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
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①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②，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③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
杨与平阳
《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
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 逆
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
燕、蓟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
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①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②。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
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①《汉书·地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
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
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 禺
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 川
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
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①。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②，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①。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②。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③。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④。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或……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⑤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①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盐铁论·通有》。
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盐铁论·通有》。
①《汉书·贾谊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食货志》。
⑤王符：《潜夫论·浮侈》。
①仲长统：《昌言·理乱》。
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
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①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②，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③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
杨与平阳
《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
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 逆
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
燕、蓟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
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①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②。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
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①《汉书·地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
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
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 禺
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 川
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
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①。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②，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①。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②。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③。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④。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或……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⑤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①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盐铁论·通有》。
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盐铁论·通有》。
①《汉书·贾谊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食货志》。
⑤王符：《潜夫论·浮侈》。
①仲长统：《昌言·理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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