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 洪 生平和著述
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八九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卷，《玉函方》100卷，《肘后备急方》3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①。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肘后备急方》8卷，《神仙传》10卷，《太清玉碑子》1卷，《大丹问答》1卷，《还丹肘后诀》3卷，《抱朴子养生论》1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卷，《汉武内传》1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00卷，《神仙服食药方》10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卷，《序房内秘术》1卷，《胎息术》1卷，《五金龙虎歌》1卷，《周易杂占》1卷，《五岳真形图文》1卷，《良吏传》10卷，《集异传》10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葛洪和道教
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发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①。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②，“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发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⑤，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⑥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发，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超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①。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②，“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③。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发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葛洪和炼丹术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①，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②，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③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
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l）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Cl），寒水石[芒硝（Na2SO4·10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
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
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 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CO3·pb（OH）2]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C＝3Pb＋2CO2。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
葛洪和医药学
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①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卷160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⑤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⑥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①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期，1960年。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③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①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①参见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期，1984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八九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卷，《玉函方》100卷，《肘后备急方》3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①。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肘后备急方》8卷，《神仙传》10卷，《太清玉碑子》1卷，《大丹问答》1卷，《还丹肘后诀》3卷，《抱朴子养生论》1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卷，《汉武内传》1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00卷，《神仙服食药方》10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卷，《序房内秘术》1卷，《胎息术》1卷，《五金龙虎歌》1卷，《周易杂占》1卷，《五岳真形图文》1卷，《良吏传》10卷，《集异传》10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葛洪和道教
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发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①。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②，“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发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⑤，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⑥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发，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超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①。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②，“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③。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发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葛洪和炼丹术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①，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②，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③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
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l）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Cl），寒水石[芒硝（Na2SO4·10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
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
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 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CO3·pb（OH）2]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C＝3Pb＋2CO2。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
葛洪和医药学
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①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卷160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⑤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⑥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①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期，1960年。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③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①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①参见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期，1984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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