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印刷 雕版印刷的盛行

　　五代是中国印刷史上雕版印刷开始盛行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印刷业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由朝廷提倡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刻印书籍活动。例如，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卖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当时，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共用二十余年时间方告完成。这“九经”世称《五代监本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五代时在蜀、南唐、吴越、闽等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如在四川成都，前蜀雕印的贯休《禅月集》，后蜀雕印的增广《唐本草》（《蜀本草》），毋昭裔主持雕印的《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很著名。在杭州，吴越王钱俶曾雕造《宝箧印经》8.4万卷。从湖州天宁寺、杭州雷峰塔和绍兴城关镇等处发现的钱俶印经来看，其中有些经卷，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清晰悦目，纸质洁白，墨色精良，千年如新，说明吴越的印刷品不但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可见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钱俶出资用绢素印的2万幅24种应现观音像，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①。后来如开封、杭州、成都、建康、福州等都发展成重要的出版中心。

　　辽宋夏金时期刻书成风，官、私、坊刻均有很大发展，雕版印刷业趋于鼎盛。两宋时，刻书地点已相当普遍，尤其是开封（今属河南），杭州（今属浙江），成都、眉山（今皆属四川），建宁、建阳、福州（今皆属福建），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都刻印了大量书籍。据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所刻书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道、天算、医药、类书、丛书等，丰富多采，品类齐全。当时最早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工程是在成都开雕，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历时12年才雕印完成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共1076部，5048卷，所雕印板达13万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福州东禅寺刻印《东禅寺大藏》（世称《崇宁藏》或《福藏》）达6434卷。以后刻的福州《毗卢藏》，湖州《圆觉藏》、《资福藏》，平江（今苏州）《碛砂藏》等，也都达五六千卷之多。宋代刻印的几种《道藏》，如《宝文统录》、《大宋天宫宝藏》、《政和万寿宝藏》，也分别有四五千卷。这一系列大型雕印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雕版印刷的能力和雕印技术的成熟。宋代有不少著名刻工，甚至有妇女参加雕版，刻写精细。宋版书多由善书者书写上版，字体常用名家书体，且纸墨精良，装帧版式美观大方，素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代印刷中心是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所刻《辽藏》和僧人行均的字书《龙龛手镜》都很著名。辽代约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1031），雕成全部木板《大藏经》，世称《辽藏》或《契丹藏》。这是辽代最大的雕印工程。《辽藏》系据宋藏翻刻，并赠送了5部给高丽。后来高丽显宗王询又曾据《辽藏》和《开宝藏》刻成《高丽藏》。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贵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钱造经一藏，“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苏枋为函”①。这是一部用高丽纸墨印造，上好材料装裱，白檀木做轴的卷轴本佛经，其中以糯米胶调墨印书，色泽极好，是辽代印工的一项创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有辽代刻经、辽版书籍和彩色佛像等，印刷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八年（990）燕京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1卷。这些发现是研究辽代印刷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辽代还有一些汉文书的契丹文译本，但现尚不知是否有契丹文印本。

　　金代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其印刷中心主要在中都（今北京）和平水（今山西临汾）。所印书籍有经、史、文集、科技书、医药书、释藏、道藏等。金代监本书和有些坊刻书，刻印精良，可与宋版书相媲美，说明金代的印刷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金代最大的雕印工程是释藏《赵城藏》。据研究，《赵城藏》主要是据宋《开宝藏》翻刻，当有7000余卷，现存近4500卷，其中有不少是其他藏经所未收的。另一项可与之相比的是道藏《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要比《政和万寿道藏》多近1000卷，可说是最完备的一部《道藏经》。此外，金代还刻印有多种汉文书的女真文译本，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何种传留至今。

　　西夏也很重视印刷业，印刷中心在其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官、私刻书为数不少。据文献记载，最大的印书工程当属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否刻印全藏已难详考。西夏刻书除佛经外，还有用西夏文创作的语文、法律、诗歌、谚语、医术、历书，以及由汉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小说、兵书、医书等等。

