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隋时及唐代前期关中的富庶和漕粮的主要供给地富庶的关中地区隋唐时期的农耕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西起陇山，北起燕山，东南达于海滨，都能耕耘播种，有所收获。地区这样的广大，天时地利又复不尽相同，人口多少亦间有差异，故同为农耕地区，富庶与硗薄就难得一概而论了。
说到富庶的农耕地区，首先应该提到关中。唐初始分宇内为十道，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为关内道。关内道北边沙漠，己远至阴山之北，其中大部分属于半农半牧地区，不能以富庶相称道。这里所说的关中，乃在济、雍、河、华之间，具体说来，就是由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远在更古的年代，这里就以膏壤、沃野千里相称，其民好稼穑，殖五谷。西周、秦、汉相继在这里建都，这应是其中原因的一端。隋唐时期也在这里建都，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中土地肥沃，农田水利亦素所讲求。这可以远溯到秦时的郑国渠和汉时的白渠。这两条渠道后来不时湮塞，也陆续得到疏浚。就在隋朝建国以前，宇文周还作过一次修理，使隋朝得以受益。关中八水，泾、渭而外，还有沣、滈、灞、浐、潏、涝诸水。隋唐时期对于这八条水道都作了充分的利用，作为农田灌溉的渠道是相当繁多的。这些河流和渠道形成一个稠密的灌溉网，都城长安就位于这个灌溉网的中心，因而关中也就成了富庶的农耕地区。
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地，人口是相当繁多的，隋时关中三郡为京兆、冯翊和扶风（治所依次为今陕西西安、大荔和凤翔）。平均各郡每县都有万户人家，有的还超过许多。唐时京兆府和同州（即隋冯诩郡）、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天宝年间平均每县也都超过万户。平均万户人家的县在黄河下游是相当多的，不仅关中一地为然。夫中作为都城所在地，有些人口是不列入这样数字之中的。贞观年间，始置府兵，天下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道所置二百六十一，居全国的少半，而京兆府和同、华、岐（即隋扶风郡）、陇（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四州，就有一百九十四，其中京兆府独有一百三十一，为数实非甚少。即令府兵不脱离生产，自食其力，西北边兵的根秣，也需要取资于关中。突厥颉利可汗破灭之后，其酋长相率降附，入居长安者竟有数千家。其他各色人等来往居住于都城的应更非少数。人口繁多，粮食消耗自必相应增加。关中虽云富庶，亦将难于支应。早在隋初，这样的问题即已显露出来，不能不由关东各地调运粮食。为了转输粟米，还特地引渭水自大兴城（在今西安）至于潼关，开凿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可知其间严重的程度。隋初肇其端倪，唐朝继之，竟其一代，皆国循守旧，莫之更改。
汾水下游的汾晋地区隋初为了供应都城粮食，曾漕关东及汾、晋之粟。这里于关东之外，特别提到汾、晋，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州境远至今山西平遥县。晋州位于汾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唐玄宗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漕政，益漕诸州之租，其中就列有晋、绛二州。绛州又在晋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隋唐两代皆重视这三州的租粟，可知当时汾水中下游也是相当富庶的。《隋书·地理志》于冀州后序中说：“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伤乎俭啬。”西河、临汾、绛郡三郡也就是汾、晋、绛三州。河东郡即唐蒲州，后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更在绛州之南。龙泉郡唐为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文城郡唐为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这诸州郡中，河东、绛郡、临汾、西河皆在汾水流域，文城、龙泉则在吕梁山南端。山川不同，土地肥塉也相应有所区别。何况吕梁山南端还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其间差异就更为明显了。《隋书·地理志》一并道及，似有失于笼统。
