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
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1）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
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发，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一万余口，即大约和余姚县的人口数相等了。如前所说，山遇也不会把所有依附民都强夺回来。那么，余姚县的依附民数要大于县领人口了。当然，这不能当作统计数字看，也可见依附民人口之多了。
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
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1）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
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发，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一万余口，即大约和余姚县的人口数相等了。如前所说，山遇也不会把所有依附民都强夺回来。那么，余姚县的依附民数要大于县领人口了。当然，这不能当作统计数字看，也可见依附民人口之多了。
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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