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①。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②，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③。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④。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
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
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发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发”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①。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w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②。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①。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发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②。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③。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沸腾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④。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①。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
平定西北边境
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②。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①。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②。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①。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②。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②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⑤。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⑥，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⑦。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②。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①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②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③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④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缅国传》。
②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①《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②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
③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④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①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
①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②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①《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②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②《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③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⑥《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⑦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①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①。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②，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③。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④。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
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
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发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发”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①。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w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②。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①。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发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②。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③。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沸腾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④。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①。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
平定西北边境
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②。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①。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②。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①。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②。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②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⑤。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⑥，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⑦。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②。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①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②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③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④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缅国传》。
②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①《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②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
③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④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①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
①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②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①《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②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②《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③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⑥《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⑦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①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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