关东黄河下游的农耕地区汾晋地区仅限汾水下游，也失之狭小，不能和关东相比拟。关东远在战国秦汉之时，是指函谷关而言的。时移世易，函谷已不再设关，潼关代之而起。潼关之东，崤山绵延，嵩山高耸，其南又起伏着熊耳、伏牛诸山，其间虽也有多人耕耘，至于富庶则是说不上的。《隋书·地理志》于豫州后序论洛阳，谓“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初未一道及农耕诸事。而于荥阳和梁郡，则谓其好尚稼穑。隋荥阳郡于唐时为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梁郡为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郑宋之间，平原广漠，自来宜于农耕，与洛阳略有不同。郑州与洛阳所隶属的河南府毗邻，东西相差殊为明显。隋初为了运输关东、汾、晋漕粮，曾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这十三州可分为三个部分。蒲州就在汾水之南，自是运输汾、晋粟米的。陕、虢、熊、伊、洛（治所依次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灵宝、宜阳、临汝、洛阳）、邵（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南）、汝（由伊州改置）诸州，皆在洛阳及其近旁，如上所述，是难得有许多粟米外运的。至于郑州和怀、卫、汴、许诸州（治所依次在今河南沁阳、卫辉、开封和许昌），则另当别论。这几州都和郑州一样，平原广漠，利于农耕。隋时人口都相当繁多，唐初有的虽有所减少，相差并非很多，天宝年间，又复颇有增添。隋初所谓水次十三州，这几州最居东方，应在富庶的农耕地区数内。
前引《隋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谓荥阳、梁郡好尚稼穑。《地理志》在此还接着说：“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至少这几郡也好尚稼穑。谯郡为唐的亳州，济阴为唐的曹州，颍川为唐许州。汝南为唐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淮阳为唐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为唐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这几处州郡的自然条件和荥阳、梁郡相仿佛，因而可使当地的人好尚稼穑，成为富庶的农耕地区。其中襄城郡较为特殊。襄城郡为唐的汝州。隋初也以汝州相称，为于水次置运米丁的十三州之一。汝州近伏牛山，农业的发展就不能不受到相当影响，势难列入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隋书·地理志》虽也称道其好尚稼穑，恐难与谯郡、济阴诸郡等量齐观。
《隋书·地理志》论青州风俗，说是“男子多务农桑”。《隋书》所说的青州，只有齐郡、北海、东莱、高密四郡。于唐时为齐、淄、青、莱、登、密六州。唐时诸州治所，依次为今山东济南、旧淄川、青州、莱州、蓬莱、诸城诸县市。位于泰山和沂、蒙山之北。诸郡大半濒海，远在战国秦汉之时，青、齐的土地即以肥沃见，可以与秦国的关中相比拟，甚至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间虽也曾受过兵亵的摧残，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事过境迁，又能及时恢复旧观，并且还能有所发展，故在隋唐时期仍能受到称道。
《隋书·地理志》论徐州土地，说是“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隋书》所说徐州，有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五郡。于唐时为徐、兖、沂、海、泗五州。徐、海、泗三州皆在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以北。其治所依次是今徐州、连云港、盱眙各市县。兖、沂两州则在今山东省南部，其治所分别为今曲阜、临沂两市。今曲阜市在隋唐时期及其以前相当悠久的年代里，皆以曲阜为名。这是春秋战国时鲁国的故地。齐鲁的五谷桑麻是早就有名的，隋唐时期名声并未稍坠。鲁国北倚泰山，沂蒙诸山就在沂州境内，山地是难以说上有许多农业。就是徐、泗、海诸州濒淮水的地区也不易受到称道，不过比较沂蒙山地还要好些。《隋书》说兖州，有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平原六郡。于唐时为滑、濮、郓、济、魏、博、德、沧、棣诸州，分别在当时黄河的南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在今河南、河北两省的只此三州。其余各州也分别在当时的黄河南北。在黄河之南的为濮、郓、济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鄄城、东平和在平县。在黄河之北的为博、德、棣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聊城、陵县和阳信县东南，皆在今山东的西北部。前面曾经提到，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运，益漕诸州之租事，在晋、绛两州之外，还有魏、濮、邢、贝、济、博诸州之租。除过邢、贝两州，其余各州就都在《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兖州境内。仅此一端，已可证明《隋书》所说并非虚妄。
