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吕公著
第一节 司马光
孜孜求学，手不释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
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
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 吕公著
重臣家世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0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①父亲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发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①。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②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
《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0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
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0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①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
开启吕学
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人，凡七世。①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②。这对吕学形成、发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①50000528_1553_0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②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①《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①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①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②《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③《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④《续资治通鉴》卷61。
①《续资治通鉴》卷78。
①《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第一节 司马光
孜孜求学，手不释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
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
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 吕公著
重臣家世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0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①父亲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发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①。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②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
《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0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
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0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①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
开启吕学
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人，凡七世。①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②。这对吕学形成、发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①50000528_1553_0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②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①《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①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①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②《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③《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④《续资治通鉴》卷61。
①《续资治通鉴》卷78。
①《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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