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唐代科举制度以外的入仕途径荐举唐代科举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形成入仕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唐皇朝并没有放弃荐举入仕的传统方式，而是把它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和搜罗人才的一种方法而大力提倡。唐太宗就曾颁布诏令，要求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贞观十八年（644）他还亲自在内殿接见并考察诸州荐举的十一人。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但也十分注意荐举。她曾在《求贤制》中要求各级官员对那些“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才，堪将相之重任，无隔士庶，具以名闻。若举得人，必当擢以不次”。武则天时的吏部尚书魏玄同曾说，当时的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者”。唐玄宗也曾发布诏令，要求“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孝弟力田，乡间推挹者，本州刺史长官各以名闻”。可见唐代君主对于通过荐举途径选拔官员的重视。
由于荐举之途的依然通畅，唐代有许多士大夫通过这一途径入仕。唐高宗时曾任黄门侍郎的薛元超，“好汲引寒酸，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张镐才，荐之，释褐衣，拜左拾遗”。唐德宗“建中初，杨炎为宰相，荐沈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这些都是平民因荐举而直接入仕为官的例子。直到唐代后期，荐举入仕的事例仍不乏记载。如唐宪宗时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可见荐举始终是唐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门荫门荫指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员的子孙，因其门第出身而获得官职。这种入仕方式又称为“任子”。
唐代的门荫入仕，按照被荫者的出身门第高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皇室与贵族，第二类是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第三类是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和勋官。这三类人的子孙的门荫入仕方式和入仕时的官阶高低，都有一定区别。
皇室与贵族子孙，在由门荫入仕时授予的散官官阶最高。封为嗣王、郡王者的子孙，入仕时即授以从四品下官阶。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子孙门荫入仕的官阶为七品至八品。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及勋官子孙，在入仕时的官阶则为从九品。
按唐代规定，通过门荫入仕者还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轮番担任某些杂役，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财。任役或纳资期满，再经过有关部门的简单选拔，才能授予官阶。
通过纳资和任役所获得的官阶，仅是散官，既无俸禄，也没有具体的职掌。要充任职事官，还必须在获得散官官阶两年后，再参加吏部的铨选。如唐德宗时人于谨，因为是“周太师燕文公于谨之后也，始以荫补千牛，调授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于谨就是在门荫入仕授散官后，再经吏部铨选补职事官的。
唐代全盛的玄宗开元年间，除科举考试外的各类预备入仕人数，达到十二万七千余人。而其中通过门荫入仕者，主要包括纳课品子、千牛备身、备身左右、斋郎、诸卫、三卫、亲事、帐内等的数量，共达六万余人，约占入仕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可见门荫入仕在后代官吏选拔制度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吏员入官由吏入官，是唐代补充低级官员的一条重要途径。唐代的吏又称为流外官，是在朝廷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低级职务的人员。他们是介于品官与庶民之间的等级，构成唐代官僚集团的最底层。其法律地位与庶民相差不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流外之职，品秩卑微，诬告反坐，与白丁无异。”但是，虽然吏的地位低下，由于他们是各级政府机构中实际办理公务的人，而且数量庞大，远远超过品官，因此从总体来看，又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吏员中的少数人还可以因资历和才干而升迁入品官的行列，称为入流。
由流外吏员升迁为流内品官，有资历的限制并要通过经史考试。首先是任职资历方面的限制，如唐代前期，令史和书令史“限八考以上入流” ，中书省的御书手，也是“各有年限，依资甄叙”。其次是考试的限制。按唐高宗时的规定，“诸色考满入流人，并兼试一经一史”。也就是说，流外吏员要升迁为品官，还必须通过经史考试，而且通过考试入流的胥吏，也不一定都能授予职事官，也有只授予散官的。唐代吏员每年升迁为流内官的数量很多，唐高宗时的吏部侍郎刘祥道曾说，当时“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可见胥吏在每年入仕者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以至当时“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吏员成为唐代低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辟署辟署，即士大夫因高才重名，由地方长官推荐或直接征召而授予幕僚官职。这种入仕方式在唐代前期十分少见，但是，安史之乱前后，由于地方方镇势力的兴起，方镇辟署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唐代中后期士大夫入仕的重要途径。正如唐德宗时宰相赵憬说，当时“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