这些位于黄河下游之北的产粮地区，有些州郡也是位于太行山之东。不过太行山东的产粮地区却并非只限于这几个州郡。《隋书·地理志》在这里提到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说是这几郡的风俗都相仿佛，务在农桑。这几郡于庸时为冀、贝、瀛、定、恒、赵、洺、邢、深诸州，皆在今河北境内，其治所依次是在今冀县、清河、河间、定州、正定、赵县、旧永年、邢台、深州诸县市。其中邢、贝两州就在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政时所取运粮食的诸州中，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太行山东平原广漠，而唐时州县官吏多能注意到农田灌溉。这几州中绝大部分都有灌溉渠道的兴修。其中恒州的大唐渠和太白渠都是流经几县的大渠。大唐渠一个渠段，其长竟有四十里。两渠在下游相合，竟成了一条常流的河道。有这样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自然会得到发展。《隋书·地理志》还提到长平和上党两郡，也就是唐时的潞州和泽州，说是当地的人多重农桑。这两州的治所分别是今山西长治市和晋城市。这两州位于太行山上，诚然属于农耕地区，其人虽多重农桑，却很难和太行山东诸州郡相提并论。当地的贡赋也只是麻和布，竟无绫绢之类的丝织品，虽然有桑，在农业上却未能居于主要的位置。
隋唐都城长安所在的夫中虽然是富庶的农耕地区，由于人口稠密，所产的粮食还是不敷于应用，势须由关东转运。当时所置的十三州募运米丁，最东只达到郑、汴诸州，再东并不是没有水运的条件，当时取民不多，也许用不着许多张罗。这是说，黄河中下游所产的粮食大致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就是这样，到炀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课。就在炀帝即位这一年，着手开凿御河，就是通济渠，也是后来的汴渠或汴河，可见开凿这样一条河道，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隋时由关东运到关中的漕粮，究竟有多少？不可具知。唐时于洛阳置含嘉仓，由江淮运来租米，先输到含嘉仓，再辗转西运。这是江淮西运租米见于记载之始。含嘉仓未知确置于何年。至迟应在唐高宗和武后久居于洛阳之前。那时关中所需要的漕粮为数不多，就是已有江淮漕粮西运，数量也不会太大。直至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条上漕事时，始正式提到江南漕粮，可是具体设施，乃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好像江南浩粮并不居有重要地位。
隋时于州县设正仓，亦有常平、义仓的设置，唐代仍遵从旧制，正仓以储州县粮食，常平仓以均粮价的贵贱，义仓以备灾荒时的不足。各仓所储虽各有相应的制度，也可以略觇各地产粮的丰歉。玄宗天宝八载（749），各道所储就可相互作出较量。这一年各道正仓所储，以河南、关内、河北三道为最多，皆在一百八十二万石以上。河东道所储据说达到了三千零五十八万石以上。河东道富庶的农耕地区只有汾、晋两州以下的汾水流域，远不及河南、河北两道的广大，如何能超过千石的数目。颇疑所记的三千乃是一百之误。就是一百五十八万石以上，也超过了淮南道和江南道。因江南道只有九十七万余石，淮南道更少至六十八万余石。义仓和常平仓所储也是如此。河北、河南两道义仓所储都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石，河东道为七百三十万余石，关内道较少，也有五百九十四万余石。河北、河南两道常平仓所储都超过了一百万石，河东道较少，为五十三万余石，关内道更少，为三十七万余石。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江南道义仓所储为六百七十余万石，江南道常平仓所储也有六十万余石。这六十万余石同样超过了河东道的常平仓所储。这样的数字可以据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直到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仍然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是隋时及唐代前期皇朝所需的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区。
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仅就这样的数字来说，在隋时及唐代前期，关内道似有不及江南道之处。其实也不尽然。关内道的自然环境确是有其一定的缺点，就是气候干燥，易于遇到旱灾。在旱灾的年月里，关中也难于避免，虽贵如帝王之尊，也不能不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粮食还是会得到丰收的。玄宗开元年间，始行和籴的办法。由朝廷出资收买关内诸道的余粮，储蓄备用，自是玄宗不复再去东都就食，就是江南的漕粮也因而有所削减。天宝八年和籴的粮食，关内一道就有五十万余石，已经和江南道义仓所储相差无几了。如果以这一年关内道的和籴粮数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江南道了。就是和当道义仓所储加在一起，也只是稍稍少于江南道。天宝八年河东道的和籴粮食也有十一万余石，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同样超过了江南道。显然可见，在唐代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四道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应当地民食及皇朝的需要。江淮漕运也并非就没有好处，特别是灾荒之年还是少不得的。
