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

第四十二章邵雍张载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四十二章 邵雍张载

  第一节 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

  《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①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

  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①。

  仁宗康定元年(1040),邵雍30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

  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

  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卒,终年67岁。

   《皇极经世》

  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①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②50000528_1618_1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③50000528_1618_2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①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②。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

  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①。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②,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④。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50000528_1621_0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 张载

  张载(1020—1078)①,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

  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② 少年喜言兵

  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发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①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②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③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④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⑤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⑥50000528_1624_5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①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

  嘉祐二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②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③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④50000528_1626_3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⑤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①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①。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②。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

  

  ①《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观物外篇》。

  ②《观物内篇》。

  ①《观物内篇》。

  ②《观物外篇》。

  ③《观物外篇》。

  ④《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①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077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077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078年。

  ①《程氏遗书》卷2上。

  ②《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③《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杨龟山集》卷5。

  ⑤《程氏外书》卷11。

  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

  ②《经学理窟·义理》。

  ③《张子语录·语录中》。

  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载《程氏文集》卷3。

  ①《易说·说卦》。

  ②《经学理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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