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吕才傅 奕

　　第一节 吕才

　　蜚声乐坛，博学多能

　　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②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贞观十七年（6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显庆年间（656—66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1200卷，目录12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

　　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①。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姓之说”违背了逻辑规律，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他稽考经典，古代本无五姓之说，诸阴阳书，也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指出乃“近代师巫”的无知妄说，不足为训。最后，他从姓氏起源来考察，指出五姓之说的荒诞不经。在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等八姓，“并是子姓苗裔”。至于其他无不如此。他大量地列举了姓氏，并分别指出它们“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吕才还稽考了《春秋》一书，其中以陈、卫、秦并同“水姓”，齐、郑、宋皆为“火姓”，其姓之来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羽、徵，共相管摄”。他得出结论说：“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辟者也。”吕才详明地叙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后，五姓之说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叙禄命》篇中，吕才首先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在《史记》中记载有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的故事，出于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王充的《论衡》也称“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①《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②《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①《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