说到富庶的农耕地区，首先应该提到关中。唐初始分宇内为十道，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为关内道。关内道北边沙漠，己远至阴山之北，其中大部分属于半农半牧地区，不能以富庶相称道。这里所说的关中，乃在济、雍、河、华之间，具体说来，就是由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远在更古的年代，这里就以膏壤、沃野千里相称，其民好稼穑，殖五谷。西周、秦、汉相继在这里建都，这应是其中原因的一端。隋唐时期也在这里建都，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中土地肥沃，农田水利亦素所讲求。这可以远溯到秦时的郑国渠和汉时的白渠。这两条渠道后来不时湮塞，也陆续得到疏浚。就在隋朝建国以前，宇文周还作过一次修理，使隋朝得以受益。关中八水，泾、渭而外，还有沣、滈、灞、浐、潏、涝诸水。隋唐时期对于这八条水道都作了充分的利用，作为农田灌溉的渠道是相当繁多的。这些河流和渠道形成一个稠密的灌溉网，都城长安就位于这个灌溉网的中心，因而关中也就成了富庶的农耕地区。
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地，人口是相当繁多的，隋时关中三郡为京兆、冯翊和扶风（治所依次为今陕西西安、大荔和凤翔）。平均各郡每县都有万户人家，有的还超过许多。唐时京兆府和同州（即隋冯诩郡）、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天宝年间平均每县也都超过万户。平均万户人家的县在黄河下游是相当多的，不仅关中一地为然。夫中作为都城所在地，有些人口是不列入这样数字之中的。贞观年间，始置府兵，天下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道所置二百六十一，居全国的少半，而京兆府和同、华、岐（即隋扶风郡）、陇（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四州，就有一百九十四，其中京兆府独有一百三十一，为数实非甚少。即令府兵不脱离生产，自食其力，西北边兵的根秣，也需要取资于关中。突厥颉利可汗破灭之后，其酋长相率降附，入居长安者竟有数千家。其他各色人等来往居住于都城的应更非少数。人口繁多，粮食消耗自必相应增加。关中虽云富庶，亦将难于支应。早在隋初，这样的问题即已显露出来，不能不由关东各地调运粮食。为了转输粟米，还特地引渭水自大兴城（在今西安）至于潼关，开凿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可知其间严重的程度。隋初肇其端倪，唐朝继之，竟其一代，皆国循守旧，莫之更改。
汾水下游的汾晋地区隋初为了供应都城粮食，曾漕关东及汾、晋之粟。这里于关东之外，特别提到汾、晋，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州境远至今山西平遥县。晋州位于汾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唐玄宗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漕政，益漕诸州之租，其中就列有晋、绛二州。绛州又在晋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隋唐两代皆重视这三州的租粟，可知当时汾水中下游也是相当富庶的。《隋书·地理志》于冀州后序中说：“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伤乎俭啬。”西河、临汾、绛郡三郡也就是汾、晋、绛三州。河东郡即唐蒲州，后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更在绛州之南。龙泉郡唐为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文城郡唐为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这诸州郡中，河东、绛郡、临汾、西河皆在汾水流域，文城、龙泉则在吕梁山南端。山川不同，土地肥塉也相应有所区别。何况吕梁山南端还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其间差异就更为明显了。《隋书·地理志》一并道及，似有失于笼统。
关东黄河下游的农耕地区汾晋地区仅限汾水下游，也失之狭小，不能和关东相比拟。关东远在战国秦汉之时，是指函谷关而言的。时移世易，函谷已不再设关，潼关代之而起。潼关之东，崤山绵延，嵩山高耸，其南又起伏着熊耳、伏牛诸山，其间虽也有多人耕耘，至于富庶则是说不上的。《隋书·地理志》于豫州后序论洛阳，谓“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初未一道及农耕诸事。而于荥阳和梁郡，则谓其好尚稼穑。隋荥阳郡于唐时为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梁郡为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郑宋之间，平原广漠，自来宜于农耕，与洛阳略有不同。郑州与洛阳所隶属的河南府毗邻，东西相差殊为明显。