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商品种类的增多与生产中心的南移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手工业的发展，更多的商品进入市场，出现了高档商品向社会日用品普及，以及南方长江流域成为新兴商品生产中心的趋势。

　　隋唐时期的丝麻产地隋唐时期的主要商品，首推丝织品和麻织品。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前期到北齐、北周，绢帛的价格从每匹二千文以上下降到三四百文，直到隋及唐代前期，绢价大致仍保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显然因为绢帛生产量的上升，使它成为日常应用的普通商品。正如李肇《唐国史补》说：“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北方的丝织品在隋与唐代前期，闻名全国。如山东的青州，从汉代以来至隋代，“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道境内“陈、许、汝、颍州，调以绵，唐州麻布，余州并以绢及绵”。河北道则“相州调兼以丝，余州皆以绢绵”，仍然是丝织品与麻织品的大宗出产地。特别是定州一带，是出产高级丝织品集中的地方，所贡绫、品种最多。但是，关中地区的丝织品则已衰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下诏说，关中地区蚕桑既寡，每年的庸调绢帛改为折收粟米，由河南河北折租米收绢代替关中。

　　与此同时，隋唐时期长江流域成为丝织品与麻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长江上游的蜀地，早在隋代就已是“人多工巧，绞锦雕搂之妙，殆侔于上国”。进入唐代，剑南道的各类丝织品出产仍十分丰富，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往剑南时，在扶风一次就收到成都贡来的春彩十余万匹。川西平原诸州出产的锦、单丝罗和绫等高级丝织品，都被列为贡品。所谓“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长江中游的荆州，丝织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方纹绫的织造列为贡品。元稹在荆州做官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不过，南方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仍为长江下游。这一地区中，宣州的红线毯“一丈毯，千两丝”，质量之高冠于全国。越州所产的缭绫、宝花罗、交梭绫等，都是质量高超的丝织品。扬州则是高级丝织品如各种锦、绫的集中产地。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全国各道有丝织品和麻织品贡品的州数统计，超过十个州的道为河北、河南、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八道。其中在黄河中下游共有五十一个州，而长江中下游有五十个州，加上长江上游的剑南诸州，则共有六十五个州，唐代丝织品与麻织品的生产重心，已经向长江流域转移。

　　唐代的茶和糖茶是唐代新兴的商品。唐代中期以后，饮茶成为社会风尚，“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从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按《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出产优质茶的州有十七个，除河北道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外，其余均分布在南方，尤其是以长江流域为主。唐代的茶主要作为商品生产，供应市场，如歙州的祁门县（今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宜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这一带与饶州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数量巨大，于鄱阳湖水路外运，每年数量达七百万驮之多。长江流域地区是唐代茶的主要产地。唐代后期，“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而在陆羽《茶经》中所载全国产茶的三十一个州中，长江上游的蜀中即占七州，其中雅州蒙顶茶列为最上品，驰名全国。唐朝廷从德宗建中三年（782）开始征收茶税，十分税一，贞元年间以后直到唐末，每年茶税收入在四十万贯左右，推算全国每年产茶的商品价值为四百万贯左右，相当于唐天宝年间朝廷所收入庸调绢的商品总价值。

　　糖也是唐代的新兴商品。唐初太宗贞观年间，甘蔗制糖法由印度传入扬州。唐代中期以后，长江上游的成都、樟州（今四川三台）与珠江流域的广州已经能生产高质量的蔗糖。尤其是蜀中的遂宁（今四川遂宁）出产的糖霜，从代宗大历以后逐步发展起来，遂宁“繖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遂宁糖霜以其品质优良，成为闻名全国的产品。

　　隋唐时期的瓷器瓷器在隋唐时期已成为重要的日用商品。由于饮茶风俗的盛行，各种瓷茶具成为瓷器产品的大宗，迅速普及到民间。当时“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属邢州（今河北邢台），为唐代著名瓷窑邢窑所在地。除邢窑外，唐代的著名瓷窑还有定窑、越窑等。邢、定两窑以白瓷为主，越窑以青瓷为主。此外，全国各地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瓷器生产基地。陆羽在《茶经》中叙述唐代瓷器产地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可见越窑生产的青瓷，在唐代享有很高的评价。陆羽所列举的唐代著名瓷窑中，除邢窑在北方外，其余均在淮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上游蜀中的邛州大邑（今四川大邑）瓷器，也以质量优良著称。

　　唐代的纸张与雕板印刷纸张与雕板印刷书籍也是唐代新兴的商品。造纸业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纸的品种增加，产量加大，质量也大大提高。唐代后期的名纸，“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毫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由唐代名纸的产地来看，主要产区仍在南方地区。尤其在长江上游的成都与长江下游的宣州（今安徽宣城）及浙东的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形成几个主要造纸中心。益州麻纸，以其质量优良闻名全国，唐代的宫廷藏书，就规定全部用益州麻纸书写。尤其是寓居成都女诗人薛涛所创制的“薛涛笺”，风靡全国文士。越州附近的剡藤纸，用藤皮为原料，致密白厚，是书写的上等纸张。唐代后期，雕板印刷的书籍作为商品开始普及。唐文宗时，“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长江上游的剑南东西川及下游的淮南地区，雕板印刷业已很发达。日本僧宗叡于唐懿宗时入唐，在长安见到“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当时西川雕板印刷的书籍作为商品，已被贩运到长安甚至海外。到唐未，成都地区出版的书籍更多，甚至形成了集中售卖的书肆。柳玭随唐僖宗入蜀时，“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可见，雕板印刷的书籍在唐代后期已成为大批出售的商品。

　　唐代中后期较为著名的商品唐代中后期，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商品，如粮食、木材、盐、铜铁器等，也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生产地。长江下游的粮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通过运河和海道运销北方。长江中游的“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江淮沿海则是产盐的中心，唐代后期的盐铁使驻在扬州，江淮盐税在代宗大历末年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而“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扬州地区又是唐代著名的铜器产地。

　　由于唐代商品数量的增加，新兴商品的大量进入市场，以及商品生产中心向南方转移，唐代各类市场的规模扩大了，市场上的商品量较之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增长。唐玄宗天宝二年（743），水陆转运使韦坚开凿运渠，把全国各地商品用船只运到长安广运潭中陈列，“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绞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绎纱；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韦坚通过运河运到京城展示的南方商品，正是唐代商品种类增加，并能进行长途贩运的集中表现，显示唐代社会商品总量的增加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不过，由于隋店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与自然经济结构的局限，隋唐时期商品数量的增长与交换的扩大又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