　　除印制书籍外，两宋时期印造纸币和茶盐钞引等，是雕版印刷术的又一重要用途。当时所印交子、会子绘有人物图样，北宋徽宗时还特别铸造六颗印记，并饰以花纹图案，以便印行彩色纸币，南宋孝宗时又采用铜版印造会子，这些都为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两宋时期，虽然雕版印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印刷方法费工费时，一套书版只能印一种书，而保存书板又要占用很大空间，因此其缺欠和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自有改革的必要。于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印刷技术又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①关于毕昇的生平事迹，迄今尚未找到更多的确切资料。有些涉及印刷史的论著，根据沈括所说“布衣毕昇”，推测他是出身平民的雕版良匠或雕版刻字工，恐怕不妥。“布衣”一般指平民百姓，特别是未做高官的读书人。毕昇无疑是位平民，但他当是生活在北宋仁宗时的一位对刻印书籍有兴趣并很熟悉雕版印刷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不大可能是有些文化的普通工匠。他看到了当时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缺欠，因而致力于研究一种节省人工物料且效率较高的新的印刷方法。起初，他试制出木活字，由雕刻木版到制作木活字，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却没有成功。后来，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发明了相当成熟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另外，沈括《梦溪笔谈》卷20还提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位老锻工毕升。从生活年代和称呼来看，“布衣毕昇”和“老锻工毕升”，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沈括关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述是非常具体翔实的，其中包括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版、活字存放、检索、补刻冷僻字等完整的活字印刷工序，以及活字印刷的优点及其适宜于大量印制的情况。从沈括的记述看，毫无疑问，毕昇用他创制的胶泥活字印过书，但遗憾的是史缺有间，现在还难以说出他究竟印制过何种书籍。

　　毕昇之后，特别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活字印刷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例如，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修复过程中，曾发现北宋崇宁二年（1103）前后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不少专家以其中“杂色金刚”的“色”字倒置等为据，推断此《无量寿经》为北宋泥活字印本①。果真如此，则这一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不过，有些学者对此还存有疑义。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1989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①，及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城西佛塔遗址发现的《维摩诘所说经》5卷（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①，都是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刊行年代应为12世纪中叶，不迟于13世纪初。南宋绍熙四年（1193），时任观文殿学士兼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周必大，在给友人程元成的信札中写道：“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续纳。”①周必大运用沈括所记毕昇活字印刷术，印制《玉堂杂记》，这是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泥活字印本。其中铜板比铁板传热性能好，以之代替铁板，是对泥活字印刷术的改进。

　　这一时期木活字印刷术也有所发展。毕昇曾试制木活字，但因沾水变形和不易拆版而改用泥活字。如果选用适当木料和改变拼版方式，这两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当时一些工匠按照毕昇的技术思想从事木活字实验，并取得了成功。清代以来藏书目录中著录了七八种宋活字本书籍。其中如缪荃孙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刊范祖禹《帝学》，清宫天禄琳琅阁旧藏宋刊《毛诗》等，多认为是宋代木活字本，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定论。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印本9册，有些汉文数字倒置，经专家鉴定，其刊印于12世纪下半叶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相当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为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木活字本②。从其木活字技术和印本装订方式看，显然受到中原的影响。此外如西夏黑水城佛塔发现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集文》（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卷尾发愿文汉译文有“字活新印者陈集金”，灵武县发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现藏日本京都大学）题记汉译文有“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该书卷40（现藏北京图书馆）题记汉译文有“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等③。在西夏文中，“字活”、“碎字”的意思都是汉文中的“活字”，“选字”则为拣字和排字。据研究，这些西夏文文献以及俄藏西夏文《德行集》等，都是木活字印本。西夏的木活字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刊印工作也大多是由党项族工匠和汉族工匠共同完成的。然而在两宋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更多记载。到了元代，著名科学家王祯才在《农书》中对于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有所创新。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16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大约也是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经由新疆传入波斯，后来又经过蒙古军西征等不同途径传入欧洲。在这种经济、方便，尤其适用于拼音文字的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下，德国谷腾堡于1455年前后发明了用铅、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和其他印刷设备，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印行的书籍，又在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谷腾堡的发明已比毕昇晚了400多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①杨万里：《诚斋集》。

　　①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①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0，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金柏东：《温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经残页介绍》，《文物》1987年第5期。

　　①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

　　②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③周必大：《周益文忠集》卷198《与程元成给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