隋初为了运输关东、汾、晋漕粮，曾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这十三州可分为三个部分。蒲州就在汾水之南，自是运输汾、晋粟米的。陕、虢、熊、伊、洛（治所依次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灵宝、宜阳、临汝、洛阳）、邵（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南）、汝（由伊州改置）诸州，皆在洛阳及其近旁，如上所述，是难得有许多粟米外运的。至于郑州和怀、卫、汴、许诸州（治所依次在今河南沁阳、卫辉、开封和许昌），则另当别论。这几州都和郑州一样，平原广漠，利于农耕。隋时人口都相当繁多，唐初有的虽有所减少，相差并非很多，天宝年间，又复颇有增添。隋初所谓水次十三州，这几州最居东方，应在富庶的农耕地区数内。
前引《隋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谓荥阳、梁郡好尚稼穑。《地理志》在此还接着说：“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至少这几郡也好尚稼穑。谯郡为唐的亳州，济阴为唐的曹州，颍川为唐许州。汝南为唐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淮阳为唐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为唐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这几处州郡的自然条件和荥阳、梁郡相仿佛，因而可使当地的人好尚稼穑，成为富庶的农耕地区。其中襄城郡较为特殊。襄城郡为唐的汝州。隋初也以汝州相称，为于水次置运米丁的十三州之一。汝州近伏牛山，农业的发展就不能不受到相当影响，势难列入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隋书·地理志》虽也称道其好尚稼穑，恐难与谯郡、济阴诸郡等量齐观。
《隋书·地理志》论青州风俗，说是“男子多务农桑”。《隋书》所说的青州，只有齐郡、北海、东莱、高密四郡。于唐时为齐、淄、青、莱、登、密六州。唐时诸州治所，依次为今山东济南、旧淄川、青州、莱州、蓬莱、诸城诸县市。位于泰山和沂、蒙山之北。诸郡大半濒海，远在战国秦汉之时，青、齐的土地即以肥沃见，可以与秦国的关中相比拟，甚至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间虽也曾受过兵亵的摧残，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事过境迁，又能及时恢复旧观，并且还能有所发展，故在隋唐时期仍能受到称道。
《隋书·地理志》论徐州土地，说是“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隋书》所说徐州，有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五郡。于唐时为徐、兖、沂、海、泗五州。徐、海、泗三州皆在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以北。其治所依次是今徐州、连云港、盱眙各市县。兖、沂两州则在今山东省南部，其治所分别为今曲阜、临沂两市。今曲阜市在隋唐时期及其以前相当悠久的年代里，皆以曲阜为名。这是春秋战国时鲁国的故地。齐鲁的五谷桑麻是早就有名的，隋唐时期名声并未稍坠。鲁国北倚泰山，沂蒙诸山就在沂州境内，山地是难以说上有许多农业。就是徐、泗、海诸州濒淮水的地区也不易受到称道，不过比较沂蒙山地还要好些。《隋书》说兖州，有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平原六郡。于唐时为滑、濮、郓、济、魏、博、德、沧、棣诸州，分别在当时黄河的南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在今河南、河北两省的只此三州。其余各州也分别在当时的黄河南北。在黄河之南的为濮、郓、济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鄄城、东平和在平县。在黄河之北的为博、德、棣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聊城、陵县和阳信县东南，皆在今山东的西北部。前面曾经提到，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运，益漕诸州之租事，在晋、绛两州之外，还有魏、濮、邢、贝、济、博诸州之租。除过邢、贝两州，其余各州就都在《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兖州境内。仅此一端，已可证明《隋书》所说并非虚妄。
