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鞅99900044_1180_0① 生平及著作
商鞅，姬姓，是卫国的公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鞅后在秦，受封商邑，因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人物，生年不可确考，死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至魏，魏王不用。《秦本纪》称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被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死后被杀。
《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所见商、管两家书当然与今本有所歧异，但亦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流传很广。
在秦变法的争议
商鞅年轻时爱好刑名之学，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推荐他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任用商鞅。这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宠臣景监家里。他头两次见孝公，劝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从景监那里知道了，孝公对他不满意，便要求孝公作第三次的接见。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图霸之术。秦孝公立刻被打动了，越听越爱听。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孝公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决定了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
变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商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
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说：好！甘龙则不赞成。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商鞅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人的人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守礼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杜挚也反对商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君主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再疑惑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现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为了新法在民众中贯彻执行，商鞅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收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此后，商鞅就把新法公布了出来。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人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首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
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可以享受荣誉。
由于秦国变法的初步成功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五点：1.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就是开拓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的话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曾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①商鞅这次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就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后世人说商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②。《秦律》严禁对土地权的侵犯。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律文解释说：“何知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准“盗徙之”，这是对土地权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2.推行县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①，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②。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③，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封建统治，发展地主经济。
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与宫殿。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对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有一定作用。传世有已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件珍贵的文物，应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族地区，因而在秦国戎狄风俗较多。商鞅依照中原的风尚、习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这对秦国的富强是有好处的。
公元前340年，商鞅计擒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变法跟贵族的矛盾
商鞅的新法虽得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硬说新法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得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花（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当新法推行已有了明显效果时，那些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又说法令便于执行了。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把他们都流徙到边城去，从此就没有人再敢公开议论法令。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懽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当时有一个游士，名叫赵良的人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象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翘着脚就可以等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以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妇女孩子都只知道商鞅的法，商鞅的威望比秦国国君高，这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商鞅本来是君的仇雠，还不赶快收拾他？”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就派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企图逃往魏国，魏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但变法后的秦国军队是强大的，战斗的结果商鞅被逮捕，遭到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并且全家被屠杀。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①以下关于商鞅的材料，主要见于《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
①《史记·商君列传》，又《秦本纪》均作四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
②《商君书·境内》。
③《史记·六国年表》。
商鞅，姬姓，是卫国的公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鞅后在秦，受封商邑，因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人物，生年不可确考，死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至魏，魏王不用。《秦本纪》称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被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死后被杀。
《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所见商、管两家书当然与今本有所歧异，但亦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流传很广。
在秦变法的争议
商鞅年轻时爱好刑名之学，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推荐他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任用商鞅。这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宠臣景监家里。他头两次见孝公，劝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从景监那里知道了，孝公对他不满意，便要求孝公作第三次的接见。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图霸之术。秦孝公立刻被打动了，越听越爱听。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孝公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决定了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
变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商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
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说：好！甘龙则不赞成。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商鞅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人的人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守礼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杜挚也反对商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君主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再疑惑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现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为了新法在民众中贯彻执行，商鞅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收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此后，商鞅就把新法公布了出来。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人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首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
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可以享受荣誉。
由于秦国变法的初步成功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五点：1.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就是开拓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的话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曾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①商鞅这次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就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后世人说商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②。《秦律》严禁对土地权的侵犯。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律文解释说：“何知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准“盗徙之”，这是对土地权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2.推行县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①，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②。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③，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封建统治，发展地主经济。
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与宫殿。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对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有一定作用。传世有已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件珍贵的文物，应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族地区，因而在秦国戎狄风俗较多。商鞅依照中原的风尚、习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这对秦国的富强是有好处的。
公元前340年，商鞅计擒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变法跟贵族的矛盾
商鞅的新法虽得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硬说新法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得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花（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当新法推行已有了明显效果时，那些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又说法令便于执行了。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把他们都流徙到边城去，从此就没有人再敢公开议论法令。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懽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当时有一个游士，名叫赵良的人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象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翘着脚就可以等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以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妇女孩子都只知道商鞅的法，商鞅的威望比秦国国君高，这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商鞅本来是君的仇雠，还不赶快收拾他？”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就派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企图逃往魏国，魏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但变法后的秦国军队是强大的，战斗的结果商鞅被逮捕，遭到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并且全家被屠杀。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①以下关于商鞅的材料，主要见于《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
①《史记·商君列传》，又《秦本纪》均作四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
②《商君书·境内》。
③《史记·六国年表》。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