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后周太祖世宗
第一节 后周太祖郭威
辅弼刘知远
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①。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①，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 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②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③。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①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
邺都起兵
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①。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①。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②。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俯遵承，夙夜忧愧”③。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
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①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②。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③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②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③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岁。
第二节 世宗柴荣
追随郭威
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
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①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②。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①。“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② 振兴百业
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③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①，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②。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③。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④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6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
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①。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14州60县土地，并付犒军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麦20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0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岁。这样，他想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①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③《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②《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③《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①《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①《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③《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
②《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③《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④《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第一节 后周太祖郭威
辅弼刘知远
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①。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①，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 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②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③。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①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
邺都起兵
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①。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①。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②。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俯遵承，夙夜忧愧”③。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
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①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②。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③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②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③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岁。
第二节 世宗柴荣
追随郭威
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
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①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②。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①。“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② 振兴百业
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③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①，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②。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③。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④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6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
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①。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14州60县土地，并付犒军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麦20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0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岁。这样，他想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①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③《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②《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③《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①《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①《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③《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
②《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③《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④《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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