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业与市镇
第一节 商业
元代的商业发展与商品流通客观上具备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纸币正式作为法偿币，与白银等一起通行全国，赋税政策又规定，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钞币和白银，耕织之家普遍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向来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这在元廷的一些相关举措中便有明显反映，譬如，以输税为条件，贵族官僚经商不存在任何限制。蒙古贵族还直接利用斡脱放债营利②，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运营①。对外贸易，陆道早已通畅无阻，对海外各国，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姿态，积极招徕，后来又实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时还给以较一般贷款轻四分之三的优惠作资本），选人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作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门不得“差占”，他们的“家小”，亦享有“除免杂役”的优遇；②贸易政策较之前代更显得宽松，对进口货物一般只实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实行统制的“禁榷”政策条文。商税税率除一般能以传统的三十分之一为基本标准外，又采取“重利诱商贾”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税税率压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税”③。在元廷的促动下，各级政府也注意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
上述有利条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面貌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粮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两淮地区在丰收之年往往以“羡余”“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④；北方地区常年依赖江浙、湖广等地的粮食供应，每年通过大运河及海道北上的粮米达五百万石左右，这些漕粮主要供应大都地区的统治者、士兵和官手工业工匠的消费，并不时赈济北方牧区，居民日用粮则大量依靠南商贩运，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①。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粮食，除由政府调运补给外，同时实行和籴，由商人组织贩运。在大统一的国度内，“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业生产盛况空前，其中，马匹多由政府以“和买”、“拘刷”等形式强购强征，民间则普遍“私下其直卖之”（《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羊是另一大宗畜产品，“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②，于是，皮类及毛纺织等行业得到长足进步，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用畜产品为原料，可生产毡毯品种达六七十个，产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进入国内、国外市场③。棉布与瓷器是元代商品构成中发展势头强劲的品种。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从事该业的民户达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④，“商贩于此，服被渐广”⑤。元代瓷器质优量大，仅景德镇一地就拥有民窑三百多座，年产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件，“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区对品种和特订产品的需求，瓷器从产地流向不同地区⑥，同时又是一项外销的大宗产品。农业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业原料种植承前代而不衰，经济价值亦较可观，据《农书》记载，楮树（其皮为造纸原料）“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以遍，岁收绢百匹”；柞树“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经营漆树的民户，有的“资至巨万”。江浙之间广种柑树，“利亦殊博”；两广、福建和四川盛产荔枝，其中福建所产列为上品，“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陆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竹货是河南卫、辉、怀、孟一带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义任意砍伐、拘卖，“又致南北竹货不通”，卢世荣执政后，“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这项普通产品已成为区域性交易的重要商品①。
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②。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超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发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陆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发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①。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②，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发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⑥，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⑦。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发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超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①。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发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①。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
①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②斡脱（突阙语ortaq）意为“同僚”、“伙伴”，是进行东西长途贩运而结成商帮 的西域商人的自称，后来，蒙古贵族即称他们为斡脱。详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① 1252年，大蒙古国设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所。
②《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③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④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围田》。
①《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构滞车船》。
②王祯：《农书》卷五《农桑通诀》五《畜养篇》十四《养羊类》。
③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
⑤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⑥蒋祈：《陶纪略》。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②《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①《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②《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③《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⑤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⑦《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①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①《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
第一节 商业
元代的商业发展与商品流通客观上具备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纸币正式作为法偿币，与白银等一起通行全国，赋税政策又规定，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钞币和白银，耕织之家普遍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向来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这在元廷的一些相关举措中便有明显反映，譬如，以输税为条件，贵族官僚经商不存在任何限制。蒙古贵族还直接利用斡脱放债营利②，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运营①。对外贸易，陆道早已通畅无阻，对海外各国，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姿态，积极招徕，后来又实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时还给以较一般贷款轻四分之三的优惠作资本），选人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作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门不得“差占”，他们的“家小”，亦享有“除免杂役”的优遇；②贸易政策较之前代更显得宽松，对进口货物一般只实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实行统制的“禁榷”政策条文。商税税率除一般能以传统的三十分之一为基本标准外，又采取“重利诱商贾”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税税率压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税”③。在元廷的促动下，各级政府也注意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
上述有利条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面貌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粮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两淮地区在丰收之年往往以“羡余”“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④；北方地区常年依赖江浙、湖广等地的粮食供应，每年通过大运河及海道北上的粮米达五百万石左右，这些漕粮主要供应大都地区的统治者、士兵和官手工业工匠的消费，并不时赈济北方牧区，居民日用粮则大量依靠南商贩运，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①。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粮食，除由政府调运补给外，同时实行和籴，由商人组织贩运。在大统一的国度内，“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业生产盛况空前，其中，马匹多由政府以“和买”、“拘刷”等形式强购强征，民间则普遍“私下其直卖之”（《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羊是另一大宗畜产品，“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②，于是，皮类及毛纺织等行业得到长足进步，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用畜产品为原料，可生产毡毯品种达六七十个，产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进入国内、国外市场③。棉布与瓷器是元代商品构成中发展势头强劲的品种。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从事该业的民户达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④，“商贩于此，服被渐广”⑤。元代瓷器质优量大，仅景德镇一地就拥有民窑三百多座，年产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件，“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区对品种和特订产品的需求，瓷器从产地流向不同地区⑥，同时又是一项外销的大宗产品。农业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业原料种植承前代而不衰，经济价值亦较可观，据《农书》记载，楮树（其皮为造纸原料）“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以遍，岁收绢百匹”；柞树“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经营漆树的民户，有的“资至巨万”。江浙之间广种柑树，“利亦殊博”；两广、福建和四川盛产荔枝，其中福建所产列为上品，“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陆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竹货是河南卫、辉、怀、孟一带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义任意砍伐、拘卖，“又致南北竹货不通”，卢世荣执政后，“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这项普通产品已成为区域性交易的重要商品①。
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②。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超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发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陆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发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①。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②，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发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⑥，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⑦。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发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超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①。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发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①。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
①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②斡脱（突阙语ortaq）意为“同僚”、“伙伴”，是进行东西长途贩运而结成商帮 的西域商人的自称，后来，蒙古贵族即称他们为斡脱。详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① 1252年，大蒙古国设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所。
②《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③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④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围田》。
①《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构滞车船》。
②王祯：《农书》卷五《农桑通诀》五《畜养篇》十四《养羊类》。
③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
⑤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⑥蒋祈：《陶纪略》。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②《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①《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②《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③《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⑤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⑦《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①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①《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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