篇、《尉缭》（尉缭子兵法）三十一篇和《魏公子》（信陵公宾客所著兵法）二十一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又有《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军事学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代是最为发达的学问之一，其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著名。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年，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一百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前引《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武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以此提出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非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不仅此也，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与否，也持否定的态度。通行的看法是，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存《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是曹操根据前人的著作重新编定的，因而经过了曹操的删削和补充。1972年4月间，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从而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残缺比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和宋本《孙子兵法》对照，仅存三分之一强。但其中却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重要佚文，极为珍贵。在发现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十三篇”的语句。可见，孙武除有十三篇兵法外，还有不少论兵、论政的冬篇。因此，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对研究孙武思想和订正史籍，仍有着重要意义，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于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篇前标出篇题，篇后附有释文。上编各篇篇后有校注，下编各篇篇后加有简注。
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亦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有残缺。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兵术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取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残简也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并附有释文和简注，便于阅读。
在这批竹简中，还发现有《尉缭子》残简六篇。这部书，过去也有人认为是后人的伪托，现在从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这部书的竹简，可见当时已经传世，并且基本上都和现存的《尉缭子》一致。《汉书·艺文志》载兵刑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经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现存《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兵刑势家著录的《尉缭》。全书是作者对梁惠上所讲的军事学理论和军事法令。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比较简明，便于初学。
《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部书，是吕不韦以他门下各派门客的论文编成的一部整书，其中有十二“纪”、八“览”和六“论”。十二纪除《季冬纪》外，每纪各有五篇。《季冬纪》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这是一篇自序。六论每论有六篇，八览每览有八篇（第一《有始览》缺一篇）。这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在形式上好象是一本包括体系很广的先秦诸子书。
其实，《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这些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春秋》是历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
关于《吕氏春秋》的注释，最早的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训。清毕沉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聚集了当时考据训诂家的研究成果，把这部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1933年，许维通博采诸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颇便阅读。
《淮南子》
亦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飞、李尚、伍被等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是书“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均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
书中以道家为主，揉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一般认为它是杂家著作。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为文，纵横蔓衍，多所旁涉，其所包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所记大量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及刘家立的《淮南集证》（中华书局）和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等。
①朱彝尊《经义考》曰：“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为《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玉，中画近上者为王，初无大异，因■玉为王耳”，说颇是。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9和67页。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和67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