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中古时代·元时期(下册)

第六节 姚枢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六节 姚枢

  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0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①。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②,见赵复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①。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

  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0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7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

  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

  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

  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发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①,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②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

  

  ①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0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发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

  ②《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①《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①《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

  ①《元史》卷二○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

  ②《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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