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 第一节蒙古文资料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资料

  第一节 蒙古文资料

  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

  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 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Kökö-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①。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①。《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nggol-un Ni’uфaTobбá’an,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Cinggis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1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①。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1866(俄)П.Кафароб:Старинноемонгол ь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un Niuca Tobca’an拉丁字音写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Geschiehte der Mong-olen德文译注本* 1941(俄)C.A.Козин:Сокровенноесказание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1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un Nihucha To-bchiyan近代蒙文译本* 1949(法)P.Pelliot:HistoireSecrete des Mongn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 1949(土)Ahmed Temir:Mongllarin Gizli Tarihi土耳其语译本1950(伊朗):Tarikh-isirri-ye moghulan波斯文译本(据Pelliot法译)

  1951(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1955(捷)P.Poucha:TajnaKronika mongolu捷克语译本1956(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nsuren)

  1957(蒙)Ц.Дамдинсурзн:Монголыннууц тобЧоо新蒙文译本(1976年再版改订)

  1960-61(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

  1962(匈)L.Lige■A Mongolok Titkos Törtenete匈牙利文译注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nd other Pieces英文译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

  1971(匈)L.Ligeti: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拉丁字音写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theMongds英文译注本* 1972(澳)I.de Rachewitz:Index to theSecret Hisr-tory of the Mon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1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

  1981(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 History of theMongols英文译本* 1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1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1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71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numenta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Ⅰ,13和1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

  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Квадратна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1971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numentsenecriture 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12件①,牌子4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件,牌符4件,书籍残页2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②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1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1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①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1978年。

  ①其中,1305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 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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