唐代方镇幕府官员的来源是十分广泛的，只要有才能即可被征辟。正如宋人刘贡父所说：“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但从官吏选拔这一角度来看，被辟署者又以布衣或已进士及第但尚未释褐者为多，所谓“唐之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所以方镇辟署成为唐代中后期士大夫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对唐后期的政治与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荐举之途的依然通畅，唐代有许多士大夫通过这一途径入仕。唐高宗时曾任黄门侍郎的薛元超，“好汲引寒酸，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张镐才，荐之，释褐衣，拜左拾遗”。唐德宗“建中初，杨炎为宰相，荐沈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这些都是平民因荐举而直接入仕为官的例子。直到唐代后期，荐举入仕的事例仍不乏记载。如唐宪宗时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可见荐举始终是唐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门荫门荫指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员的子孙，因其门第出身而获得官职。这种入仕方式又称为“任子”。
唐代的门荫入仕，按照被荫者的出身门第高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皇室与贵族，第二类是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第三类是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和勋官。这三类人的子孙的门荫入仕方式和入仕时的官阶高低，都有一定区别。
皇室与贵族子孙，在由门荫入仕时授予的散官官阶最高。封为嗣王、郡王者的子孙，入仕时即授以从四品下官阶。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子孙门荫入仕的官阶为七品至八品。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及勋官子孙，在入仕时的官阶则为从九品。
按唐代规定，通过门荫入仕者还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轮番担任某些杂役，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财。任役或纳资期满，再经过有关部门的简单选拔，才能授予官阶。
通过纳资和任役所获得的官阶，仅是散官，既无俸禄，也没有具体的职掌。要充任职事官，还必须在获得散官官阶两年后，再参加吏部的铨选。如唐德宗时人于谨，因为是“周太师燕文公于谨之后也，始以荫补千牛，调授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于谨就是在门荫入仕授散官后，再经吏部铨选补职事官的。
唐代全盛的玄宗开元年间，除科举考试外的各类预备入仕人数，达到十二万七千余人。而其中通过门荫入仕者，主要包括纳课品子、千牛备身、备身左右、斋郎、诸卫、三卫、亲事、帐内等的数量，共达六万余人，约占入仕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可见门荫入仕在后代官吏选拔制度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吏员入官由吏入官，是唐代补充低级官员的一条重要途径。唐代的吏又称为流外官，是在朝廷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低级职务的人员。他们是介于品官与庶民之间的等级，构成唐代官僚集团的最底层。其法律地位与庶民相差不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流外之职，品秩卑微，诬告反坐，与白丁无异。”但是，虽然吏的地位低下，由于他们是各级政府机构中实际办理公务的人，而且数量庞大，远远超过品官，因此从总体来看，又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吏员中的少数人还可以因资历和才干而升迁入品官的行列，称为入流。
由流外吏员升迁为流内品官，有资历的限制并要通过经史考试。首先是任职资历方面的限制，如唐代前期，令史和书令史“限八考以上入流” ，中书省的御书手，也是“各有年限，依资甄叙”。其次是考试的限制。按唐高宗时的规定，“诸色考满入流人，并兼试一经一史”。也就是说，流外吏员要升迁为品官，还必须通过经史考试，而且通过考试入流的胥吏，也不一定都能授予职事官，也有只授予散官的。唐代吏员每年升迁为流内官的数量很多，唐高宗时的吏部侍郎刘祥道曾说，当时“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可见胥吏在每年入仕者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以至当时“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吏员成为唐代低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辟署辟署，即士大夫因高才重名，由地方长官推荐或直接征召而授予幕僚官职。这种入仕方式在唐代前期十分少见，但是，安史之乱前后，由于地方方镇势力的兴起，方镇辟署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唐代中后期士大夫入仕的重要途径。正如唐德宗时宰相赵憬说，当时“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
唐代方镇幕府官员的来源是十分广泛的，只要有才能即可被征辟。正如宋人刘贡父所说：“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但从官吏选拔这一角度来看，被辟署者又以布衣或已进士及第但尚未释褐者为多，所谓“唐之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所以方镇辟署成为唐代中后期士大夫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对唐后期的政治与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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