这些位于黄河下游之北的产粮地区，有些州郡也是位于太行山之东。不过太行山东的产粮地区却并非只限于这几个州郡。《隋书·地理志》在这里提到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说是这几郡的风俗都相仿佛，务在农桑。这几郡于庸时为冀、贝、瀛、定、恒、赵、洺、邢、深诸州，皆在今河北境内，其治所依次是在今冀县、清河、河间、定州、正定、赵县、旧永年、邢台、深州诸县市。其中邢、贝两州就在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政时所取运粮食的诸州中，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太行山东平原广漠，而唐时州县官吏多能注意到农田灌溉。这几州中绝大部分都有灌溉渠道的兴修。其中恒州的大唐渠和太白渠都是流经几县的大渠。大唐渠一个渠段，其长竟有四十里。两渠在下游相合，竟成了一条常流的河道。有这样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自然会得到发展。《隋书·地理志》还提到长平和上党两郡，也就是唐时的潞州和泽州，说是当地的人多重农桑。这两州的治所分别是今山西长治市和晋城市。这两州位于太行山上，诚然属于农耕地区，其人虽多重农桑，却很难和太行山东诸州郡相提并论。当地的贡赋也只是麻和布，竟无绫绢之类的丝织品，虽然有桑，在农业上却未能居于主要的位置。
隋唐都城长安所在的夫中虽然是富庶的农耕地区，由于人口稠密，所产的粮食还是不敷于应用，势须由关东转运。当时所置的十三州募运米丁，最东只达到郑、汴诸州，再东并不是没有水运的条件，当时取民不多，也许用不着许多张罗。这是说，黄河中下游所产的粮食大致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就是这样，到炀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课。就在炀帝即位这一年，着手开凿御河，就是通济渠，也是后来的汴渠或汴河，可见开凿这样一条河道，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隋时由关东运到关中的漕粮，究竟有多少？不可具知。唐时于洛阳置含嘉仓，由江淮运来租米，先输到含嘉仓，再辗转西运。这是江淮西运租米见于记载之始。含嘉仓未知确置于何年。至迟应在唐高宗和武后久居于洛阳之前。那时关中所需要的漕粮为数不多，就是已有江淮漕粮西运，数量也不会太大。直至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条上漕事时，始正式提到江南漕粮，可是具体设施，乃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好像江南浩粮并不居有重要地位。
隋时于州县设正仓，亦有常平、义仓的设置，唐代仍遵从旧制，正仓以储州县粮食，常平仓以均粮价的贵贱，义仓以备灾荒时的不足。各仓所储虽各有相应的制度，也可以略觇各地产粮的丰歉。玄宗天宝八载（749），各道所储就可相互作出较量。这一年各道正仓所储，以河南、关内、河北三道为最多，皆在一百八十二万石以上。河东道所储据说达到了三千零五十八万石以上。河东道富庶的农耕地区只有汾、晋两州以下的汾水流域，远不及河南、河北两道的广大，如何能超过千石的数目。颇疑所记的三千乃是一百之误。就是一百五十八万石以上，也超过了淮南道和江南道。因江南道只有九十七万余石，淮南道更少至六十八万余石。义仓和常平仓所储也是如此。河北、河南两道义仓所储都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石，河东道为七百三十万余石，关内道较少，也有五百九十四万余石。河北、河南两道常平仓所储都超过了一百万石，河东道较少，为五十三万余石，关内道更少，为三十七万余石。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江南道义仓所储为六百七十余万石，江南道常平仓所储也有六十万余石。这六十万余石同样超过了河东道的常平仓所储。这样的数字可以据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直到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仍然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是隋时及唐代前期皇朝所需的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区。
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仅就这样的数字来说，在隋时及唐代前期，关内道似有不及江南道之处。其实也不尽然。关内道的自然环境确是有其一定的缺点，就是气候干燥，易于遇到旱灾。在旱灾的年月里，关中也难于避免，虽贵如帝王之尊，也不能不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粮食还是会得到丰收的。玄宗开元年间，始行和籴的办法。由朝廷出资收买关内诸道的余粮，储蓄备用，自是玄宗不复再去东都就食，就是江南的漕粮也因而有所削减。天宝八年和籴的粮食，关内一道就有五十万余石，已经和江南道义仓所储相差无几了。如果以这一年关内道的和籴粮数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江南道了。就是和当道义仓所储加在一起，也只是稍稍少于江南道。天宝八年河东道的和籴粮食也有十一万余石，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同样超过了江南道。显然可见，在唐代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四道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应当地民食及皇朝的需要。江淮漕运也并非就没有好处，特别是灾荒之年还是少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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