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 学

　　《元朝秘史》的修撰

　　《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 Nihucha Tobchiyan，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

　　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

　　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卷，著《论》10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0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

　　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①。

　　

　　①《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①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