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

　　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60）二月，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10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66），除录取进士6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6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11人、诸科1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③。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1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60人中选取1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共127人。唐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④，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①。

　　开宝八年，除任命王祐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首的进士36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首，而以王式为第四，首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本年首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首”，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首名为“状元”。

　　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1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0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00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00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首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②。景德四年（100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1011）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10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066），“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祐四年（10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③。

　　 熙宁科举改革以后

　　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①。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①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

　　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①。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1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腐败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②，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首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发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1131），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首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③，遂成惯例。

　　

　　③《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纪》。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①《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

　　②《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

　　①《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②《宋史》卷157《选举志》三。

　　③《宋史》卷1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