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为了缔造一个封建专制皇朝的需要；汉武帝继续汉初以来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迁徙郡国豪富

　　郡国豪富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有的是高资富人，或其他“豪杰并兼之家”②。这些人凭借世代名门显贵的地位或高额资产，长期盘踞于郡国，欺压百姓，兼并田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范围内难以施行。汉初曾迁徙这些郡国豪富，作为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使之离开经营多年的故地，削弱地方势力，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就近控制。高祖时曾“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①。武帝时更加坚决实行这一措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豪富至茂陵，赐迁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②武帝从其议，于此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又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③。当时山东临淄有的强宗大族，还被迫离开故地迁居到几千里地以外的江南会稽④。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力量。

　　 推恩王侯子弟

　　吴楚七国之乱平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⑤汉武帝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仍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①武帝采纳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下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②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④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酣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纵横论辩之士，还有敢死的所谓“豪桀之士”。他们在诸侯王策划反汉时都充当助手和死党，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颁布“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①，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惩治地方豪侠

　　在西汉前期，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困厄。有的则“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还有的被司马迁称为“盗跖居民间者”②。后者是豪侠。地方上那些不具有政治上身份的豪强（故不同于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这些郡国豪富）也属于这一类势力，可以统称为地方豪侠。游侠豪强与封建皇朝之间，除上下相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外，显然又存在着矛盾。

　　为了惩治地方豪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济南守郅都族灭当地豪强■氏为首的作恶者。宁成任都尉，为政效法郅都。郅都、宁成这样的酷吏，是汉武帝任用酷吏打击豪强和游侠的先声。武帝除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外，还大批任用酷吏，诛锄豪强、游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③。其他如杜周、周阳由等，也是这一类酷吏。这些内外官吏的活动，对于抑压地方豪侠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当时河内有名的游侠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家”，“睚眦杀人”①，最后被处以族诛。

　　但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还乡，“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本身也是称霸一方的豪强。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这么多被株连的人，自然有不少是贫苦人民。《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同《刑法志》所言“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都说明任用酷吏和实行苛刻刑律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因当时疆域大大拓展，需要加强朝廷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如《汉书·地理志》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时间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③。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改为督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但出刺时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武帝还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章奏，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君主专制进了一步。

　　 榷盐铁、均输、铸币、告缗

　　跟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汉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施。原来铸币、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得以经营，实际上使利权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利权收归朝廷，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由于武帝长期对边境用兵，加上其它支出和挥霍，耗费了巨量财富，文、景时期的大量积蓄也都用尽。因此武帝一再实行募民入奴婢、入羊，并设置武功爵出卖，力图筹集钱财。元狩中，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任政府官员的旧规，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子弟桑弘羊主持财政事务①，武帝依靠这些人相继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

　　盐铁官营，是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又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盐铁商人充任。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几十人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区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取京师所需的货物运回。平准，则是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大商贾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也限制了大商人的兼并行为。

　　西汉时因国家空前统一，取消了各地之间的关卡限制，使商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买卖、运输货物，商人资本发达。在封建社会中，商人财力过强，必然转变为土地兼并，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这对封建国家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武帝实行均输、平准和盐铁专营，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①即是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大商人囤积投机，防止物价猛涨，对农民安心生产也有好处，抑制商人资本为牟取暴利而对封建国家经济生活起到破坏作用，朝廷也增加了收入。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因为荚钱太轻，改铸四铢钱，面值“半两”。并取消禁止私铸的命令，准许诸侯王国铸钱。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鹿皮一尺见方做成。面值四十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圆形（面值三千）、方形（面值五百）、椭圆形（面值三百）；三铢钱。次年，因三铢钱轻，改铸五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专铸。一律禁止郡国私铸，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钱作废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和成色都有保证，私铸者无利可图，币制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载，自武帝初铸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铸钱总数为二百八十亿万余枚。王莽时币制混乱，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而私用五铢钱，证明武帝时期铸钱长期具有信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贮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①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有告发者，得没收财物之半，称“告缗”。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奴婢和田宅。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有的商人因受诬告而破产。但政府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财力，使财政上的危机缓解了。汉武帝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且又利用商人为朝廷增加收入服务。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最后桑弘羊由商人子弟任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高位。

　　

　　②《汉书·地理志》。

　　①《汉书·高帝纪》。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汉书·王子侯表》序。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王子侯表》序。

　　①《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均见《史记·游侠列传》。

　　③《史记·酷吏列传》。

　　①《史记·游侠列传》。

　　②《史记·酷吏列传》。

　　③《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①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丞，开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主管盐铁官营。

　　①《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食货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