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
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
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
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
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
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①，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或“官为雇人代役”②。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①。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②。
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
②《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4至44。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3、6、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
①《宋史·食货志》下八。
②《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6《米铺》。
①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
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
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
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
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
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①，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或“官为雇人代役”②。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①。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②。
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
②《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4至44。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3、6、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
①《宋史·食货志》下八。
②《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6《米铺》。
①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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